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岂偶然

yunzhe

袁氏当国岂偶然





前贤尝谓历史是由人打扮的少女。即因讲述者身处的时代、地位与价值标准的不同，历史常常在撰述者的笔下，显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加上历史通常由胜利者来撰写，成则侯王败则寇，由于话语权的原因，那些恒定的说法，历久不变，深入人心，遂使后人以为历史原本如此，无庸置疑了。

在中华民国立国史上，袁世凯之为窃国大盗，因开历史倒车，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呜呼哀哉，遗臭万年。在后人心中，其人既阴险贪婪，亦愚不可及。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当代学史家唐德刚教授撰于1998年的《袁氏当国》，谓袁氏之执政，实由时势所然，故称“当国”而不谓“篡国”，其为人与处境实颇存令人同情与悲悯之处；中山先生举辛亥义旗，建立中华民国，伟业彪著，其行事也不无可议之处。

初闻其议，不免有哗众取宠之疑。不过，顺着唐先生的演义式笔法，听其娓娓道来，却发觉并无故作标新立异之处，盖为其借自创的中国社会“转型”之说，在洞悉时局之后，以“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所作的平实之论，其间胜义如云。


唐氏认为，“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袁氏能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实是其以政客的精明，通过养敌、逼宫和摊牌，获得“众望所归”而大权独揽的结果。但袁氏“纵然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也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19页）。


从近代中国之转型的角度来看袁氏当国与其所为，更有着深远的意义。推翻满清，固然是民心所向，但在封建的基础上，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政体与国家，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唐氏以为一二百年也并不为长。而民国成立之初，弊端丛生，人们不由怀恋帝制下的相对平静有序的生活，全国舆论遂众口一词地以为共和制不适合国情，民心民情也无不推动与助长着袁氏做皇帝的梦想。当今天我们痛斥袁氏窃国倒退之时，可曾想到，因前进过程中暂时的起伏混乱，借“国情”以拒斥变革、恋恋不舍旧日时光，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当代也已经演过多遍了。



《袁氏当国》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12月第二次印刷，ISBN7563350039印数：20001-30000；定价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