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走近苏东坡

花生

7月28日晚﹐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迄今最年轻的讲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康震，在海南省图书馆报告厅“海口讲坛”开讲苏轼。

　　“海口讲坛”，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社科联主办，旨在以文化涤荡的方式，开拓海口百姓文化视野，是次讲座乃讲坛第二期。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2005年迄今，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主讲《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苏轼》等。

　　编者按：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他是痛苦的，但是他的精神，他的理想却一直都在天空中飞扬。所以我们说，苏轼在儋州也罢，在惠州也罢，在黄州也罢，他无论在怎样的困境当中，都善于运用历史、运用文化，运用自己自身所具备的人格魅力，来解脱这种苦难。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苏轼的人格的发展，是从唐代以来知识分子人格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苏轼的理解就会非常地片面——

　　各位尊敬的海口市民们，大家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共同的朋友苏东坡，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前几天我去了儋州，在没有去儋州之前，我觉得我接触的苏东坡还只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苏东坡，去了儋州以后，我感觉在血肉和精神上，更加能够接近这一位可敬的伟人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来到海口给大家讲苏轼，就是因为苏轼把中原的文化，把内地和海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举行这个讲座，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苏轼。

　　我今天讲的内容，会比较丰富，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得比较扼要。但我想，要讲到苏轼和海南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应该从海南说起。

　　我们都知道，苏轼在海南前后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事实上，学术界对于苏轼在海南期间的思想、创作和命运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和苏轼在黄州、惠州时期的思想和人格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有个很突出的感觉，就是，苏轼在黄州的遭遇、在惠州的遭遇和在儋州的遭遇是有很大不同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都知道，这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命运多舛，其主要原因就是新法和反对新法这一派之间的斗争，苏轼本人是所谓的反对派。因为这样的原因，总的来说，他的每一次被贬，都和新法和旧党之间的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轼第一次是被贬黄州。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44岁。4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一个男性作家来讲，44岁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年龄。在他的人生感悟上，这个年龄并没有小到他不能体会人生的各种况味，也还没有老到已经没有精力或兴趣去体验人生的况味，他还有旺盛的精力去体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年龄段里头，他来到了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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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也就是今天的黄冈)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就在长江边上，看上去是一个边陲小城，但实际上交通非常便利，向东可以到南京，向西可以到江陵，向北可以接近武汉。所以我们说宋神宗把苏轼贬到黄州，就是要观察他：你不是反对新法的声音很大吗？我把你贬到黄州放一放。当时有一些很不好的声音就是说，要杀掉苏轼，但其实不是。宋神宗心里是很有数的：我先把你放一放，压一压，烤一烤——但是不会把你烤糊了，而是烤到恰到好处，让苏轼感到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说了，黄州是个好地方，它不会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它还是在腹地，在长江边上。

　　所以在黄州时期的苏轼，他的人生态度就十分有趣了：一方面，他用了许多的手段——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东坡肉，就是在黄州的时候酝酿出来的、“大江东去”以及前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写的——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说，在黄州时候的苏东坡，作为艺术家，是在努力地用艺术的方式在表现或是在宣泄着他内心的郁闷，巨大的压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内心的压力和痛苦转化成艺术的美感。

　　在黄州的苏轼一直都在冷静地观察和等待，这个时候的宋神宗也就才三十多岁，显然，按这个年龄来对比，苏轼是无论如何活不过宋神宗的。所以，如果要东山再起，再谋良图，在政治上再有发展，那就必须对现实的政治局面有所考虑。

　　所以在黄州时期的苏轼，言行都很谨慎。虽然这并不耽搁他写出“大江东去”这样流传千古的诗篇，但在黄州时期的苏轼，他总的态度就是，如果有机会，也许还可以再谋良图。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宋神宗感觉对苏轼的考验已经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把苏轼从黄州调回到离首都开封很近的汝州。

　　这时候苏轼做了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举动。因为从黄州到汝州可以直线到达，但是他没有直接去，而是向东绕了一下，特地去了一趟南京，去看望了一下当时已经退休在家，但在改革派中依然有重大影响力的教父级别的人物王安石。

