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余氏“文化畅想曲”哀辞
当今的中国，第一等的“文化”大腕数谁？就数自《文化苦旅》这部论说（有人认为是“戏说”）“中国文化”的开山之作问世以来，高唱“文化”赞歌，得以大红大紫的余秋雨先生了。
余先生与“文化”两个字真是须臾不能分开，他身上辛苦地背着整个“中国文化”，想起来也真令人激动，有的年轻人除崇拜自己的女友外，从来没有崇拜过第二个人，见到余先生奔走呼号，唤醒了被人们“遗忘”，而本身也“沈睡”着的“中国文化”，他们居然也感动得涕泪纷飞，立刻追随媒体，一声一声的“大师，我爱你！”，“余老师，你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更有的余氏发烧友说：“热爱秋雨，没有理由”！九死而不悔，大有与余先生同生死、共度时艰的悲壮意味！简直比他们崇拜“四大天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余秋雨先生大概是中国从古到今说“文化”这个词最多的一位“大师”。他的散文、论著里充满“文化”，不用说了。他在各种向公众表达（不能说“表演”）的场合，比如做电视佳宾，大赛评委，接受报纸、电台等媒体采访等等，他张嘴就是一连串的“文化”
(有时也用“文明”，两者一样)
术语，比如“文化指令”、“文化人格”、“家园文明”、“女性文明”之类，多得难以计数，有时就只能以一分钟出现多少次的频率来统计了。倘若真要以“文化”一词使用的多寡来判断作者有无“文化”的话，司马迁之流，简直是属于没有“文化”的人，近现代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顾颉刚、陈寅恪、钱锺书、顾准辈，虽然有时也提到“文化”这个词，但比起余秋雨来无疑是望尘莫及，至少是属于缺少“文化”的一群。至于那些研究某一具体文史领域的专家学者,
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连余秋雨先生说过的文化的“零头”的十分之一也达不到。余秋雨先生“文化”不离嘴，“文化”不离腿（“行者无疆”，“文化苦旅”，跟腿总是分不开的），“出走十五年”，总算功夫不负“苦旅”人，糊里糊涂、不知不觉哪一天一觉醒来，就成了媒体上称颂的“文化大师”，直到前不久，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然而，麻烦事来了，一帮爱嫉妒的“小人们”（不是“学人们”）看不惯余先生的散文，硬是要在鶏蛋里挑骨头，自1996年以来，他们纷纷写文章提出质疑：有的说余秋雨的散文装腔作势，用语太突兀夸张，写得像小说，违背了散文对“真实性”的要求；有的说他的散文有模式化倾向——说一点故事，引一点史料，发一些感慨，无病呻吟，违反了散文自由创作的文体特点；有的挑剔他的散文动辄一两万字，完全毫无节制，史料不够，议论来凑；有的说他以“文化”作秀，“文化”在他笔下，成了用来媚俗的装饰品口红；有的说他对传统文化根本不懂，常识性的“硬伤”累累，运用史料有拼凑割裂、移花接木之嫌，在虚假的基础上，如何讨论中国文化；有的评论他的“文化演说”空洞浮夸，是在玩弄概念，幷无实质性内容，叫人失望；有的指出他对某些城市发表的意见，实际是在讨好、迎合地方政府部门。有的干脆否定他的“大文化研究”，认为他“小文化”尚未弄清，如何驾驭“大文化”？何况他在“文化”理论上无所师承，发表议论，全是随心所欲的无根之谈。
大风起于青苹之末，在这些“不和谐音”起来之初，余先生就及时地给予了打击。他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的宏大声明（1998），以大手笔巧妙地将批评者，不管他是哪一路的，批评的是哪一方面，一律和万恶的“盗版集团”挂上钩，称他们为“文化杀手”，“文化盗贼”，断定他们的“批评”其实都是“受盗版集团指使”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行为。写到这里，感到余教授的这个逻辑颇为似曾相识。其实，只要把“盗版集团”换成
