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之十八青春做伴好还乡

江南

青春作伴好还乡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史记·苏秦列传》

东周洛阳人苏秦在齐国的鬼谷子先生那里学成归来，便兴冲冲开始了他的游说之旅。他首先游说了秦国，怂恿秦惠文王加快吞并天下的步伐。可惜当时秦惠文王刚刚车裂了魏国人商鞅，对卖弄口舌的辩士没什么好感，所以他的游说没有成功。
苏秦在外晃荡了几年，都没有什么大成就，手里的金银财物也所剩无几，考虑再三，他只好忍辱含羞回到故乡。那时，他形容枯槁，面目黎黑，样子很是落拓。回到家里，他受到了全家人的讥笑和责备，以至于“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妻子看见他，也不停下手中织布的活儿；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他们讽刺他说，“周人有个习俗，要么买田置田，要么务农经商。如今，你抛弃这两件大事情不做，专门去趋口舌之利，以至于搞成这付模样回来，那是活该！”苏秦很是惭愧，又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他闭门不出，第N次把自己收藏的书籍打开细看，得到了一本《太公阴符》，发愤苦读，终于大有收获。
苏秦再次游说了赵、齐、楚、韩、魏、燕六国。他号召这六个国家都联合起来，选出一个盟主，在军事上统一行动，以对付西边强大的敌人秦国。当时，这六个国家日渐衰弱，而西边的秦在商鞅变法之后日渐强大，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苏秦这番言词可说是正中下怀。于是，他们任命苏秦为从（纵）约长，主持合纵一事。值得一提的是，苏秦每到一国，皆被奉如上宾，走时金银车马相送不暇。他到楚国去游说之时，途经家乡洛阳，当时的周显王在三十里外相迎。而他的家人听说了他回家的消息，清宫除道、扫洒除尘相迎。见面之时，父母妻子侧目而视、倾耳而听。最有趣的是从前连饭都不愿给他做的嫂子，蛇形匍伏于马前。苏秦意气风发，情绪高涨。他笑着问：“嫂子，我记得你以前对我是很怠慢的啊，怎么今天这么客气呢？”他嫂子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因为你季子有地位又有钱的缘故啊！”苏秦喟然叹息说：“盖人生于此，金钱地位岂可忽忽哉。”（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地位和金钱怎么可以忽视呢？）
至此，一个政治暴发户形象的苏秦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说实在，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对苏秦的所作所为不耻。而数百年后的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也有同感。他在一篇题为《相州昼锦堂记》的文章里，拿苏秦跟当朝宰相韩琦反复比较，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古真正的学人士子是不会只在乎衣锦之荣的，而他文章中的主人公韩琦，正是这种学士的优秀代表之一。
仔细分析，欧阳修认为苏秦似的衣锦之荣者跟韩琦似的邦家之荣者比较起来有以下几大区别：
一、称谓不同。衣锦之荣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介之士，目光短浅，重利而忘义，所作所为均是急功近利，聊解燃眉之急，治标不治本。就拿苏秦来说吧，他的合纵之术虽然暂时性取得了六国君主的首肯与信任，从而使六个差异性很大又各怀鬼胎的国家勉强联合，但是在真正体现诚意的时候，函谷关一战，“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过秦论》）于是，秦国挥军东向北顾，追亡逐北，所杀过当，流血飘橹。更可气的是，随后这些当初信誓旦旦要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国家竟然为了兼并土地而相互攻伐，开始了唇亡齿寒的窝里斗。硬是让秦国人笑掉了大牙。像这样的合纵，不是聊解燃眉之急又是什么呢？而欧阳修眼里与之相对的就是韩琦似的邦家之荣者，他们应该被称为社稷之臣。韩琦出生在世代官僚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身为宰相达十多年，朝中许多大事决议都出自其手，又加上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君主信任。神宗皇帝为其题字“两朝顾命，策定元勋”，这是极高的评价。欧阳修说他“临大事，决大议，垂伸正面，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遇到国家大事，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都是严肃谨慎地对待，从而使国家像泰山一样稳固，真是个社稷之臣啊！）
二、目的不同。衣锦之荣者只求得志于当时，夸一时而荣一乡。一般人都有一种“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心理。一旦在他乡异地有所成就，闯出点名堂，就要找个理由气宇轩昂、得意洋洋地回到家乡。丝毫没有“近乡情更怯”的感觉。就像东周洛阳人苏秦，像楚人项羽，他们认为，富贵了不归故乡，就好比是穿着锦衣在夜间行走一样。那么，这么急着要赶回家乡做什么呢？真是为了思念故乡吗？真是为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语）吗？其实都不是，仅仅是为了向那些熟悉自己过去的人显耀一下，告诉他们，当年那个跟你们没什么两样，甚至还受过你们欺侮的小子如今是不比往常了，发达了，富贵了。而一旦真的这般人五人六地出现在自己那帮穷哥们身边，就真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受到他们的另眼相待，从而在前后两种不同的对待之中获得一种隐约的快感，一种自鸣得意的快感。而社稷之臣自始至终追求的完全与之不同。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只会担心道的修为不高，不会去担心个人的待遇怎么样。工资高不高，奖金发不发，有没有专车接送，都是不重要的。那么，欧阳修眼里的社稷之臣又是把什么做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呢？他认为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用现代的话说即以德治民，为国家建功业，并把这种功德铭刻在国家的功劳薄上，名传千古而不朽。这很有孔子眼里“谋道”的韵味。而就体现二者的方式而言，前者追求的是一旦得志，“高车驷马，旗旄导前，骑卒拥后，夹道之人骈肩累迹，瞻望咨嗟，庸夫愚妇奔走骇汗，羞愧俯伏。”这个场面，我们可以想见，那是多么的不可一世，耀武扬威。而后者拼其一生追求的是：勒之金石，播之声诗，铭彝鼎而被弦歌。至于高车驷马这些外在的东西，则不足以显示其荣与贵，也是他们不屑一顾的。
三、对象不同。衣锦之荣者说到底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食肉富贵”。为了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他们甚至不惜像庄子说的那样“舔痈舐疽”，至于国家长远利益则很少在他们的考虑之到。而邦家之荣者完全是为了国家去考虑，只要在他们看来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都会无所顾虑地去做。范仲俺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很能说明问题，并最终得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更是名传千古。这句话是“谋道不谋食”者的心里话，是社稷之臣的座右铭。
衣锦之荣和邦家之荣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种理想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其实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说到底，它反映了一个人生境界问题。衣锦之荣处心积虑只为了满足个人较低层次的物质和精神欲望，属于低层次的人生境界；而邦家之荣从更高层次去反映了人的精神追求，自然属于高层次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具有哪种人生境界，也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其人的素质之优劣。年光流转，日月沉浮，一转眼，时间已过去数千年了，而关于这两者的比较与鉴别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