　　他和王安石的会面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不知道他和王安石到底谈了些什么亲密的话题，但有一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见到王安石代表着苏轼对于宋神宗把从他黄州内调到汝州的一个妥协的表示：皇帝对我不错，我虽然在公开层面上说我赞成新法，但是我跟新法派的教父级人物王安石接触，这代表着我对新法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所以说在黄州时期，苏轼的人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后来宋神宗去世了，旧党人物又重新走进政坛，苏轼重新受到重用，被擢拔为翰林大员，三品学士，他弟弟苏洵也官至副宰相。

　　但好景不长，宋则宗没有亲政时表面上支持的是旧党，但一亲政，他就反过来了。这一次，苏轼被贬到了惠州。

　　我们知道，他的被贬惠州，是连被贬了五次，当初他在登州做官的时候，被贬到广东的惠州，一楼走来，一路诏命。途中连续接到了朝廷贬他的五道诏命。可见，当时朝廷中的新党人物想除去苏轼的那种迫切心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惠州这个地方那可就跟黄州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皇帝贬人也是“看菜吃饭”，他把你贬到象黄州这样一个适中的位置，代表着他对你还有所期待；而他把你贬到广东惠州的话，说明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所以苏轼到了惠州以后，开始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在观察形势，看来看去，觉得这形势非常险恶，复归中原的希望不大，更不用说官复三品的位置了。这怎么办呢？原来他到惠州的时候，只带了他的小儿子苏过和他的妾朝云。现在他在惠州买了大的房子，又交代次子苏迨和长子苏迈，带着原在江苏宜兴的其他家眷二、三十口人全部搬到惠州，打算长期居住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到了惠州以后的苏轼觉得他可以长久地在这儿居住下来了。这就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第一，自己可能没有希望再回到中原腹地，也没希望再回归朝廷了；其次，也说明他以为到了惠州就已经是很南了，就已经算是被贬得很糟糕了，不再可能再有比惠州更糟糕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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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惠州，他一方面是很绝望，另一方面在失望中又还有一丝坦然，所以才会要在惠州盖房子。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惠州的房子刚刚盖好，皇帝的诏命又下来了：接着往南边走，而且这次还要过海。

　　在惠州的时候，虽然相对于黄州还说已经算是很南，但毕竟还是大陆。我们知道，苏轼这人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他在黄州被贬期间和在惠州被贬期间，除了自己勤于著述，和周围的文人进行诗歌创作唱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非常频繁地和朋友通书信以疏散自己的苦闷心情。

　　我们都知道，古时候寄信，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即便如此，在遥远的惠州，苏轼依然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和朋友的沟通。

　　可是，要过了海，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要渡过海，这是个重大的界限，这意味着皇帝不止是讨厌你，要让你远离朝廷，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根本就已经不想让你回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是决定要在惠州安家落户的了，但却又不得不继续南行。在这种情况下，苏在给他小儿子苏过的信中说，我过了海，你不要给我奔丧，也不需要你给我扶柩，这是我东坡的家风。

　　其实，东坡家风哪里是这样的？东坡的家风是讲究孝悌之义的。苏东坡这么个的大一个读书人当然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只是暗示：我一个人死在“海外”也就算了，总不至于连累一家人都跟着我死在“海外”。

　　所以这就有很不同了，这就说明他这次来海南，根本不打算要象在惠州一样，也盖个大房子，把家眷搬到海岛来住。这里面是有着重大区别的，那就是别人把他贬到海南来是有想法的，而他自己对被贬到海岛来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觉得自己大不了就是死在这个地方。这是他最初来海南时候的一个基本心态，这是一种比较绝望的心态。

　　当时的苏已经是62岁，在那个时候算是高龄了。这样一个炎热、荒芜的，条件恶劣的海岛，我们知道苏轼长期在北方居住，黄州的气候，惠州的气候他都受不了，结果却又到了这里，所以他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问题在于他心理上虽然有所准备，但并不意味着我去了我就要死。苏轼最可爱，也是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在一个新环境里，不管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只要它还不至于糟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那么，我都要坚持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就是象所有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自己作为一个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有着天才创造能力的艺术家，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努力寻觅当地读书的环境，努力在当地形成一个读书人的圈子，形成一个特定的人文小环境，而人文的小环境比起自然小环境来说显然就要重要得多了。

　　我们现在翻检一些资料，都能看到一些现象，比如说，苏轼刚到海南的时候，海南这个地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听下来，这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些对于苏轼来讲却只是些基本的生活需要。可是就是这些，当时都不具备，所以，他就要自己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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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初到海南时是住在官舍里面，后来被当地官吏赶了出去，于是，苏轼盖了自己的房子，就是后来有名的“桄榔庵”，可见，当时的条件真的还是挺艰苦的。

