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之二十二文化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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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悖论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焚书的始作俑者是李斯。这个数典忘祖的卑鄙文人，摇舌鼓唇的政客，仓鼠一般的人物，一旦小人得志，便过河拆桥。为了巴结主子，居然处心积虑地开始了自刨祖坟、自掘文化之根的疯癫行动。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朝廷在咸阳宫大摆宴席。席间，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有过一次辩论。周在敬酒时，极力称颂大秦万世一统及陛下神武英伟之盛。一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词，让皇帝陛下很是高兴。这时候，书生意气的博士淳于越坐不住了。他借敬酒之机，大力驳斥了周的奸猾与无聊。他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前后绵延近千年，是因为他们在建国之初就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为诸侯，作为自己这棵大树的枝叶。今天陛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可您的子弟个个都还是平头百姓，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假设有朝一日我朝出现了齐国田常一类的忤逆之臣，又怎么能彼此相救呢？不依照古制而能够长治久安的王朝还没有听说过啊。那周青臣是个专门加重您罪过的奸臣。
就这个问题，秦始皇要大臣们展开讨论。丞相李斯借此机会，将蓄谋已久的焚书计划和盘托出，得到了秦始皇的充分肯定。于是，一场关于封建的讨论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自掘文化之根的焚书事件。李斯提出焚书计划的理论依据是：秦朝之前，天下所以散乱，不能统一，完全是因为诸侯并列。他们大多称引古今，以古害今，夸饰虚言来搞乱实事。大家都跟着学习，并以此来非议君王的诏令。为了使这种现象不至于再次出现在我们这个海内一统，天下一家的大秦王朝，就只有将《诗》、《书》和百家之言一把火烧了，只保留医学、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并且，他还为不听从命令者制定了十分严酷的刑罚——有敢偶尔讲述《诗》、《书》的弃市；假借古事非议朝廷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的与其人同罪；诏令下达三十天内仍然不烧书的黥为城旦（在脸上刻字，去守城门）……凡此种种，网络周密，刑罚繁复，不愧为出自法家门下，领了法学博士文凭的有识之士。
单就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秦王朝，特别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确是该千古唾骂的朝代和人物。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的演进史。后人凭什么来承接前人的优秀文化？除了口耳相传、耳濡目染之外，主要靠前人总结出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典籍。后人乃至后人的后人，只有不断丰富补充的权利。谁要是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掘祖坟，自断根源，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我私下里觉得，幸亏秦王朝只存续了短短的十五年。要是像随后的汉、唐、宋、清，长期统治下去，国人岂不是又要回到茹毛饮血、耳聋目聩的原始蒙蔽状态，期待着第二次人种进化？不过转而又想，如此不近人情、荒唐悖逆之统治者，是不会有长期存续下去的理由的，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我国的历史悠久，上下绵延数千年。所谓秦砖汉瓦，魏册晋书，随意撷取，即为古迹，价值连城。长时间地关注史实，自然不免引发诸多感慨。比如上文所说的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问题。上下相形，纵横相较，我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大胆而又奇怪的念头：一个战争频仍，社会混乱无绪的状态，往往更容易产生流光溢彩，思想多元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的悖论现象。按照常理，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太平盛世，洛河才出书和图，凤鸟毕至。（《论语·子罕》）孟子也说过，五百年方有王者兴，而自己正是舍我其谁的王佐之才。（《孟子·公孙丑》）但其实则不然，究其原因，我以为应该不外乎以下几大因素。
其一：政治上的混乱和无绪，恰好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形成。咋一看，混乱无绪和文化多元是一组矛盾。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正是因为政治的混乱无绪，也便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固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从而带来了文化思想上的混乱无绪。《论语》中，孔子曾经痛心疾首地喟叹，春秋之际，礼崩乐坏，政出于诸侯。这在当时人们的主流意识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确算是一种倒行逆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在文化则未必。拿春秋战国为例。此时，周王朝名存实亡，天下只知诸侯，而不知有天子。周王朝制定的一切政治的文化的伦理道德、法令制度，都土崩瓦解，从而给多元化的文化思想的崭露头角，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此时此刻，对各种文化思想派别来说，大家才是平等的，公平的，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存在谁是主流，谁是异端，谁是正统，谁是邪说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一家之言。这一时段的文化思想特别发达，但是谁也不敢自夸为至尊、盟主。即使有这种人，那也是一种文化人的狂妄与放荡。现代人心目中，儒家学派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了，可当时就有道家学派与之大唱反调。你不是要忠孝节义，治国平天下吗？我偏偏认为清虚恬淡，寂寞无为更好。墨家学派对儒家的“孝”和“礼”也大加非议。就连儒家学派内部也有争议。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后天的修为才是需要特别谨慎的过程；荀子恰恰与之相反。他提出“人之初，性本恶”，怎样使天生就“恶”的人性向善呢？只有学习，所以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劝学》。类似的学术流派还有很多很多，法、兵、农、名、阴阳、纵横、小说……异彩纷呈，光芒四射，成为混乱无绪状态下最不敢想象的事情。
