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廉政思想和兼听主张

花生

魏征(580-一643)，字玄成，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官至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他忠于职守，曾上疏谏唐太宗凡200多条。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见唐太宗的思想行为，已不如建国初期那样励精图治，克己爱民，而是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变，便上了一道有名的“十渐疏”，痛切陈辞，要唐太宗提高警惕，否则将后悔莫及。这就是《贞观政要》中的“十思”。它的大意是：

  其一，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魏征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君，如果不未雨绸缪，没有长远打算，缺乏美德，不是理智地战胜一切贪欲，克勤克俭办一切事情，那就等于“伐根以求木茂，塞源以欲流长”，是极其危险的。

  其二，“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征认为，过去许多国君，在创业时都能兢兢业业，谨慎行事，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就放情纵欲，傲视他人，视兄弟如过路之人，用严刑峻法和盛怒盛气去对付下属。这样，下属表面上恭恭敬敬，心里却很不服气。因此，魏征严肃地指出，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于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应该高度谨慎。如果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驰的车马，其危险难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其三，以“十思”为自检。“十思”的原文为：

  “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魏征认为：作为统治百姓的一国人君，当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要想到知足而警惕自己；将要兴土木营建工程而动用人力物力时，一定要适可而止以安定百姓；想到自己位高权重而不可一世时，应该谦虚和蔼而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如果害怕因自满而会带来损害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能够容纳干河百川的度量；当陶醉于游山玩水和出围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一年中只准三次出游打猎的规定；担心自己懒惰懈怠时，就要想到办事必须善始善终的道理；忧虑情况不明而踌躇不决时，就要虚心采纳下属群僚的意见；当有些谗言和邪念影响自己时，就应该端正自身而斥退这些不好的东西；当安对臣下进行奖赏时，就要想到是否因自己一时高兴而滥赏；当要处罚臣下时，也要想想自己是否因盛怒之下而胡乱惩治他人。魏征指出：经常进行“十思”，是为了发扬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美德，选拔贤能．择善而从，使有才华的人竭尽智谋，有勇猛的人竭尽武力，有仁德的人竭尽慈惠，有信义的人竭尽忠诚。

花生

唐太宗阅览这份疏谏以后，对于魏征的贞诚十分感动。他特意写了一份诏书给魏征，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希望您不要怕冒犯我，继续毫不隐讳地直言得失，我一定要虚怀若谷，冷静自己的心态，恭敬地等待着您的善言。”后来，唐太宗每当谈及魏征时，就感触万分地说：“贞观以前，(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就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春正月，唐太宗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就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以分清是非；“偏信则暗”，就是只听信一方面的话，必然会受到蒙蔽。魏征为了向唐太宗说明这个道理，曾在问答中列举出历史上许多值得借鉴的史实。“上古之人曾说过，凡事都要征求割草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见。在尧和舜当政时期，广开四方之门，招揽天下的贤人，为的是看见民间的疾苦，听见民间的呼声，做到下情上达，天下无壅塞。由于执政者对天下的大事无不知晓。象共工和鲧这类奸佞之人，再巧言令色也不会有市场；秦二世幽居深宫，亲近小人而疏远百姓，偏信宦官赵高，结果出现了‘指鹿为马’的怪事，直到天下大乱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骄奢弄权的朱异，结果是侯景兵围台城，终于困饿而死。隋炀帝偏信唯诺取宠的虞世基，使得天下大乱，国破身亡。照此说来，人君只有广泛地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使下情能够上达，大臣要想堵塞或匿情不报也是不可能的。”唐太宗不愧是一代明君，对于魏征的这番议论铭刻于心。他认为，自己身处九重之内，难于遍知天下之事，也就不能独断天下之务。为此，他曾提出了“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其一，实行轮流值宿制度。他明令要求：凡在京城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都必须轮流值宿于中书内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其二，实行“五花判事”制度。举凡军国要务，“皆委百官商量，宰相筹划。”在草成制敕之书以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层层负责，署名画押，然后才颁令施行。

  其三，奖励谏诤。唐太宗指出：“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意思是上疏诤谏和在朝廷上互相辩论答难，为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即使是最后服从于他人的正确意见，也不会丢面子的。唐太宗极为重视谏官的人选，并提高他们的品级地位，规定凡宰相们入朝议政时，谏官必须随入以便及时评论得失。

  兼听，能够避免主观片面性；偏信，容易受到蒙蔽欺骗。只有兼听才能集思广益，把各种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意见吸收上来，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分辩是非，把工作做好。魏征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句话，已经成为从政者以及一切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