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他也写春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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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崛起、兴盛和持续的热潮，无疑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现象。文学应当怎样反映时代，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堪称感应的神经，它保持着与时代的密切联系，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沸腾生活作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并把改革开放的精神贯注到题材选择、主题和人物的开掘之中，处处洋溢着时代的精神。报告文学要表现时代，表现改革开放，就要大力塑造当代开拓者形象。认识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需要，评估大量陌生的新生事物，也是人们的需要。银波的报告文学《金凤振翅飞》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西凤酒厂一批企业家，他们是如何乘改革的东风，艰苦创业，历经坎坷，改变了企业的面貌。作者满怀激情，为这些改革者人物画像立传，倾诉了他们创业时的辛酸苦辣，奋进中的喜怒哀乐，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创业歌。

作品着力塑造了西凤酒厂厂长、企业带头人何长庚的形象。何长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父母亲忠厚、老实、勤劳、吃苦的遗传基因，曾有“要立志做一个能学在人前走在人前长大以后有出息的人”。然而，在那个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特殊的年代，他梦寐以求的憧憬终告破灭。他17岁那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有幸当兵入伍，走进了军营。当兵10个月后，他即被入党提干，走上了人生是征途。人有喜事精神爽，何长庚在“而立之年”，上了专门培训企业管理干部的大学，两年后毕业回厂，被任命西凤酒厂副厂长……

纪实文学贵在真实。该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性。书中笔触的人物、事件，乃至时间、地点和每一个细节，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读性强。何长庚是银波笔下的主人公，他深知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便亲自抓企业质量管理。立时，重质量的意识和行动在全厂职工中蔚然成风。何长庚一班人大都是军转干部：厂内168名正式管理干部中，91名是军转干部；81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中，50名是军转干部；7名领导班子成员中，5名是军转干部和复员军人；3100多名工人中，400多名是复转军人。一个几乎全是当兵的当领导的工厂的领导班子，他们无形中对当兵的有一种偏爱，所以对军转干部的安置、使用都有着一整套的办法。

企业家是人类经济发展中一种极其宝贵而又稀缺的资源。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不同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特殊生产要素。事实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能不能起飞，起飞的高度如何，持续时间多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造就一大批职业企业家队伍。企业家是经济管理人才，他们的用武之地在市场不在官场。而决定企业家献身于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是赋予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绝非行政职务。

最后，这篇文章写到：“从法国巴黎，从北京首都，接连传来了三个喜讯：一是西凤酒荣获第15届巴黎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二是西凤酒荣获首届巴黎国际优展名酒评会特别金奖，三是西凤酒厂厂长何长庚荣获发展中国名酒特别功臣奖。”

在任何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那些作为领头的企业家无疑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劳动和心血，经历更多的挫折和磨难，因而也较之他人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如若我们的文学作品将他们写成单枪匹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那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在银波的笔下，不仅塑造了一个何长庚，而且还塑造了赵晓辉、刘孝文、王明科、邓启宝、岳德元和苏列彦一批何长庚式的人物，使我们看到了这一英雄群像。

西府古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祥地。银波从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对于当地的民风、民俗、民情有着较多的了解。他出身农家，饱含质朴，以后他在伞兵部队从戎，又锻炼了达观稳练的军人气质。所以，当写及西凤酒厂的这批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时，他的写人行文，就几近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文章的“尾声”更撞击起火花，跌宕而有势——

哦，我们看到了，看到了西府的金凤，展翅高飞起来：一只只，一队队，一群群……那只凤，飞得最为熟练最为稳健，飞在了最前面最前面，他便是头凤何长庚。

哦，我们看到了，那每一队飞凤里都有头凤，他们都飞翔在这些飞凤队伍的前面，飞得都很娴熟，都很矫健。他们分别是赵晓辉、刘孝文、王明科、邓启宝、岳德元和苏列彦。

哦，我们看到了，那3000多只凤凰，在头凤何长庚的带领下，借助着改革的春风，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西府的上空，飞向西府的天际，飞向七大洲八大洋各个角落……