　　其实，之前在黄州和惠州，苏轼关注的都从来不是生活环境，他更重视的是他周边的人文环境。而且他这个人有个很大的特点，他特别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快乐的细节。

　　我们都知道，他有三个发明，就是“谪居三适”。在海南这个地方，他找到了别出找不到的快乐，那就是““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这对别人看来都是生活中很平凡的一些细节，到了苏轼那里却成了很快乐，很享受的一件事。为什么呢？这里边牵涉到苏轼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一直都认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你要发现这个地方的生活乐趣，就要善于从这个地方的生活细节中去挖掘，这样，你的内心世界才能获得安宁。

　　他在诗里面写到，晚上睡前洗脚，听到水缸里面的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他就觉得很享受。泡好脚后，坐在床上剪脚趾甲，他觉得内心非常地愉快。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觉得很平常的举动，而苏轼在这里边找到了快乐。这说明什么原因呢？说明他的眼睛、他的心灵已经宁静到了这种程度。一个心烦气躁的人是不可能观察到细节的快乐的。可见，苏轼到了海南之后，在生活上努力地在排解自己。

　　我们还知道，苏轼很喜欢陶渊明。他的大部分的“和陶诗”都是在海南的时候做的。他为什么喜欢陶渊明呢？因为陶渊明这个人在庐山居住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亲自劳动；第二，广交朋友。那么，陶渊明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对于苏轼当时的境遇，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们知道苏轼在黄州的时候是亲自开垦种田的，他模仿陶渊明把这荒田叫做东坡。那么，到了海南这么个自然环境、条件更加艰苦的环境当中，他用陶渊明的诗来激励自己，来排解自己，希望在应和陶渊明的诗的过程中，把自己在海南的生活的窘困和不愉快都宣泄出去。

　　所以我们说，苏轼在海南期间的这种创作，一是对于生活细节努力挖掘，二是广交朋友。虽然我们得承认，这些朋友无论是文学素养还是创作上都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但毕竟，他身边聚拢了这样一批读书人。

　　所以我感觉，苏轼对于海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就是他本人就是当代的一个文化巨匠。那么这样一个文化巨匠，来到这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区，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反差。他来到这里以后，自己写诗自娱，跟周围的读书人交朋友。自己还进行学说著作的撰写,我们说即便他什么都不做,他只是自己独立地在进行这些文化活动,这本身就是像太阳一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必然会辐射到当地的那些读书人身上。当地的读书人跟他接触以后,长则一年,少则半年或几个月,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比如回到琼州、万州、崖州之后，又会餐把他们自己感受到的文化精神以及苏轼的人格传递给当地人。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苏轼对海南地区文化昌明的影响，主要是依靠他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文化影响——潜移默化。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非专业人士，对苏东坡的感觉就是，一说到苏东坡，就说他旷达、他豪放，他写了“大江东去”，他写了“明月几时有”。我们喜欢他的诗词，但大家很可能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苏东坡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一个比一个条件差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可以创作出那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怎么能够保持一种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旷达、令人感动的这种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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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种心境，不是到了海南以后，才慢慢形成的，也不是到了惠州以后，才慢慢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我们都知道苏轼这个人到了哪个地方，他都很喜欢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大家都熟悉苏轼到了儋州，来到海南以后，他就说，儋州、海南是他的故乡，甚至，他认为，他只不过是四川的一个客人。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仅仅是在海南、也不仅仅在儋州，他早在惠州、在黄州的时候，都表达过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来到一个地方，便认此乡是故乡。

　　大家会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到了一个地方，便说这个地方的好话呢，不是的。我们知道他在来海南之前，写了一个很小的寓言，来开解自己。他写了什么小寓言呢，他说有这么一只小蚂蚁，有一天走在路上，碰到了这么大一圈水洼，小蚂蚁很惊慌，赶紧跳到一片小树叶上；小树叶对它来讲就是一条小船，而那片小水洼，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在里边苦苦挣扎，过了很久，才从里面逃出来。小蚂蚁回到家，见到另一只小蚂蚁，说：今天差点见不着你了，我遇到很大的一片汪洋大海，好容易从里面逃出来。

