袁氏当国

loong

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袁世凯算是一个悲剧人物。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

1901年，42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宰相当国，权倾一时。此后的7年间，军事上，由其袁氏小站发展起来的北洋六镇（师）逐渐成为中国国防军的主力；政治上，袁作为立宪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各省谘议局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
1908年，49岁的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几遭不测。

1911年，52岁应诏回京。武昌起义后被授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12月29日，各省都督代表大会集会南京，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即电袁，随时让位。

简而言之，自武昌起义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袁氏有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黄兴，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非有袁参加不可。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进份子外，全国也人同此心；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另立法统，而不受革命党人制约。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孙文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其后的四年，便是袁氏当国。

袁本计划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为总统。但未能如愿，只好接受革命党推选的大位。对于做总统的法律依据（《临时约法》），暂时不敢提出异议，但对定都南京，他就要想方设法推宕了。

孙之让袁，本非得以。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控制之，则是一厢情愿了。不但袁不肯做虚君，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

民国二年发生的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而来的反袁内战（二次革命），是中国近代史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历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随之而来的便是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家就全军覆没，国民党被扫地出门。早期梦想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试验，以全盘失败告终。袁本对共和政体有成见，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做他的皇帝梦去了。从“养敌自重”到“蓄势观望”再到“袁孙决裂”，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

我国历朝盛世，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在我国历史上，往往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孙中山后来毁党造党，做个绝对权力的党魁，和袁氏做皇帝没有什么两样。

袁氏虽早有称帝的野心，但从总统回溯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封建老一套。如废除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回复清制的都察院（平政院）整肃官吏；恢复御史台（肃政厅）弹劾违纪官员；同时，对海陆两军军制、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顿。

客观的说，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其为人，虽乏远大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甚多，然并不沉湎酒色。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在中国政治史上，统治者“身兼将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国体、代议政府搞不下去，于是袁氏就搞个人独裁，“予不得已也。”

对“二十一条要求”，在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则绝不能让。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要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在拖了四个月后，袁氏接受的“二十一条”尽管丧权辱国，但和原件相比，已是霄壤之别。袁在国务会议上也痛心疾首，“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但袁氏口沫未干，便把自己的发愤之言忘得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作，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更无耻了。“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次年3月22日，袁氏撤销帝制，回复共和。6月6日，袁世凯病死，虚龄58岁。

“有智不如乘势”。袁世凯的悲剧，是他卷入了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行，博得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中国能否采取美国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不是单纯的哲学上的知行问题。看看近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
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二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国家，这是个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