这里，我们仅仅摘录了原文“尾声”中的几句，无非是想用来说明：复迭咏叹也是抒发情感的一种好办法。复迭是由于抒情的需要，它层层递进，直把情感步步推向高峰。在这一点上，银波掌握得恰倒好处。

对于报告文学，词书上是这样讲的：形象、及时、迅速地表现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带有新闻报道和政治性质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是近代社会急剧变化和新闻事业迅速发展的产物。报告文学常以主题为线索，作者可以对事件、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抒发自己的感情，显示报告文学的政治性特征。银波还有两篇悼念性的报告文学：《巨笔·雄才·伟人——怀念作家杜鹏程》、《为攀登文学的峰巅——路遥哀思篇》，它们堪称银波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其特点一是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新人新事，歌颂主人公的优秀事迹，品格、意志、精神名言，二是能直叙胸臆，使爱憎等情绪溢于言表。它们在艺术形式上夹叙夹议，将艺术和议论相结合。其歌颂、批判、抒情、议论既可独立出现，又可相互搀和，力求精致、形象、深邃，富于文学色彩。这两篇报告文学和一般的悼念文章异曲同工，它们都充满了对逝者的真情。杜鹏程先生可以说是走从记者到作家第一人，即使他当了专业作家之后，仍然与新闻事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平易谦和，1947年开始作陆军记者，经历过延安保卫战，动手写《保卫延安》开始是按报告文学体裁写的，写出时尽是现象罗列，难于体现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的全貌，他对此很不满意。从此，他又下决心小改40次，大改4次，历经四年，九易其稿，从1953年专程到北京修改作品，1954年终于完成了他的成名之作——革命军事题材的长篇文学巨著《保卫延安》，该书得稿费96000元，他把85000元交了党费、捐献给国家，其余的稿费买成书，向亲朋好友们赠送。继创作了讴歌人民战争生活的英雄史诗《保卫延安》之后，他回到陕西作家协会，一连十几年，长期深入建设工地，参加过鹰厦铁路、长江大桥及宝成铁路的建设，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和《平凡的女人》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人物的作品，塑造了各式各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先进典型人物形象。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坛，杜鹏程是一颗巨星，这就是银波写这篇悼念文章的旨意。

路遥原籍陕北清涧县，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道的贫寒，志向的远大，使路遥走向了从事文学事业这一“愚人”的营生。在黄土地上长大的路遥，他有的是意志和精力，他要以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柳青、杜鹏程为榜样，走自己的路，攀登自己的高峰。记录路遥创作实践的是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部6万字的随笔是路遥思想的提炼，是他创作情感的真实流露。该文中有一段记录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细节：为了准备资料和背景材料，他曾在图书馆里“猫”了一年时间，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以致于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在动手创作的时候，他为了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背着行囊来到陕北的一家小煤矿招待所。当时，煤矿放了春节假，简陋的招待所里只有他一个客人。他一边啃着难咽的干馍，一边还要抵抗上下飞蹿的耗子们……我们读罢此文，也曾做过一些假想，在那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边是爆竹声声，万家团圆，一边是鼠语窃窃，形影孤单……无怪乎，人们都说，作家是特殊的人，路遥更是特殊的人。正因为银波曾经和路遥这位“特殊的人”同室办公多年，对他无比熟悉，所以就不能不写回忆他的文了。

在《为攀登文学的峰巅——路遥哀思篇》中，作者是那样的怀念路遥，我们以为这是由于他的真实善良和纯洁朴素，也还有他的天真浪漫和理想主义。浪漫的理想会让人感到作为一个人的高贵，以清洁的精神显示出人的交往，从小说组审稿、困境中去留、结婚以及刊发作品等等，这部使人感到路遥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高远，他是位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作家，对写作的执著追求、行政管理工作的魄力以及他对新知识的忘情获取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路遥是一位强者，对朋友，他是怀着真诚对待的，但朋友做错了事，他也不留情面的批评或训斥。对于一个人的怀念，是因为那个人和我们总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路遥曾热情而真诚地帮助过银波，尤其是扶植了他的文学创作，“连续三年，均由路遥签署意见，连发我的三篇儿童文学……路遥当是为我铺设文学基石的主要帮助者之一。”看，这就叫感恩。当然，对于作家来说，他们最大的感恩莫过于文字的描述，银波正是这样做的。