　　苏轼是说，其实我就是这只小蚂蚁，来到海南，来到儋州，感觉好象是陷入了汪洋大海，很绝望。其实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不过就是一个小水洼，没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你在儋州，觉得很孤独，那么实际上就海南岛来讲，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原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原也太小，那它还其实是地球的一部分；如果说你觉得地球也很孤独，那么从整个宇宙来看，地球也只不过是整个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但是儋州的人，也是海南的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他的故乡。这是谁的思想呢？这是庄子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你看苏轼的行为，你看苏轼的创作，不能简单地看，你得看他的背后。苏轼这一生，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谁呢？是老庄，尤其是庄子。

　　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多岁的时候，苏轼就有一种思想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人生忽如寄。人生只不过是暂时寄托在时光上的一段时间，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生，一个人当你死亡以后就消失了，又有新的生命出现，而新的生命出现之后，相对与无穷的时空来说，你就好比是把你的躯体暂时寄托在人间这一会儿，这是庄子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庄子的夫人死了以后，他还挺高兴的。拿了个破竹筒在那里敲，恭喜他夫人回归自然。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庄子看来，世间本无所谓生死，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不同形态。换句话说，生跟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思想观念，对苏轼的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苏轼从年轻到六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诗文里，前后九次出现过这个句子：人生忽如寄。人生忽忽之间不过是寄托在人间，好象是一个寄存品一样，暂时寄放在人间，迟早还是要回去的。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人生如梦的思想。

　　大家都还知道，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写过很著名的前后《赤壁赋》。这两部作品特别好玩。这前《赤壁赋》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他跟一个道士，叫杨世昌，一行人在赤壁旁边划船、喝酒、赏月，叩船长啸。正高兴的时候，这道士很扫兴，弹奏起了忧伤的乐曲。苏轼说，干嘛呢？本来都挺高兴的，你却弹起这忧伤的曲子。道士说，怎么能不伤心呢？眼前的明月、江水这么美，可是想想当初的曹孟德，灰飞烟灭；当时周郎，英雄一世，不也灰飞烟灭了？我们这种像小虾米一样的人，怎么才能长久地占有这月光、江水？他觉得人生短暂，时空无限，好的时光永远是那么短暂，他为这个而伤心。

　　苏轼讲了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苏轼说什么？他说，江水和明月，你要说它长久，那它现在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你要说它短暂，此刻眼前的江水跟一眨眼以后的江水就不是一回事儿了。我们都知道，人生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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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说，你所说的长远和短暂，没有任何意义。那怎么才能有意义呢？就是当下享受，玩个痛快，喝个够。充分地享受了此刻的明月、江水，你就永恒了。其实这里面还隐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你只不过是到人世间走一遭，你以为你是谁？还想长久地占有明月和江水。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复归自然，同江水、明月融为一体，就永恒了。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谁能真正地参透这一层呢？

　　在后赤壁赋中，苏轼又更推进了一层。晚上跟他的朋友在赤壁游玩，正玩的高兴的时候，突然一只仙鹤横江而过。晚上他躺在床上睡觉做梦，梦到道士，就是那个杨道士问他说，今天学士玩得好吗？说完道士就不见了。苏轼醒来，推门一看，外面只有一轮明月。这时候苏轼就大发议论，后说，不知道是自己变的仙鹤，还是仙鹤变的自己，也不知道它是道士呢，还是明月。换句话说，苏轼自己在这时候故意混淆了道士、仙鹤、明月和苏轼。这四个角色，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四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都是苏轼自己。这就好比庄周梦蝶一样，不知道是蝴蝶变自己，还是自己变蝴蝶。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那个老问题：人生之间没有界线。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你，什么是我，没有绝对的界线。当你真正地想通了这一层之后，你就会坦然一些。

　　大家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那你想想，你给苏轼出个主意，他到了黄州，到了惠州，到了儋州以后，你让他怎么办？你让他天天就在那里想着，完了，我到儋州，再也回不去了。就这么穷的地方，想洗澡都很困难。他必须借助他雄厚的文化底蕴，来为自己的生命提供坚实的支撑。这当然是无奈之举，但是无奈的感叹当中，精美的艺术品却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苏轼伟大的地方。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被贬谪的官员当中，也许不是最苦的。但是，也许只有苏轼等少数的文学家，能够把这种惨痛的经历，不但记录下来，而且通过他的艺术加工，转化为美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李白写过很多诗。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复还来。我们现在读这诗，经常引用，说是要重视人才。其实这诗有点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如果李白得志的话，他是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的。他很不得志，甚至非常愤怒，所以才会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就是说现在还没人用。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通观文学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平之气的驱动下创作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些诗歌以后，心理会觉得淋漓痛快，就是因为这样的诗篇、艺术品传达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美感，它把生命的痛感转变成了美感。这是艺术品的天才，才能做到的。所以说也许一万个人有这种痛苦的经历，但可能只有几个人能把它写成流传千古的名篇。

