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必躬亲叹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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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必躬亲叹诸葛


《三国演义》是部小说，小说的特点是爱以点带面，一个“忠”字放大了诸葛亮所有优点掩盖了其所有缺点，就如同一个“义”字也同样掩盖了关羽骄傲自大的毛病。小说可以把诸葛亮塑造成古今中外第一能人，但历史却不能如此定论。今天我们客观分析，诸葛亮有些事情做得缺乏长远考虑。

比如事必躬亲。


事能躬亲，是优点，但加了必字，反而成了缺点，为什么呢？


古今中为，采用逐级负责制是管理的基本框架，国家如此，单位也一样，充分发挥每一级的作用是长远之计，因为这些都是集体行为，不是靠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但作为总理兼三军总司令的诸葛亮却行使下属权利，应该让连长执行的二十廷杖也亲自组织，这就带头破坏了这种逐级负责制。姑且不论你的身体和精力是否容许，就经常越级指挥的行为本身，便会逐步地消弱中间那些管理环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偶尔为之，既维持了军纪，又温暖了兵心，就像温总理替民工讨薪一样，抓住一点整顿全面，效果应该非常不错。可惜诸葛亮不是，事必躬亲，每次都参加，这就很让人费解，是诸葛亮不懂这个道理吗？不！以其智慧，应该不会看不到这样做的弊端，但为什么知错未改呢？这恐怕就得认真分析了。


第一、诸葛亮过于自信，曲高和寡。自信是有能力人的特点，没有能力而自信那叫自大，但过于自信就会潜意识里轻看他人的意见。


比如用马谡，刘备病死白帝之前，遗言句句为重，托孤当然是第一大事，但寥寥数语，居然也提到了一个知名度并不太高的马谡，颇为突兀，可想而知，如果刘备不是已经洞察到诸葛亮会有在今后无条件地培养使用马谡的迹象，他大可不必在千百将领中独提马谡言过其实的缺点。


刘备具有作为一个领袖敏锐的洞察力，他是在用委婉的方法批评诸葛亮：不可太过自信，你认为对的不见得就全对！


但诸葛亮的过于自信显然让他忽略了这次警告。最后失街亭斩马谡，不顾兵将的集体求情，落得一人挥泪，三军齐哭，用梁山好汉的话说，凉了兄弟们的心！


平心而论，马谡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谋长，诸葛亮能够六出祁山伐魏，是因为后院让他放心，如要后院放心，不采纳马谡七擒孟获的怀柔之策，根本不可能办到。同时马谡也是个很有亲和力的将领，兵将都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人才被杀，错不在他，错在用他之人。作为三军统帅，最大的工作是调兵遣将，调兵是方向，遣将是用人，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因此，用将就成了第一重要的事情。如果诸葛亮不是完全相信马谡的能力，马谡就是死求，他也不会得到兵权，十纸军令状也枉然，“诸葛一生唯谨慎”嘛！但诸葛亮给了马谡兵权，就证明了他完全相信马谡的能力，至于军令状那不过是个手续而已。于是过于自信混乱了诸葛亮的思维，影响了其对问题的正确判断。直至街亭失守后，对责任人的处理上，诸葛亮再一次没有听进他人的意见。现代人许多都对诸葛亮为严肃军纪而斩杀马谡的行为不以为然，且不说有众将士苦苦求情，就是没有，也完全可以让其戴罪立功，有了将士们求情岂不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卖将士们个人情？但诸葛亮这次态度坚决，不容置疑。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总司令兼当军事法院院长，结果可想而知。诸葛亮看到马谡的首级后哭了，而且是痛哭。这能理解，这个哭，用诸葛亮先生的话说是：未听先主之言，追悔莫及。


其实，想来当时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哭是多种感觉的集合：一是愧，不听先主之言，愧对先主；二是责，想我自比管仲乐毅，自认阅人无错，谁想也会犯这种要命的失误；三是恨，你马谡一介书生，并无实战经验，好好的参谋不干，何故非要请兵出征；四是念，想当初同先主一道纵横天下，由一弹丸小地拓展为如今三分天下，当年我出谋划策，先主定夺，如今我独木支厦，何人能给我帮助；五是茫，世事白云苍狗，那个百战百胜的集体支离破碎，后主暗弱，前途实在是迷茫；六是惜，马谡之材确乎难得，曾经是我最亲近之心腹，眨眼间身首分离，蜀国本来人才不多，今又不得以灭掉一个，实在是如同壮士断腕；七是悔，是不是我非得杀马谡，就不能顺着将士们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当然，这些也仅仅是我们的猜测，但人心都是肉长的，招来痛哭的原因想来也不外乎这几种。