对于追求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和恭喜那的人来说，其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壮志未酬身先去。路遥的作品，从《人生》到《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到《平凡的世界》，他所描写的整整一代人、两代人和几代人的命运，都全方位地刻画整个社会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历史变迁、人际关系变化，不同人物对命运的抗争过程和酸甜苦辣的心理历程。路遥倾其毕生的精力为文学事业做奉献，这种精神令人仰慕。对“英年早逝”的路遥，才只有42岁，一个刚刚走向成熟的作家，正处于生命和才能的金秋季节，正是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的时候，但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其所有蕴积的智慧、才华毁于一旦。诗人杜甫《蜀相》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英年早逝对个人和家庭固然是悲剧，对国家和社会尤其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哀思篇”文首的声声激问、气势磅礴的内容和结尾的复迭咏叹、强烈呼告，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泪，无声的泪；泪，伤心的泪；泪，悲哀的泪。抬起头来，满天都是泪雨，泪的雨。”泪雨，迷蒙了我的眼睛。这全是作者心中涌出的泪。“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这是作者对于路遥一生的总结。

前些年，文坛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一大批以企业或企业家为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纷纷问世，不但时见于报纸、刊物，而且不断有作品集或长篇作品出版。企业报告文学的数量之巨，生产力之旺盛，在文艺界之盛况，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报告文学，根源在于它的创作和发表往往依赖企业的资助。企业家自主的目的在于替自己做“文明广告”，或为企业家树碑立传。创业者的创作活动既依赖于人，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冲淡了自己心灵中的艺术真诚感，削弱报告的公正感和正直感，自然泛起一种替人“鼓吹”的雇佣意识，自然很难写出“上乘之作”。当然，以歌颂新社会，鞭挞丑恶现象为主要职能的样式外，但绝大多数作品，还是扩展了报告文学触及的范围，应运而生的报告文学，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扩展势在必然。在这一时期，银波出版了《三秦壮歌》、《黄河之魂》、《渭南三朵金花》、《才从伞兵大院归》等30多部报告文学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银波主编并出版了40多部报告文学集。与他人不同的是，他一方面宣传企业写企业，另一方面则宣传书画家写书画家，组织他们从事少儿文艺教育事业和支持希望工程，这也是银波在这个时期工作的重要内容。至今，在陕西所有有点名望的书画艺术家当中，他们没有不知道袁银波的。

《挚友·向导——与屈应超交往琐记》这篇传记文学，是银波同屈应超长期交往的真实纪实。屈应超是位著名书法家，他1945年8月生于陕西蓝田，历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陕西省教委副主任、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现为陕西省教育厅巡视员，研究员职称。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教育书法研究会会长、省老年书画学会副理事长、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艺术顾问。近几年，他在中央、地方报刊上发表书作2000余幅，为《华商报》、《陕西教育》、《陕西年鉴》等报刊和书籍题名，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书法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风格不雕不镂，天真洒脱，气韵奔放淡逸，用笔方圆互补，自然通神，质朴格高。银波这篇“交往琐记”，是以形象化的笔法记叙真实人物的事迹、品德的叙事型作品，故而作者的主观抒发、议论过甚，会伤害传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它又并非被动地记录主体与客体、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也并非主仆关系。于是，怎样极大地尊重客体，又不淹滞主体的分析能力和思想光彩，便常常成为传记作家的两难境遇。故此，传记家不但要有作家的手眼，而且要有学者的涵养，银波这两者兼而有之，因而才写出了《挚友·向导》这样的好纪实文学。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许多珍贵的记忆，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磨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深入，这些逝去的往事反而会更鲜明地浮现在眼前。银波依据翔实的资料，以娴熟的技巧、细腻的笔法和鲜活的文字，并以时间发展进程为序，如实地记述了自己和传主30年交往的岁月，从1976年10月在《陕西日报》编辑室的交谈，到1977年5月“文革”后工作方向的谈论，再到1978年6月在《陕西教育》杂志社、1979年3月在环城公园的交谈，直至1981年6月第二次在《陕西教育》谈作品。1985年，屈应超提升为副厅长后，又与银波谈他的交友原则。而到了1995年、1997年，他们又两次交谈，关系进一步密切，友谊进一步增进。

