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旦墓志铭研究

时少杰

时旦墓志涉及其籍贯、世系、科第、宦历、亲缘及重大历史事件，有证史、补史、订史等重要价值。现将墓志涉及的几个问题简述于下：
  1．时旦参与镇压李顺起义问题。志文说时旦“在简州(今属四川)遭李顺乱，转运使毛元翰檄公讨贼……下永康军(今属四川)。又榜招贼所逼黥号应运雄军者百七十人赴辇下”。案：李顺，宋初川陕一带农民起义领袖。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春，随王小波起义，小波战死后，被推为领袖，率众攻打州县，所到之处“调发富人大姓家用以外财粟赈贫乏”，受到群众拥护。五年正月，攻克成都，称“大蜀王”。设置官司，建号“应运”，战士面刺“应运雄军”四字，众至数十万人。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李顺被杀害。关于王小波、李顺率众起义史料，主要见于《宋史·太宗纪》、《宋史·王继恩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以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二《蜀盗之平》。据载，李顺攻陷成都后，“贼兵四出，攻劫州县”。宋太宗闻报，急召宰相面议：“岂料贼势猖炽如此，……朕当部分军马，旦夕讨平之。”于是任命宦官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其制置”。另外还诏令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等人为各路随军转运使。又令统兵将领王果、尹元等率兵会剿，各路兵马均受招安使王继恩节度。在正史所记战事始末以及参与其事的官员中，并无转运使毛元翰、通判时旦等人的姓名。据志文，此时时旦任西川路(成平中改为成都府路)简州通判，亲自率兵参加了镇压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他“部分兵马”，“解遂州围”，复黎州，“徇嘉州”，“下永康军”(以上地名均在今四川境内)，又招降了“应运雄军”士兵百七十人。为此，转运使毛元翰、招安使杨琼等人将他的功绩上报朝廷。由于熟悉蜀中情况，仍令他在当地为官。墓志中这些记述，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
  2．关于契丹兵攻掠齐州问题。墓志记述：“成平二年十二月，契丹游骑围齐州……”。据《宋史记事本末》卷三《契丹盟好》记载：“真宗成平二年(999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绪大举入侵。时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傅潜拥步骑八万余，畏懦闭营自守。”契丹兵掠祁、赵、邢、名(以上地名均在今河北境内)诸州后，“遂自德、棣济河，掠淄、齐(以上地名均在今山东境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也有大致相同记载。上引史料均未明确攻掠淄、齐二州的具体月份。《宋史·真宗纪》载，成平三年春正月，“赦河北及淄、齐州罪人”。原因是咸平二年冬，契丹兵南下时，所过之境发生趁火打劫现象。契丹兵退后，朝廷除了对十恶至死者严惩外，胁从者予以赦免。正史还记载了守高阳关宋军追击契丹归兵事，但对齐州抗击契丹游骑事只字未提。据时公墓志得知，此时时旦正出知齐州，他带领将士严守五日，保城无虞，后又“出兵伏路”得敌首级三百余，甲杖八十余件，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受到宋真宗奖谕，“诏副之金帛”。志文明确提到契丹游骑围齐州的时间为“成平二年十二月”，具有订史价值。
  3．墓志涉及的宋史人物。时旦居官多年，经历较为复杂，且子孙繁盛。墓志中出现不少人物，或为时旦同僚，或系与时家有交往官员，还有一些同时家有姻亲关系。其中不少人物见于《宋史》记载，现简列于下：
  (1)吴奎。墓志撰写者，《宋史》卷三百十六有传。吴奎字长文，潍．州北海人(今属山东)。性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举五经。曾出知密州，人判登闻检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权开封府。卒赠兵部尚书。史称其“应事敏捷，吏不敢欺”。此人居官期间，极力反对王安石。
  (2)梁鼎。墓志提到，时公因“谏大夫梁鼎荐，擢监察御史”。《宋史》卷三百四有《梁鼎传》。鼎字凝正，益州华阳人(今属四川)，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与时旦同年。曾知徐、密二州，拜谏议大夫，官陕西制置使。清《山东通志·职官志》有梁鼎知密州记载。
  (3)晁迥。与时旦结为儿女亲家，其次子晁宗诲娶时旦第三女为妻。《宋史》卷三百五有《晁迥传》，迥字明远，澶州清丰人(今属河南)，举进士。累迁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礼部尚书。进承旨期间，诏令多出其手。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84岁，卒后赠太子太保。
  (4)颜太初。时旦四女婿，为当时大名士。《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有传，列入“文苑四”。据本传载：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颜子四十七世孙。少博学有俊才，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切时事。中进士后为莒县尉，补阆中主簿，后移应天府户曹参军，南京国子监说书(案：宋时应天府和南京，即今之河南商丘)。有集十卷，《淳曜联英》二十卷，著书署名号洙南子。又因所居在凫绎两山之间，故号凫绎处士。颜太初儿子颜复与文学家苏轼友善，二人同中嘉右榜进士。应颜复之请，苏轼曾为已经故世的颜太初所撰诗集写有叙文，题为《凫绎先生诗集叙》。叙文说，“先生诗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5)李及之。为时旦二孙女之婿，《宋史》卷三百十《李迪传》后有其附传。及之字公达，濮州人(令属河南)，他是太子太傅李迪侄子。由荫登第，通判安肃军，知信州，入判刑部，诏除直秘阁。历开封府判官，知泾、晋、陕三州。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转正议大夫，卒年八十五。曾撰次《唐史》，另有《君臣龟鉴》八十卷。史称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称职”。
