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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一段时间由于工作转换的关系,闲来无事,一口气读完了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感觉毫不费力，不光对共和初创时期的认知愈加立体，对作者唐德刚也有了许多迟到的兴趣。
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革命的需要，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黑白是非分明的教育，不分白天黑夜学校家里电视报纸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进一步的后果之一就是习惯听自己认为对的一家之言，然后认为不同的观点就是错的。唐先生一流的文采，加上他作为口述史学家特有的随意、幽默的口吻，让我们从沉重的历史中读出一种亲切、一种轻松，一番新意。作者用口述历史特有的轻松笔法给我们解读了那个虽然短暂却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为我们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果读过一定数量历史书，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不免起疑，孙文、黄兴乃一代人杰，为何将革命果实拱手相让给如此无耻之人？在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在那个年代，袁至少表面上是一个现代化的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继承人，中国新式军队的创始人，中国警察制度的创立者，甚至是中国现代宪政制度，司法制度的实践者，但他骨子里却是个完完全全的旧式人物，现代化外衣下包裹着的是中国千年的传统道德和野心、权谋。在袁氏是否窃国这个问题上，作者认为，当时的大清帝国虽然腐朽不堪，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袁氏辖北洋六镇新军，虎狼之师，剿灭“乱党”恐怕也不是难事。但是此前袁氏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无意再保大清，故按兵不动，养敌自重。革命党这边，武昌起事时革命领袖孙文博士还在美国克罗拉多州一家餐馆打工，听到消息才匆匆回国。从黎元洪、黄兴，到孙中山，都认为非袁不可，因此虚位以待。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只是个过渡，孙给袁氏的电报中说，就是只要清廷退位，大总统一职孙氏立即让位。老袁许诺太后赞成共和民国政府可给优待费每年400万两，足以安享晚年。于是，飘扬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旗帜黯然落下，随后，袁就按“约定”，被民国的第一界参议院“选举”为民国第二位总统。袁世凯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了大总统。由此可见，袁之任总统，并不是“窃之”，而是“选之”，且之前早有一“约定”存在。因此，袁氏当国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博弈的结果，再加上时势造就，他已成不二之选。
唐德刚的文字有中国传统史家敢于秉笔直书的风范，注重历史细节，不为尊者讳，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他笔下往往鲜活立体。唐德刚在书中大胆披露孙中山爱吹大言、搞宗派集权、倚洋借债等细节，读来饶有兴味，又不失客观，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如对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的评价，剥去了他们身上革命者的光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孙就任的第二天就电告袁：“虽暂代，然虚位以待”；宣称要修建二十万公里铁路，带上一干人马耗费数十万两白银四处考察，可终其一生却没有建成一寸铁路，“孙大炮”的绰号的确名不虚传。在《袁氏当国》中，他还提到孙中山被陈炯明赶上永丰军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历史事实也许就是这样，“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孙文在南京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袁世凯理论上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权利的顶峰，事情似乎可以告以断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起因就在于那一部中华民国的“宪法”。孙文当总统的时候，宪法是美国式，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等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宪法变了，变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内阁直接对议会负责，总统成了摆设。这就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祸根。正如唐在书中所讲“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给新来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趁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相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未逮，反到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实非动议者始料所及。”
唐老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几个真实的重大历史人物，让袁世凯、孙中山等人走下了舞台，他们的喜怒笑骂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到，他们不是神，也不是妖怪，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做人原则，不断根据环境做出最优选择但并不一定事事都能做出最优选择的普通人。这些都能引发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新思考。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教益，都能够秉承“同情之理解”的精神，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属于泥土的归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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