这些普通的交谈，将言谈干练、待人接物客气、气宇不凡、没有官气、活脱脱一副文人模样的“副厅级”官员屈应超的形象，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屈厅长和银波在一起平静地探讨人生，相互嘱托，作者以一些细节描写，展开了他们众多的论题。这篇交往琐记，作者用朴实无华、流利畅通的笔触，使之情真意切，相当感人；作者文中所组织的情节，浑然自成，扣人心弦，毫无矫揉造作之嫌；作者所撷取的细节，娓娓动听，使读者如临其境。正因为作者所写的是他自己和他最熟悉的人，具有常年的情感积累和爱憎库存，所爱者深，所憎者切，意到笔随，真实动人。

银波的这篇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还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上层人物以及他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看到了这类高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应该说，人物传记是银波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新的表述文体，即新闻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在传导新闻时揉进有一定比重的文学色彩，拥有比写上层人物更多的自由度，写来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时而如与人聊天，侃侃而谈，毫无掩饰地喜之乐之，为主人公所取得成绩而兴奋、而骄傲。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作者的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和收获期，他取得了可喜的丰收，当时，屈应超鼓励他：“陕西的老作家包括青年作家，从事童话写作的人很少。你这篇《圆圆“国王”》写得不错，你就沿着这条路好好地走吧！”这次谈话，鼓励银波多年来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创作了一个个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形象，使他在儿童文学的大树上结出了累累的硕果。

他们这里的谈话，体现了由共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平等、信任、支持的关系，它应是无私、纯洁、高尚的关系。这里没有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动辄训人的情景，给人有环境的宽松、气氛的融洽和态度的温和之感。

屈应超是位教育家，更是书法大家。他的字，既讲法度又不拘泥，既自由又不狂怪，结体、点画既富有美感又显得有气势。他把传统书法的功力和抒发性情的创造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字，笔墨洒脱，满纸苍茫，悬壁而观，有一股清豪之气溢出字面，荡人心胸！《华商报》的报头即他所题，写得漂亮极了。
《挚友·向导》的最后一部分只谈书法，只听屈应超讲心得——

“搞书法，我认为有四大好处，一曰养德，二曰益智，三曰健体，四曰娱情。”他接着说，“搞书法和搞别的艺术一样，一贵有恒，即恒爱，恒练，恒进。我6岁学书，迄今50余年了，方悟出四个字‘久务必精’；二贵有基，即以楷为基，基础夯实。行草不离楷书，无楷书基础，不会走，就想跑，就想飞，难成大器；三贵求精，即精细、精到、精益求精。我以前不是向你讲过写小楷吗？写小楷既讲腕法，又讲指法，讲提按，讲劲健，讲气息。我在美院工作时，每天坚持写小楷，除了练静气，除俗气而外，主要是力求精到。搞书法和搞文学一样，不在其多，而在其精。”

我们很欣赏银波这里提及的屈应超这些关于书法的论述，它对自己的书法艺术天地进行了科学的、学术的、艺术的以至情感的多重形式的扫描，熔欣赏评述于一炉，铸臆想判定于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宗师的书法世界，一派生机盎然，充满意味与气韵。