  (6)吕诲。时旦三孙女之婿，《宋史》卷三百二十一有传。吕诲字献可，开封人。其祖吕端曾辅弼太宗、真宗，为一代名相。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举进士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出知江州，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吕诲与司马光为至交，司马光撰《吕中丞诲墓志铭》说：“献可以熙宁四年五月丙午终于家，年五十有八”。又说，“献可始娶张氏，……后娶时氏，故侍御史旦之孙，封同安郡君”口’。两方墓志可互为印证。
  (7)胡仲尧。据墓志记述，时旦任洪州奉新县令时，“揭进士胡仲尧家世孝悌，请州以闻，诏旌表其门闾”。胡仲尧，《宋史》卷四百五十六有传，列入“孝义”类。据本传载：仲尧，洪州奉新人(今属江西)，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橱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雍熙二年，诏旌其门闾。仲尧诣阙谢恩，赐白金器二百两。此后又多有善举，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迁国子监主簿。由墓志得知，仲尧获得殊荣，得益于时旦推荐。
  4．时旦墓志反映的北宋习尚及葬俗。志文说时旦“罢阆(今属四川)还阙，未朝参，遘疾于兴国寺多宝浮屠舍以终”。时旦任满回京，尚未朝参，却因病死于兴国寺佛舍。他为何不入住汴梁有名的客店驿馆，如兴国寺东的车辂院、熙熙楼，兴国寺西的清风楼、无比客店，却住在兴国寺佛舍呢?据宋代文献，“兴国寺位于汴梁城内御西街、汴河北岸”。“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兴国寺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象，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殿腰腹。西阁又开通飞楼为御道。殿塔排空，金壁照耀，皆一时之盛观”。兴国寺建筑富丽堂皇，宽敞幽静，加之太宗崇佛，故来往于京师的官员大都选择此处下榻。如苏轼于嘉右二年赴试礼部，便下榻于兴国寺。唐宋时习尚，常在寺观内赐宴、朝谒、令居，以示优遇。如唐时礼部放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日闻喜筵，五代多于佛舍名园。北宋则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南宋临安及外郡宫观，往往成为朝廷安排老臣执政闲居之处，除以提举主事之职，以示优宠。“其中大庆观，郡家官僚，朔望到任，俱朝谒于此”。据上所述，北宋时京师兴国寺，应是当时官员朔望到任朝谒的高级客舍。
  墓志谓时旦卒于“天禧辛酉年(1021)八月十二日”，葬于“至和三年(1056)二月廿十六日”。这之间竟然相隔了35年之久。无独有偶，滕州还出土一方《宋陶评事墓志》(滕州市博物馆藏)。
  据志文记述，陶公予元右三年(1088)卒于家，葬于大观二年(1'>08)，其间相隔二十年。究竟什么原因，要厝置这么长时间呢?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当时官员的一种葬俗。就常规而言，古时一般人士死后，殡尸(殓而未葬)于屋内，须经三年，然后择吉日安葬。而宋代士大夫最讲礼法，人死之后，往往停柩不发，厝置多年，以慎终追远为大孝。
  5．时旦墓志与苏轼《滕县时同年西园》诗的关系。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于熙宁十年四月至元丰二年三月出知徐州。在知徐州期间，曾邀请同榜契友滕县山阳掾时公到徐州会聚，画竹二枝相赠。当时滕县属徐州管辖。元丰元年七月(1078)，苏轼曾莅滕，应滕令之请，撰写《滕县公堂记》。另外还作《滕县时同年西园》五言诗一首，诗中描写了西园珍木葱茏、鱼浮池塘的美景，又借景抒情，谓时家不独草木繁茂，其子孙亦已成林。诗中时同年指的是谁?时旦墓志提供了线索。时旦葬于至和三年(1056)，当时已有孙男五人，“庆基、化基并举进土，孝基、德基皆用亲荫人仕，世基方学”。苏轼登嘉右二年(1057)进士，诗中既云和时某同年，理应为同榜进士。时旦共有五孙，其中庆基、化基早在至和三年之前已举进土，孝基、德基皆用亲荫入仕，惟独世基正在苦学。因此，世基很可能中嘉右二年进士，与苏轼同年。时旦四女婿颜太初之子颜复和苏轼为同年进士，颜复和时旦的孙男是姑舅表兄弟，在年龄上不会相差多少。再者，时旦的三孙女婿吕诲，曾因反对王安石而遭贬，与苏轼有着相同的政治命运，不论在私交还是政见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较融洽。所以苏轼来滕期间，时旦孙男可以名正言顺邀请他到西园游玩宴饮。
时旦墓志的出土，提供了一些正史未载史料，有关时旦的家世、经历以及亲缘关系等均较为详细，可以补正史之缺。此外，墓志涉及的诸多职官、地名等，亦颇有研究价值。望时姓及有关人氏，进一步考证时旦亲友情况。

　　　　　　　　　　　　　（滕州　　时培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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