　　关于苏轼，他的生平有很多的地方可说，我们还要关注到其中一个“点”，就是苏轼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的时候，当然他还是挂了个衔，但是挂的这个衔，后边还有一句很讨厌的话，叫做“不得签署公事”。就比方说的现在我在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办公室要开会，于是我就进去就坐那儿，就有人说你不能坐这儿了，你爱干嘛干嘛去，签署文件的时候，“办公室副主任”还有这一栏，要签名，对不起你也不能签。你不能调动一切的行政资源，不能参与任何行政决策。那这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年轻时候考进士考了第二名，从小就是立志要当宰相的人来讲，现在不在其位，也不能谋其政了。是不是就也象有些文人一样，就这么放任自流了？

　　我们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苏轼不是，他是不在其位，却要谋其“事”。我不一定要参与你的政，但我要为老百姓办点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注意到苏轼在他生命遇到低潮的时候，他善于用艺术创作，用老庄思想，用佛老思想来解脱自己；但另一方面，用一句套话来讲，就是他把个人的命运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他就不会感到孤独。

　　我们很难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就是苏轼被贬到惠州，被贬到儋州以后，一个人独坐书房，书房里头就是有十万册书，但一年不见一个人，他的痛苦只会更加地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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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苏轼每到一个地方，为什么要“便认此乡做故乡”？因为只有用对故乡的心态去对待当地，对待当地的民生，你才能把自己的“命”真正地融入到当地。这是非常关键的。苏轼的天才也就表现在这个地方。他早就参透了这一层。一般的贬官，来了以后怨天尤人，苏轼当然也曾怨天尤人，但他能很快转变角度。立场是由感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感情，你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立场。

　　那么，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的时候，他都是在“谋其事”。我们知道，这个举动是很危险的。按照当时宋朝官制的规定，作为犯官，你是不能参与当地的行政建设的。我们都知道，他到儋州以后，琼州有个官员张中对他特别好，为他修房子，请他吃饭，陪他下棋，这一来二去，朝廷就把张中给罢免了。所以，不在其位要谋其事是很难的。但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你才可能和当地的民众，以及当地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苏轼能够克服孤独的又一个法宝。

　　如果只是这样谈苏轼，还是太孤立，那么我们误以为，只有苏轼有这样一种本领。其实，苏轼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就产生这么一个人，遇到一个困境以后，能想出各种办法来解脱自己和政治的这种关系。我们说，要把苏轼的命运、思想和人生讲清楚，那就必须和其他几个文人，大文学家，就是和他等量级别的人来做比较，否则问题说不清楚。

　　这里有苏轼的几张画像。据考证，中间这张是最接近他本人的。苏轼的画像在民间有许多，但是错落不一。苏轼的个子比较高，而他的颧骨特别高，这是他像貌的最大限度表征。他的眼睛细细长长的，不大，但很有精神。眉毛很淡，胡子不多。这张画像是和他同时代的大画家李公麟所画，名字叫《扶杖醉坐图》。画的是他喝了酒以后，微微有点醉意的样子。另外这两张也比较接近于他真人的像貌。这两张是苏东坡的书法，一张是《赤壁赋》，另一张是《寒石帖》。

　　讲到这个文学人物，下面我们来谈谈他的作品。首先我们来看看苏东坡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的诗篇。

　　苏轼这个人物和其他的大作家，象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还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先看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李白的诗。这首《月下独酌》很多人在中学就学过。你看他诗中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首诗，很多人一看都说是对月饮酒的诗，这当然没错。但是，你注意，李白这个人跟其他的文学家相比有个很大的不同，他这个人比较孤独。这种孤独用另一个词来说也可以说是独立。道家的思想价值观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和儒家不一样。儒家是强调在和谐的人群交往当中来凸显你的价值；而道家是什么呢？道家是强调在人群当中的不和谐来凸显你的价值。这是儒道两家在生命价值观上的最大不同。