银波《挚友·向导——与屈应超交往琐记》在“引言”中即开宗明义：“人生难得一知己。”就完美意义上的友情而言，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神韵，芸芸中众生，不能也不必用这个尺码来度量。作家卞毓方讲：“朋友是一种缘分，也是滋养生命绿洲的福分。”屈应超解释说：“所谓知己，就是两人能够相互校正人生航向，即不论谁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够相互戒勉，去追求人生和事业的至善至美。有了这样的心境，自然就少了世俗的忌讳，多了直面人生的勇气。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责任。话语那么直白，又那么精辟入理，人品文品，照人心扉。

报告文学《一束美丽的爱情花——一对新时代青年纯真的爱情故事》诞生较早，可以说是银波初涉报告文学领域的成名之作。这则报告文学，取材于扶风县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农村所发生的故事。作品通过张智虎、孙凤莲等一组鲜灵活泼男女群像的塑造，并围绕他们的生存竞争，婚恋波折，客观真实再现了在改革大潮冲击下，当代农村青年的生活状况、人生思索以及对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18周岁的少女孙凤莲，聪明质朴，心地善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靠姑姑搭桥相亲，其时，她见对方“高挑挑的个头，黑油油的乌发，大而有神的眼睛，白皙红润的脸皮……”虽被异性吸引，称心如意订了亲，但恋爱是个比较复杂的感情问题，还存在有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这样一种现实。孙凤莲进了公社纸炮厂，在社办企业当工人，张智虎是修理地球的平头百姓……工作上的变化，条件上的升级，“担忧”的心事，巨大的压力。后来，凤莲从纸炮厂转到纱厂，生活有了补贴。守在农村里的张智虎灵机一动，要参加高考。凤莲对此鼎力支持，智虎终于金榜题名，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于是，两人经常通信，相互勉励，共同争取进步。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一场意外的事故发生了：凤莲上夜班时，她的右臂被输棉机轧掉，正在医院抢救……爱情的花朵上，笼罩了阴影，智虎的亲属劝告他说：“凤莲已成了一个严重的残废，现在她不仅长相配不上你，条件也配不上你……”都劝告他跟凤莲“断绝关系”，智虎的爹也规劝说：“智虎，凤莲过去对你好，对咱家好，这爹知道！可是，她现在成了残废，这只怪她没命不好。你又不瓜不瞎，横竖还是个大学生，自己找尽是对象，家里订也尽是媳妇，就不要再操心凤莲的事了！”

结果，高尚终于战胜了卑贱，良心终于战胜了私心，深情终于战胜了寡义……和凤莲的事，智虎已完全下定了自己最后的决心。最后，这一对新人喜结秦晋，婚后的岁月，“尽管阴影也不时出现，但它无法笼罩坚贞的爱情，小宝宝的出生，更为他们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反映我国农村的文学作品中，作者着力去描写中国农民的命运和遭遇，表现他们善良的品质和美好心灵，这无疑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更大的概括力和历史的深度，使人物更富有生命力。像孙凤莲这样的年轻农村姑娘，自然还算不上过去习惯所称呼的“英雄人物”，但她却是一个既有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又有新时代特征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作品既表现了凤莲善良、淳朴、勤劳、坚韧的性格，又发掘出了她性格中内在的、心灵的美。真是一束美丽的爱情花！作者还通过我国普通农民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风尚、道德情操的变化，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而且，他对于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人物心理的变化都被刻画得细致入微，可以说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艺术功力。

正因为此，这篇报告文学被《陕西青年》杂志刊出后，很快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广播，播出后反映极为强烈，又进行再次播放。当时，社会上正在进行“五讲四美”活动，使之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作品是作家的镜子，作者热爱农民，便浓墨重彩地为农民作传。这种感情只有那些和农民结缘、与农民交友的作家才能做到。而且，这篇报告文学，它构思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抓住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出不平凡的意义。善良、清纯的农村姑娘孙凤莲，这是她的外表美，因为她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自然、朴素的人生哲理追求，她胸怀坦荡，实事求是，肝胆相照，真情相待，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给人以真相。当她选中张智虎是自己的“心上人”后，情真意深，纯洁朴实；智虎母亲患病，她侍奉老人，给老人买衣服穿，极尽女儿的职责；智虎高考时，给智虎购来复习资料，承担一切经济负担；智虎紧张复习时，凤莲隔三间五到智虎家来帮婆婆做饭、拆洗，替公公拉水、拉土，给智虎洗衣、送饭……

