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四兄弟为什么一定要3死1死缓？

cayan

袁氏四兄弟为什么一定要3死1死缓？我想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找出一些理由。 　　决不能让“有钱人免死”成为现实―――这可能是个最大的理由！袁家大富，富得骄横，动辄私刑“办人”，在国家犯了大忌。古代这样的富豪被皇上处死的例子很多。国家所忌者，特别在于他们仗着豪富分享国家权势，分庭抗礼，动辄私刑，不忌君王，不忌朝廷。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袁氏兄弟正是如此。然而，最犯忌讳者不是他们雇凶杀人本身，而在于死刑判决确定后公然大肆张扬地向政府“捐赠海外股权495亿”。 　　这“捐钱”报道一出，我就觉得袁宝璟必死无疑!他们犯了大忌。可怜袁宝璟，虽然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了四年法律，就是没有学好中国法制史。他要是学好了法制史，就应该知道：当国家有了杀富豪安抚穷人、缓和社会矛盾的强烈需要时，捐巨款反而“自速其死”！ 　　试想如果没有捐这笔巨款，或者这钱是悄悄地捐给国家，新闻界不知道，或不作任何报道，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人民不知捐钱之事，就不会简单地把本案与人民深恶痛绝的“花钱买刑”联系在一起，那么政府就不会有来自民间大众的巨大的压力（如前年沈阳刘涌案一样的压力）。没有这压力，政府就没有必要在本案里，特别张扬地做出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偏袒富人”的姿态。其实，在本案里，岂止是“决不偏袒富人”，甚而是“对富人格外苛惨”！ 　　如果政府没有这个强烈的作姿态的必要，那么要以“检举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给袁宝璟判处一个死缓，简直易如反掌！如果仅仅为了满足一般意义上的公平，只让袁氏四兄弟中1人抵命来了结此案，也易如反掌！ 　　 　　一句话，犯罪人不仁义，政府不能不仁义；犯罪人狠毒，政府不能狠毒。政府执法用刑，不能跟犯罪人一般见识：你狠，我更狠，看谁以后还敢犯法！这样一种刑罚理念，正是商鞅、韩非的“重刑主义”主张，正是世界文明潮流所抛弃的“恐吓刑主义”、“威慑刑主义”、“报复刑主义”。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能仍旧以这样的主张治国！ 　汉人贾谊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法令极而民风哀。” 　　我们是否正在“积刑罚”，是否有些“法令极”？ 　　我们的社会，祥和之气不彰，暴戾之气郁积，是否跟“积刑罚”的治国模式有关？人民是否正在受政府张扬暴力和报复主义理念的感染？政府是否正在用这种重刑报复理念对人民潜移默化？ 　　想要“和谐社会”吗？政府应当先向人民示范刑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