　　李白这个人的志向是只做宰相，可能是连副宰相都不要做的。而且，他要实现理想的途径就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所以他要通过非同寻常的途径来实现非同寻常的理想，来获得非同寻常的业绩。当然，最后他也七拼八凑地实现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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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首诗，这其实是一首非常孤独的诗。为什么这么讲呢？“独酌无相亲”，李白的朋友应该很多，可是现在我有一壶酒想喝，却都找不到人和我一起喝。为什么呢？因为能和我喝酒的，就必须是我的朋友，而如果是我的朋友，就必须是能够理解我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于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是说，他现在所邀请的这两个，都是没有生命的，凑数的。因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亮、影子也完全不知道我的心，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所以“暂伴月将饮”.为什么“暂伴月将饮”呢？因为现在是春天，我要及时行乐，既然没人相陪，就让他们陪着我喝吧。但是有一样，就是：“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清醒的时候你们俩可以陪着我，但是等我喝醉以后，那就各走各的路啦！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陪。

　　为什么呢？因为李白这样的人物，他横空出世，他的理想太高且不切实际，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难找得到志同道合者。我们并不需要把他写成一个有无产阶级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相距太大。

　　而且，我们要注意，在李白的时代，佛教还远远不能成为抚慰文人内心世界，使它宁静的一种工具。历代文人用来宽慰自己心灵的凭借是很多，很不一样的。真正把佛教作为解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苦难的工具，那是在宋代。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唐代时候的佛教所处的状况是佛经还处在翻译阶段。到了宋代时候，佛教在印度衰落，印度教开始兴盛，所以佛经的翻译工作停止了，中国式的佛教在宋代开始昌达，开始进入一般知识分子的信仰当中。在唐代，佛教还远远不到能被一般的文人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信条的程度。而到了宋代，佛教才真正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当一个读书人很痛苦的时候，用什么来平抑自己的内心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留心观察你就会注意到，不同的人是在用不同的安慰方式来解脱自己。这表现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有的人苦闷了找本小说；有的人苦闷了听相声，而有的人苦闷了，他会去写散文，有的人苦闷了，他就出游……这所有的方式都揭示了你的内心世界里面隐藏的秘密，那就是你携带了怎样的文化因素在身上。

　　但是在李白的时代，文人，当他和政治产生冲突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的平静，还远远不能象苏东坡这样自如。所以他写出这样的诗来。你看，这不是在月亮底下喝酒吗？他自始至终都是“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他的心思一直都在天上，一直都没有回到人间来。这首诗是有点神仙气的，但是缺了点人间的烟火气。我们读这样的诗，并不会觉得李白和我们很亲近，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再来看苏轼的。苏轼有《水调歌头》，它开始也是这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它的格局也是这样，都是举起酒杯，也许是要邀请明月喝酒，也许是要和明月对话。“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说不知道在天上，今天是何月何日啊，我要到天上走一遭。接下来“我欲乘风归去”——到这里，这句话就截住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有人说，这里的琼楼玉宇，指的是朝廷。“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注意，他跳舞是在哪儿跳的？是在地上。所以你看，他的上阙词是要上天的，这个地方跟李白很象。但是，苏轼不是李白。他接下来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这个写法非常的巧妙。你想，他写了半天的月光，现在要把这月光写下来，这在诗的结构上不好安排，于是他写月光一点一点的转移，实际上是把自己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随后，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你不要埋怨了，还不是因为人间有烦恼？不然为什么说“我欲乘风归去”呢？他为什么又不去了呢？接下来的话就更俗气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已经象一个大叔一样在劝你了：没什么可伤心的，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就象月亮，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缺一块儿，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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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诗人，做的诗是不露痕迹的：刚才他还要“乘风归去”，离开这让他伤心的人间，在转瞬之间，他就又转变了角色，转而安慰他人说，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是仍然可以共享这温柔的、温情的月光，而不是象李白笔下的不懂事、不解人情的月光。所以，同样是月光，同样是在月光下饮酒，苏轼这首词，不但有神仙气，更有人间气。

