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姚氏父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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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叛徒！！！儿“革命”？？？





——姚氏父子



这个孩子生的富态乖巧也许是恭维话，但是“前途不可限量”却被徐氏夫妇说中。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个孩子的前途的确不可限量。可惜的是，这个孩子的前途越是光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就越是黑暗。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中的姚文元！！！



“棍子”姚文元


胡风，受尽“文字狱”



1936年姚蓬子改任有美国商界背景的《扶轮日报》副主编，抗战后举家迁往重庆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姚蓬子不问政治，在上海开办了作家书屋（类似于出版社），至解放后颇有家资。1954年公私合营后，作家书屋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夫妻二人皆在该出版社供职，生活自在无忧。而姚文元早在1948年，还是个17岁少年的时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更是思想激进很像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只不过是文才欠缺写不出像样的诗文，于是专心写文艺评论。

但是到了1955年姚蓬子卷入“潘汉年、杨帆反党”案，因为当年他是中共特科的联络员，受潘汉年领导的缘故。后被释放，一度失业，又经安排到上海师院中文系任讲师。50年代“反右”风起，一有运动他就因历史问题被整，所以他安安分分，勤恳工作。

但是此时儿子姚文元，却却渐渐走红。姚文元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则“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于是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

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改变了他的后半生，因为文章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


1957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这在姚文元的眼里，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该着姚文元走运了，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并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上海市委，并由柯庆施点名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成为柯庆施的“直辖队员”。从1957年“反右”以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笔伐口诛像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流沙河、徐懋功等都被过他批过。所以，上海文艺界一提起姚文元就摇头，他被人称为“姚棍子”。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这个当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调往《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党报发言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气”，特别对“摇(姚)棍子”提出了锐的批评。姚文元在柯庆施的支持和张春桥的授意下，把这些都记下了暗账，并在以后加以“清剿”。后来直接反击姚文元的巴金、贺绿汀等人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

1965年春，江青亲自向柯庆施、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交代任务，并把一本1961年1月号的《北京文艺》交给了姚，这一期《北文艺》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全文。姚文元接受任务后便秘密写起批判文章来，从此“四人帮”第三个成员开始“入伙”。
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终于被姚文元点燃，一场持续十年的浩劫开始席卷中华大地……

而此时姚蓬子的生命仅仅剩下四年了！晚年的姚蓬子并不好过，经常受到儿子儿媳的训斥。但是不得不承认，他和有同样经历的人相比确实是幸运，毕竟沾了儿子不少光！到了四年之后的1969年，老人于上海家中病势，享年64岁——得以善终。

其实，姚文元和他父亲姚蓬子一样，本质上都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姚文元的一帆风顺和父亲当年在“左联”备受关注是何等的相似！而唯一的不同是，父亲姚蓬子意识到自己是个文人而非革命者，儿子却不知道自己就是个文人而非政客！但是，姚文元又决无父亲的那种良知，对胡风、冯雪风、丁玲、巴金等人的迫害，真有点他干爹徐恩曾的特务手段！

想必姚蓬子也知道儿子对自己曾经的同志、战友施以毒手，但不见他有何作为，反倒受儿子的训斥，不知道他在心中对儿子又是何种情素？而姚文元对他，我想只有恨！毕竟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有自己儿时在南京的经历足以扼杀他政治生命！

西方有谚云：“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就是他太过顺利！”这话恰恰是为姚氏父子做了注解。







尾声
1976年10月7日姚文元被华国峰、叶剑英、汪东兴等诱捕于北京怀仁堂。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6年10月刑满释放后，开始撰写回忆录。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著无下文。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