“刘少奇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黑手”，把“文化杀手”换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余秋雨”和他从事的伟大“文化”事业换成“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差不多看懂了一大半。余秋雨先生这种话语的功夫和奇妙的逻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得力于三十年前在“写作组”的训练，这么些年过去了，照样功夫不退，一下子就把凡是批评余秋雨散文或对他有“不同意见”的人，立马打成不能见人民大众的盗贼和杀人犯！
在这之前，余先生就以诬害大文豪苏东坡的“小人”的恶名丢在批评者的身上，现在“小人”上升为“文化杀手”、“文化盗贼”了，不知为什么一点不管用，竟铺天盖地引出了更多的“杀手”与“盗贼”来危害余先生的“文化”事业。
细想起来也是，余先生要把他的散文称为“文化散文”，这就好比现在上海的楼盘称为“布鲁克林”、“原版英国式城镇”、“巴比伦广场”一样，要较真儿，那是你们的迂腐；他在散文里“拼凑割裂、移花接木”管别人屁事！给大众看看，不是挺好？什么“叶昌炽”搞成“叶炽昌”，“致仕”解释成“做官”，把庐山改换成天柱山，说娥皇、女英是舜的女儿，“两位公主”，怎么说还不都是一样，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众知道这些生僻的人名、地名、古诗、典故出在哪本古籍里？130几处错误，照余先生的标准，除了排字工人排错、校对校错，其他一概不是余先生的错。俗语说得好：“光棍不挡财路”（这里“光棍”，指江湖上做事仗义、成人之美的好汉），这些人一本正经说我有错从不承认，又不改正，是对读者“极不负责任
” ,
可谁又能说，他们这伙人不是出于嫉妒、和我捣乱呢！要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余秋雨还能写出一点象样的文章，研究出一点象样的成果吗？
现在怎么办呢？
余秋雨先生为自己辩护，忽然变得很难，原来指望《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的那篇反盗版檄文，冠冕堂皇地吓退“杀手”，结果引来更多的批评者。接下来两场官司，都是余先生主动出拳，杀鶏给猴看，好给要他“忏悔”、妨碍他的令名、以及在“城市文化顾问”方面拓展业务的那些不自量力的穷光蛋一个下马威，要他们识相点，不要再评头论足。结果大出余先生的意外，居然京沪两场诉讼，无一胜诉，一和一败。原告撤诉那场，等于败诉。余秋雨先生本来信心十足的“法律之旅”竟然只好悄悄收兵！
金文明的那本专门“咬嚼”余文的考证《石破天惊逗秋雨》已经出来了，对余先生来说，讨厌得如芒在背，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以至从国内影响到了港台、海外。而且尽管余先生在“金余之争”中“王顾左右而言他”，说金文明的学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不懂他的文章，可以打电话向他的学生请教，余先生随便哪个学生都会告诉他，又说他可以为金文明“开书目”。可是居然无效。这位辞书学者、出版社退休总编辑“一咬”还不肯罢休，又出来了《秋雨梧桐叶落时》和什么《月暗吴天秋雨冷》，居然赢得了舆论普遍的喝彩，一时海内外都说“这才是真正学者的著作”，赢了个九十分。
虽然余先生抢在前面，精心写出幷出版了他称为“记忆文学”的第三次“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但七月份以后，南北两家媒体《南方日报》、《新京报》还是将余秋雨先生在“文革”期间是“写作组正式成员”的那档子事也兜了出来。在那本书里，余秋雨先生的家庭好可怜，余先生是一个“反对文革”、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生，一个黑暗环境中的青年文化英雄，他终年饥肠辘辘，几次“差点饿死”，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参加过“教材编写组”而已，和罪恶的“写作班”是一点不相干，看了叫人好不同情！煞风景的是，这两家媒体过于卖力，竟然先后一一采访历史当事人和余秋雨本人。余先生当年“写作组”的领导、同事、所有见证人的说法都和余先生的自我辩白相反。结果证明，余秋雨先生要么是得了健忘症，要么《借我一生》就是一本缺乏诚信、意在涂改自己“文革”历史的书，是有意的掩饰与撒谎。