其二，频繁的战争，使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文化的专制。历史上的中国，大一统时期的君主，在将山川河岳当成自家的园子而随意处置，将黎民百姓当成自家的仆役率性对待之余，还要十分狂妄地禁锢人家的头脑，规定人们只准思考什么，不能思考什么。周厉王姬胡就曾经让卫巫给他做特务，发现谁说朝廷的坏话就抓住杀掉。三年后，国人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见了面，只好用眼神交流，十分恐怖和滑稽。于是，厉王洋洋得意地对大臣召公说，我完全能让国人不非议朝政了。召公听了，很忧虑地告诉他，你这是堵住国人的嘴巴，不让他们说话。你可知道，强行堵别人的嘴巴，就好比强行去堵滔滔的洪水，是要出大乱子的啊。厉王很不以为然，后来，终于被忍无可忍的国人杀死了。纵观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混乱无绪时期的君主呢？他们在权力的争夺上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暴戾、残忍，计谋之阴险、毒辣也是令人发指的。而在文化领域，还鲜有以这种政治手段强加于其上的例子。就算有也是极少数的胆大妄为者所为，是社会的边缘人干的。这也许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魏晋南北，诗文风流，群星璀璨，为我国文化史平添浓墨重彩一笔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文化这爿净土，而不横加干涉，肆意蹂躏呢？是他们多么在乎文化的神圣意义吗？非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一是此时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这些跟眼前利益比较起来，不值一提的问题；二是稍微有些见识的主宰者都知道，对于这些只言片语，连篇累牍的思想和学说，取其一点，为我所用，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就是孟子一边享受着齐宣王、魏惠王的车服美食，一边非议朝政，还要被这些君王当作圣人一般供奉的原因。而反观所谓江山一统，君临天下的局面呢？哪个时代出现过这种文化的大炸裂现象，涌现出这么多永垂不朽的人物？当然，我的这番议论马上会招来反驳意见。反驳者也许会举出李唐的李杜，赵宋的苏辛来加以反驳。但是请不要忘记，李杜的星光闪耀、大放异彩，并不在太平盛世，而在朝政腐败，安史为乱的混乱状态之下；苏辛的横空出世、卓绝一时，更是在国运衰败、民族危亡、江山飘摇的时代。可以说，他们的行世与出世，本身就是一部文化的发展史，社会的兴衰史。
其三，社会的混乱导致大量的文人失去了追名逐利的仕进之心，转而专注修身养性和学术研究。生逢乱世，为人君者尚且朝不保夕，朝立夕废。为人臣者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说不准哪天就祸从天降，掉了脑袋。一些有识之士只得淡泊自守，隐居起来。躲在山林或市井，无论怎样寂寥和喧闹，都是外在的，表面化的，真正的隐士总要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精神的圣殿。那就只有在文化的栖息之地尽情地徜徉。魏晋时期的政治空前混乱，司马氏执政短短五十五年，却无数次更替君王。特别是在“八王之乱”时期，司马亮、司马伦、司马炯、司马颖……一大批野心家、刽子手走马灯似的悉数登场，给那时的社会带来十分惨烈的后果。生灵涂炭，国破家亡。就是在这一时期，一大批蔑视礼教、放荡不羁的风流高士却应运而生。他们高举张扬个性的大旗，在文化的领域，创造出了多项震古烁今的成就，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表现尤为突出。嵇康在得知山涛将要举荐他为官的时候，很是恼火，在《与山巨源书》中有理有据地予以拒绝不说，还将自己的老友大骂了一通，以表示其彻底跟官场决裂的决心。阮籍更是用醉酒作为拒绝统治者司马昭娶他女儿做儿媳的幌子。他们这些标榜自我、个性独特的处世态度、文化态度，使其跟以齐家、治国为人生理想，靠仕宦博取功名的文人士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共同制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多元现象。
其四，文化人本身，也是造成非乱世难有开放思想的原因。政治和文化看似两个不相干的命题，实则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历朝历代大一统君王之所以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对文化专制独裁，完全是某些文化思想者惯的。是他们在各自的思想体系里大肆鼓吹君主至上论，鼓吹学术独尊论，才为那些胆大妄为者壮了胆，鼓了劲，为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持。纵观历史，文化思想被历代学者细化为无数学派。其中又大致以三大学派为主。一是积极入世派，主要以儒、墨、法等为代表；二是消极出世派，主要以道家为代表；三是实用技术派，主要以农、医、卜等为代表。而积极入世派正是这种角色的扮演者。他们不管是提出怎样冠冕堂皇的仁德之术，首先都要将忠孝的大纛摆在前头，以换取君王的理解和共鸣。孟子虽然也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仔细读《孟子》，你会发现，那只是一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玄异之辞罢了。在他的心目中，君还是最贵的。至于以老、庄为代表的消极出世派，又太过虚无，太无政府主义，完全无视阶级的存在、人类社会演进的现实，一味强调个体精神和自然的关系，玄则玄矣，却只能作为个人的信仰而存在。以之治国，则无疑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所以，山巨源在见到能言善辩，满口玄异之辞的王衍时说，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实用技术派则完全以某种技术为主，他们关注的是技术的本身和价值，更不值一提。
有此四大因素，则不难理解上述文化悖论现象的出现。只是，新的时代又会孕育新的文化，赋予其新的内涵。我们既有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又有今人的聪明和睿智，完全有理由改变这样悖论。是的，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