　　这代表了什么呢？这代表了人格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到了宋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是那种一意孤行地、义无反顾地一定要坚持自己理想的天空，相反地，他们愿意做一点努力，做一点妥协。只要你感觉在天上就行了，没有必要非得离开人间。而且，他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间。这是唐代人和宋代人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但是，到了杜甫，又更不一样了。李白比杜甫要大十来岁，李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是高歌而猛进的。所以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人格，就是，我一辈子都歌颂理想，都追求理想，理想虽然破灭了，但我依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他缺少了点什么呢？他缺少了对自己的反省。而学会反省，是人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李白有一首诗，我们在中学时候可能都学过《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前半部分写他“游仙”，本来都挺正常的，可是到了后来却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实他前边说的都是假的，他是梦游天姥山，他并没真的去，他希望做一场大梦，把所有的痛苦都忘掉。可是前边一大段淋漓尽致的沉醉之后，到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都是这帮人闹的，“使我不得开心颜”。

　　读这首诗的人，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这最后一句跟前面完全没有联系？这就是说，李白这样的人，他永远无法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忍了前面一百句，但是到了第一百零一句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就开始骂了。

　　而杜甫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人、诗人从杜甫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有什么样的转折呢？就是不要总是在倾诉、抱怨自己的痛苦，有更多的人比你们更痛苦。这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和民众的重大一步。

　　你不能总是在后花园弄了一瓶酒，然后就抱怨“独酌无相亲”，你要把自己关在后花园里，当然“独酌无相亲”，但如果你走出来到大街上，象苏东坡一样，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贩夫走卒。你拿了酒喊一声“谁来陪我喝酒？”只要他过来了，不管是什么身份，他陪你喝了这杯酒，就是你的朋友，这有什么不可以？要知道，当你把自己锁在后花园里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缚上了茧。

　　杜甫就不是这样。《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这首诗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几个月写的。杜甫当时在长安做官，做了个最小的八品官，而且他这八品官也就是个位置，没什么实权。长安米贵，他当这官还养不起妻儿老小，于是把家人安置在郊区的奉先县，他则不时回去探望。

　　这年冬天，他回去探望妻儿，路过了一个著名的浴池华清宫。我们都知道，华清宫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冬宫。他路过那里的时候，听得那里边鼓乐喧天，写了著名的《咏怀五百字》，这首诗被许多文学家、史学家认为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先兆。

花生

诗中写到，富贵人家的那些财物，都是从穷人那里夺来的，还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实，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杜甫的眼睛是关注在谁的身上的？你看，后边那一段，说他回家看到妻子在哭，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了。诗中写道：我即便可以忍受痛苦，但是邻居看着也忍不住要流泪。我很惭愧，作为父亲，却还养不活我的儿子。凭我这居官位的人的景况尚且如此，那么，那些一般的平头百姓的家里，得死多少人呢？！我想到那些丢掉工作的人，我想到那些驻守边疆的人，我的忧伤就象终南山一样“澒洞不可掇”。注意，这是在他儿子饿死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他人。

　　孟子有句很著名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在自己也身陷困境的时候，想到的还仍然是他人。这已经是很接近于宗教的精神了。这是个士大夫的情怀，他把目光投向了比他更贫寒的家庭，这时候的知识分子不再只是那个“独酌无相亲”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苏轼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乡，不在其位还要谋其事的原因，这其实是一种士大夫的传统精神。

　　我刚才说了，苏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里凭空长出来的，他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的背后有着很深层的传统。换句话说，来到海南儋州的苏东坡，背负的是一个时代，甚至是几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所以，他的到来，给予的不仅是宋代的文化、中原的文明，更有文人的人格精神。

　　你看，这个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从长安回到家中看到的情景：妻儿老小，衣衫褴缕，面如菜色。他回家，给家人买了些东西，给夫人买了些化妆品，买了写被面床帏，这点小礼物让妻子儿女很高兴。为什么我要把这首诗拿出来说呢？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这里写的是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的一点小小的欢乐。我们说杜甫写的是“诗史”，诗史写了著名的“三吏三别”，写了一家人在著名的历史事件当中的苦难，但这毕竟还有着小小的快乐。

　　注意到了没有？李白的诗是不写细节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至于怎么变成雪的，他不告诉你；黄河是怎么流入海的，他也不会告诉你。他要告诉你的只是时间过得这么快，这就够了。他不屑于写细节。

　　但是，杜甫不一样。杜甫为什么要写细节？因为他关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细节跟老百姓，跟他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这说明，以杜甫为代表的这批文人的目光开始转向自己了，这是文人在人格精神上的一个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