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为什么敢犯颜直谏

花生

魏征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官。据史书记载，魏征辅佐唐太宗李世民１７年，其间他向李世民谏奏的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皇帝生活等各个方面，有史籍可考的就有２００多项，并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警句与格言。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及因他而引出的李世民的“三镜”之说等等，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了。尤其可贵的是，他在１７年的谏官任上，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有几次因犯颜直谏，触怒了李世民，几乎被罢官甚至掉脑袋。但无论顺境逆境，他都不改初衷，依然忠贞不渝地履行着自己谏议大夫的职责。直至他去世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还发现他重病时给李世民写的一篇未完成的奏稿，上面有一段写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李世民看到这个未写完的奏稿后，非常感动，当着群臣的面检讨自己过去在采纳意见方面做得还不够，并说，“你们要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记事板上，发现我在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我进谏。”

魏征生于北周未年，幼孤家贫，好读书，有志向。在隋末农民大起义期间，他曾两次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反对过李渊父子；两次投奔过李渊父子，开始都没有受到重用。特别是后一次，他竟然还被李世民的政治对手、太子李建成招去做了主管东宫经籍图书的小官。像他这样的出身经历，在当时一般是很难受到重用的，即便受到重用，换个人也是谨小慎微行事，总怕出了问题影响个人前程和安危。但魏征却不然。自从玄武门之变被李世民收到门下之后，他更很快表现了自己敢于直言诤谏的精神和品格，受到李世民的重用，并被委以谏议大夫的重任。

魏征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且能做到善始善终，除了李世民政治上比较开明、言路上比较通畅等客观条件外，考之其主观方面，主要因素大致有四：一是魏征忠君爱国，凡提意见或建议，无不出于公心。李世民就曾把他比做自己的一面镜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魏征前后共提的２００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二是魏征４０岁以前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曾在农民起义军里呆了两年多时间，对国情民意甚为了解，对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新兴的唐王朝等问题都具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凡提意见或建议，必中要害。三是魏征廉洁自律，没有私心。历史地看，魏征对唐初“贞观之治”的形成的确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李世民曾多次封赐其爵位，然而每次都被他婉言拒绝。贞观七年，李世民又诏封魏征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这是一个相当于宰相的爵位，但魏征仍是坚拒，他说，“爵高则不警；富则易奢。”李世民无奈，只得改封他为二品爵。魏征官至公卿，有权有威，又深得皇帝的敬重，按理说住的地方应该是很豪华的，但他直到去世住的都是一般人家的居所，甚至连个正厅也没有。以至于在他病危时，为了能有一个体面的治丧场所，李世民决定停建自己的一个便殿，把建筑材料拿来，加班加点地给他建了一个临时正厅。四是魏征有一个贤内助。魏征去世后，李世民为了褒奖他，原打算用一品大员的规格好好地给他办办丧事。但魏征夫人裴氏却上书给李世民说：“征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李世民无奈，只好改以二品官的葬礼标准，用白木做的车子和白布缝的篷子给魏征送葬。高风亮节，不让乃夫。

可见，魏征的确无愧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面镜子。窃以为，即使对于今日的为官者们来说，魏征的人品、官德，又何尝不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