不管怎么说，马谡还是被杀了。这很让后人惋惜！


还有在对待魏延的问题上，我们也很难理解诸葛亮的心理。就魏延的战功和能力来讲，魏延的职位确实是委屈了他，就连邓小平等几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对此抱不平，但诸葛亮就是看不对魏延，是否有个人恩怨不得而知，想来也应该不会，就是有，诸葛亮也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影响讨伐大业，最大的可能就是诸葛亮对魏延这个人的印象不好。可能是魏延此人贪功，或者可能是其眼高，也可能是爱发牢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诸葛亮的过于自信使得他对一个人的判断不容改变，哪怕是他自己。这就值得商榷了，比如其中一次出祁山，和魏国驸马夏侯懋对仗，魏延请命带兵五千，出奇兵直杀长安。这原本是好计。诸葛亮以冒险为由拒绝了，但打仗岂有不冒险之理？邓艾要是不冒险从小路奔袭，恐怕蜀国灭亡还需要好多年。这些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军事部署，稳健和冒险都各有千秋，很难说谁对谁错。但诸葛亮不应该死前定调，说魏延必反，当然魏延最后的反似乎证明了诸葛亮的超前意识，但细细分析，这个“反”恐怕要打上个引号。首先要弄明白诸葛亮所说的反指什么？反有多种意思，用在这里，不可能是反叛，所谓反叛，一是投敌，魏延不会；二是自立，魏延不为。剩下的就是反对，反对什么，反对诸葛亮死后的安排而已！其次，这个反恐怕也有被逼的意思。诸葛亮一死，从情从理从能力，统兵之职非魏延莫属。谁想半路杀出个杨仪，手无寸功，安能服众；撤兵计划，魏延不知，安能不急；精囊妙计，引魏延上钩，安能不死。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如果诸葛亮把兵权在生前安排死后交由魏延，后果如何，现在当然很难假设。但蜀国本身大将难得，却自己连续除掉一文（马谡）一武（魏延），元气大伤是必然之事。


通过对诸葛亮使用马谡和魏延二人的结果来看，诸葛亮显然是过于自信。前面我们说过，过于自信，难免曲高和寡。反过来，和的人少，曲子不免更为孤寂，高昂。好不容易有马谡这个培养对象，还给杀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很难破解。除非诸葛亮看待人事上能够降低标准，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可能了，就不是诸葛亮了！


第二，诸事亲为，阻断后进。诸葛亮凡事总要亲历亲为，决策国政他人固然无法代替，但就连应该秘书干的活他也要亲自做，这就有些太过了。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军国大事已经够人忙活了，如果把一些非重大之事交由手下来干，既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又培养了后人，何乐而不为呢？自己工作出色是优点，但如果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出色，那就走向了反面。


诸葛亮无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容许在自己还能身体力行的时候，从他管束的地方出现劣作或次品。这就有些吹毛求疵了。用衡量自己这样天才的标准衡量普通人，只能得到失望。须知人才是在使用中被逐步培养出来的，哪有从天上掉下的！越不敢放手，后人能力越差，后人能力越差，越不敢放手，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蜀国在中华发展的历史中确实相比较而言人才少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山高河险，战乱较少，降低了人们的斗志和忧患意识，但战乱少，并不是没有，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压担子鼓干劲来逐步培养出后备人才。反之，诸葛亮的事必躬亲看似鞠躬尽瘁，实际从蜀国长远之计看，反而抑制了人才的发展。


诸葛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很难说！即便后来能够意识到，恐怕时不我待，也难以扭转了。再说，由于刘备临终托孤的信任，给诸葛亮套上了一个无法摘下的枷锁——有生之年，完成先帝的统一夙愿。这何其难！这个沉重的枷锁压得诸葛亮喘不过气来，使得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系统地为培养人才做长远打算，只能靠运气边打仗边收揽人才，比如姜维。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杯水车薪。根本不解决长远的问题。最终落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凄惨局面。


当然，就蜀国后来缺乏人才这一事实来分析，也不能将责任全部推给诸葛亮，那个乐不思蜀的后主似乎应该分担更多的责任，但诸葛亮作为丞相和总司令，事必躬亲带来的人才萎缩的责任恐怕也无人能够代替。也许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事必躬亲可能是诸葛亮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至于这种不得已占多大比例，就无从查证了。但就结果来看，诸葛亮应该有能力也似乎可以作的更好。因为谁都知道，蜀国的大事他说了算。而人才的培养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证。


今天的中国虽然不能说内无忧，外无患，但相对而言，比起三国时代，没有了战争的急迫压力，获得了难得的一段发展时机，这种相对和平的形势，也是系统地培养人才的好时机。培养不出人才，我们没有理由。要说什么会破坏人才的培养，事必躬亲是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






安玺琳


200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