如今，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因为余先生多年来把一切都说“死”了，没有一点解释的余地了。
余先生从不承认他散文里有学术“硬伤”问题，事实上是很多，目前已不止200处（有些还在发现之中），暴露了他在文史方面很不过硬；余先生说，他绝对没有“石一歌”和“写作组”成员这回事，要人们“相信”他，不然他怎能在“文革”后荣任院长？结果历史见证者多人，幷有“清查”的结论，证明了他不但是“石一歌”成员，而且是“文革”时期“四人帮”的“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的重要成员，是“一号种子选手”，是被要求“说清楚”的对象；
余先生说他从来没有写过“大批判”文章，指天发誓，说谁要找出哪怕是一句话，他愿意奉送一年的工资。人们也愿意相信他，可事实上他写了不止一篇，而且起过很恶劣的影响。
余先生用告状的手段，来阻止人们对“文革”进行反思，阻止别人提及他当年不光彩的历史（其实，他反思一下是真有必要），把人家告上法院，索要巨额赔款，结果官司打不赢，证明法院不是他家开的；
批评界指出余秋雨散文上存在诸多不足与缺点，余先生动不动跳得八丈高，结果批评依旧，批评者的人数反而扩大了。
余先生教训文化界，说那些人的研究是坐在书斋里，既然没有改变世界，岂不是一个“整体性的骗局”。可悲的是，学术界幷没有轻易认同余先生的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考察”方法，比如不才如在下，就认为余先生不懂印第安语、西班牙语，到美洲去，只能说是“旅游参观”，得到点直观的印象可以，至于玛雅文明的通俗介绍、专著、画册已经汗牛充栋，他硬要说去“考察”，无异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其他各大文明也一样。
这位很让人替他难为情的“散文大师”、“文化史家”余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的一位“学者”。
有位年轻的朋友说，余先生在电视上的架势好像他是“上帝的代言人”，“让人看了不舒服”。在下认为，准确地说，余秋雨先生应该是当今中国自封的“文化教皇”。这意味着：一、他像中世纪的教皇一样，在神学理论上就是“永远无错误”，因为他就是“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他有权拒绝任何批评，而所有“说三道四”的本身就体味着大逆不道，向“文化”挑战，就是“文化杀手”。二、他余大师可以随便向文化界发出教皇式的各种“文化指令”，比如在书斋里、大学里进行“研究”是不能改变世界的“整体性的骗局”，而有些文化界的“乱局”，他是要来“清理”的。这样，余秋雨已经不只是一位戏剧学者，一位“散文大师”，他已经成了一位比文化部长更高的权威领导，一个“中国文化”的唯一的全权代表：对内，他是各地政府关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必备的“文化顾问”，负责接受咨询，指导各城市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对外，他是中国人“考察”这个世界各大文明的超级代表，是21世纪标志着“中国文化”最高成就的文化引路人，文化导师，他就是中国文化联系世界的桥梁，“文化进出口总公司”的超级董事长兼总经理！而普通的文化人与大众呢？他们的角色已经由余大师分派好了：不要“嫉妒”，不要“扼杀”，只要鼓掌欢呼、热烈赞美就可以了（参见余秋雨“第四座桥”的伟大理论），大师就会“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于是，其他各国就会像通过歌德与贝多芬了解德国，通过雨果了解法国，通过泰戈尔了解印度一样了解中国！何等宏伟而富有创意的构想啊！难怪有些中学生读者fans，动不动就顺着“余老师”的思路走，说那些不识相的批评者，你们是嫉妒,你们是“小人”，最后还常常要加一句冲锋队式的詈骂：“去死吧!”
现在，令人无限悲愤和感伤的是：随着余秋雨先生的五彩谎言肥皂泡一个个破灭，看样子，他的总体“构想”也随之破碎了，他惨淡经营的“文化苦旅畅想梦”也只能是一场空了。
辞曰：
呜呼已兮不可追，终怨苦兮独何为？
君之畅想兮劳肺腑，世间真伪兮不可违！
（4343字）
2004年10月26日星期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