这些常见的生活细节看其来很平凡，但一经作者开掘，却生动地勾画出人物独特而又多彩的性格，美的情趣和美的心灵。报告文学是理智、情感对于现实的感受与文学性的再现，而不是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简单对接。凤莲给智虎来信：“前不久，你父亲托人捎话，叫我同你断绝关系，起初，我是很伤心的，最后，我还是以理智战胜了感情。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这样，对你，对我，对你的父母亲属，都有好处。我相信，我爱过你，你也爱过我，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情，是可以被遗忘的，即使不遗忘也没有什么。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而我也不愿意成为你的累赘，因为这是很不道德的……”

对于“道德”，辞书上这样解释：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具有善和恶、荣誉和耻辱、正义和非正义等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它和法不同，没有强制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孙凤莲信中的话，吐纳珠玉，熠熠闪光，充满了道德的力量。

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一个关心农村和农民的作家，他理应对农村现实状态与农民心态进行多层次的观照，应密切注视社会价值观念与人的情感道德流向。这种充满了生活情趣的喜剧色彩，并常用喜剧性因素转化矛盾，完成故事。银波正是这样，他凭借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才使所塑造的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他将一对品格高尚、光彩照人的新农村青年的形象，活生生地推到了我们面前。有些巧合的乃是，时至十几年后，银波出差偶至宝鸡，竟碰见了时任宝鸡市农牧局长的张智虎和孙凤莲夫妇，他们依然相亲相爱，生活幸福美满，这也就使银波深以为欣慰的了。

就报告文学而言，单是《法门寺迷宫掘宝记》和《天上一颗星星的传奇》，单就《巨笔·雄才·伟人》和《为攀登文学的峰巅》，还远不是银波报告文学的全部，而只是他的报告文学之作中的一部分。而且，它们还谈不上是银波报告文学的顶尖之作。就长篇报告文学而言，银波还出版过《高山上的峰巅》、《风云人物李灭资》等，却也轰动一时。更何况，今日里，他就同时展开了两部长篇报告文学正在撰写，一曰《大爱无垠陈克刚》，二曰《安上风云》，如果一切正常，这两部各拥有30余万字的新著，明年上半年即可与广大读者见面。当然，新作不同于旧著，当我们掰开这两部新书时，便可见银波今日里写作报告文学的手法和技巧，是完全为之一振的。而银波还写过不少书画艺术家的报告文学，如他为叶浓先生所写的《霜秋季节叶正浓》，为孙杰先生所写的《丹心铁笔写竹魂》，为刘平继邦先生所写的《五体皆能一大家》等，全都是篇篇生光辉、章章见功力的。正因为此，他年内计划结集出版《艺林春秋》，大约不致落空。而银波的报告文学上乘之作，恐大多集中在写作家的报告文学之作，如他所写的《李若冰的青少年时代》、《志安用过这张桌》、《神笔生辉花灿烂》（写洪汛涛）、《青山常在永不老》（写陈伯吹）、《苦育桃李满天下》（写蒋风）、《梨园老人李尤白》、《胸有幽默兵十万》（写陈孝英）、《化石其人》（写王建华）等，才是银波真正下大力而写成的自己十分满意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又使得他的《儒林春秋》即将形成。

如果细作研究的话，我们终可发现，银波的写作报告文学的天赋和爱好、功力和实力、数量和质量、创新与实践，我们都不应忽视。我们应该拭目以待的倒是，必须关注银波新的报告文学的问世，尤其是他的长篇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