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记.323（几则虞氏世族史料所蕴含的社会问题）

绝色倾城

几则虞氏世族史料所蕴含的社会问题

上至东汉末，下至唐中叶，将近四五百年时间里，虞氏家族一直是余姚县的顶级豪门。《南史》云“大姓虞氏千余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郭沫若曾在《中国史稿》里将虞氏列为会稽三大家族虞、孔、贺之首，当为确凿的“江左豪族”。彼时的虞氏一族气焰炽热，权势盖过当时地方长官，时有县令被虞氏大族驱逐、免官的例子。录三则史料如下：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山）遐字彦林，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捕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

——山遐为山涛（字巨源）之孙，按说也是豪门大阀之后，仍不免免官下场。这是虞氏家族鼎盛之时，可以轻松地通过权、钱，或是权、权之间的关系把一个县令陷罪免官。这同时也说明，当虞喜这等高士都有偷漏税的之举，当时“藏户”现象之普遍，偷税漏税之通行。

南史/卷一：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強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馀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馀人。帝诛亮，免会稽內史司马休之。

——虞亮藏匿亡命徒被诛，其实有不少怨屈的成份。其怨屈，倒不是所蓄亡命给余姚造成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而是当时社会时局动荡，流寇肆行，当时豪门不得不搜罗亡命之徒进行自卫。但也说明一个家族能养亡命徒千人，其财力和势力可想而知。

梁书/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七：（沈瑀）以母忧去职，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当时县大姓虞氏，竟有千余家之多，以往县令疲于应付交际，并产生大量的权钱交易。新任县官沈瑀，不允许“非讼所通”人员来县衙走动，若有请谒行贿者，则系于阶下。沈瑀甚至看不惯鲜衣美服的县政府下级官员，令他们“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据说这种极端的行事作风，源自沈瑀落泊时，曾受富人污辱，因此要大加报应了。但沈瑀要谨慎得多，没有像山遐那样让虞氏家族抓到治罪的把柄。

新近读蒙思明所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其中论及世族之形成、发展的过程极为精辟，并例举了世族支配下的政治、世族垄断下的经济等诸多社会现象。《魏晋》一书的几条目录中，可以看到蒙思明先生对世族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能力进行的归纳：世族潜在实力雄厚、世族腐蚀了选举制度、世族把持了中央政柄、世族操纵了地方政权。世族的形成，固有其适应其形成和发展的土壤。但虞氏世族的消亡，其实在唐初就开始了，因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世族在中央高度集权后狭小的空间里，再也没有能力去维护原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势，并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大姓世族的逐渐消亡和分散。

注：上述文字由“琐记.321”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