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前的诸葛亮的隆中生活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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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隆中山因一山“隆然冲起”而得名。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村，坐落在隆中山南麓。

古隆中群山环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邓县管辖。沿隆中山东行，不到四里，即汉水南岸，乘船北渡，就是邓县县城。而从隆中到荆州治所襄阳，快马只需半个时辰，毛驴一个时辰，即使步行，二十多里路程，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它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

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如果遁入名山大川，隐入白云深处，过于远离尘嚣，就不能掌握人间信息，了解社会变革；若是太近，又不免流于浮华虚荣，达不到潜心隐志、冷静思索的目的。他之所以态度坚决地离开襄阳，其叔父诸葛玄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他找到的一个“借口”与“由头”而已，还有比这表象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以诸葛亮睿智、敏感的天资，他肯定不满于儒学的专制与禁锢，并感受到了襄阳城内奢靡浮华、醉生梦死的龌龊之风。
若是留恋襄阳的话，诸葛亮完全可以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

但他想使自己过得清醒一些、自由一些、深刻一些，所以他选择了隆中。

刚到襄阳不久，诸葛亮的大姐就经叔父作主，嫁给了蒯祺。蒯家是襄阳最有势力的大族之一，蒯祺曾任过房陵太守，家在今襄阳和宜城之间。不久，二姐又嫁给了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辗转流落襄阳的姐弟四人，如今就剩下相依为命的兄弟两人。于是，诸葛亮携弟诸葛均一同走进了山青水秀的隆中村。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

兄弟俩因陋就简，搭了一座草庐遮风蔽雨。好在这些年的艰难生活造就了兄弟俩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并不以此为苦，反而充满了一种获得独立后的自信、自足与自乐。

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

耕种收割对从未接触过农活劳作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相当繁重的。在襄阳随便找点儿什么活儿干干都可糊口讨生活，为了磨炼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儿自我放逐的意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诸葛亮常常默念这背得滚瓜烂熟的孟子名言，以此激发、勉励自己。

是的，如果连一点儿农活之苦都吃不消，还奢谈什么胸怀大志、成就大业？

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常常“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他为何不予正面回答？那一笑之中包含着什么内容？《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为我们记载了答案：“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原来，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拯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当时，学友反问，他不愿伤他们的自尊，只有含蓄地笑笑作答。诸葛亮是否真的具有廓清寰宇所需的经天纬地之才？一般之人，都表示怀疑，只有几位对他有着深刻了解的朋友才认为言之不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自己实现理想的才智充满了自信。

农耕劳作磨炼了他的意志、强健了他的体魄，使他得以贴近大地、贴近自然，掌握中国农村的底层现状，了解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这对他日后的惜民力、反奢侈、倡节俭、讲实际等品格和作风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他还在古朴聪慧的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在经卷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比如北伐中原时制作的木牛流马，很可能就是对当时农村的一种运输工具的改进，至少也与他在隆中时曾得到过某位能工巧匠的传授技艺和启发指点有关。

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白天耕种，晚上则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捧卷阅读。

白天的劳作实在太累，晚上的阅读又太认真，刚入隆中，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多少带有一种自虐的苛刻与严酷。

对此，诸葛亮曾著文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他又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入静去浮、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就其学习方法而言，也显得与众不同，因他聪颖绝伦，常常一目十行，“独观其大略”，不搞繁琐的考证，不做寻章摘句的雕虫，而能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学问予以把握。

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

诸葛亮在隆中身体力行的，正是道家所提倡、实践的那种生活方式。他的感受与体验，与老庄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因此，一旦道学进入他的视野，就如迷路的行人发现了一条畅通的归途。

诸葛亮真有一种回家的良好感觉。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

公元200年，也就是诸葛亮隐居隆中三年后，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于是，荆、益二州就成了曹操与孙权注目、争夺、吞并的焦点。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犹如涌动的春潮奔卷而来，猛烈地冲刷着襄阳大地。一批英才便在这独特而重要的政治环境中经受历史的锻造与打磨，日渐塑造成形，除了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外，还有庞统、徐庶、孟建、石韬、庞山民、崔州平等一批杰出的风云人物。他们互相拜访、频繁交往、互通信息、集思广益，交换政治见解，交流思想心得，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相得益彰。

于是，除躬耕陇亩的剪影外，我们还看见了诸葛亮在隆中、襄阳及其他名士隐居的鱼粱州、白沙州等地或悠闲散步，或匆匆奔走，或策驴而行，或鞭马如风的多姿身影。

隆中，是诸葛亮潜心养志之地；襄阳，是他眺望中国、全局在胸的“桥头堡”；鱼粱州、白沙州等地，既是他求知的营养之源，也是他验证才华、砥砺思想、锤炼打磨的淬火所在。

在诸葛亮交往、接触的隐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庞德公。庞德公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他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可视为襄阳地区名士、隐士集团的自然首领。刘表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都遭拒绝。庞德公有“知人之鉴”，品评人物，颇具权威。他瞧不起儒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迂腐的庸才，而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那些识得时务的良才。诸葛亮尊重他，常到他的住所城东鱼粱州登门求教；庞德公深知诸葛亮才华，对他也颇为器重。在概括、评价当地人才时，他称朋友司马德操为“水境”，侄儿庞统为“凤雏”，诸葛亮则为“卧龙”。卧龙者—一条养精蓄锐、等待观望的真龙，时机一到，可就要升空腾飞、遨游八极、搅动九州了。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日子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婚姻。
对此，《襄阳记》曾有所记载：

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内涵。

黄承彦乃一有名有才之士，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诸葛亮，说明他相当看重欣赏诸葛亮。黄承彦看中的不仅有他的才华，还有他远大的未来，更看中了他的德行，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随随便便将女儿许配于人的。“丑女”一词，从黄承彦口中说出，我们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但见后面所叙乡人对诸葛亮婚配的嘲笑，我们方知他娶的媳妇的确是一丑女，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丑呢，不然的话，时人就不会把“孔明择妇”作为告诫他人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身长八尺、有才有貌的诸葛亮想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并非难事，可他怎就娶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妻呢？于他来说，恐怕也是做了一番反复权衡的。黄承彦为沔南名士，与其女儿结婚可得到他的真心教诲与全力帮助；黄氏乃刘表后妻蔡氏、蔡瑁的外甥女，与她结成姻缘，不仅可与刘表攀亲，还可与襄阳豪族、当权派蔡瑁建立关系，奠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则，黄氏虽不美，但“才堪相配”，得一贤内助，对自己日后功业将会大有帮助。

民间曾有传说，说黄承彦家藏传世兵书，诸葛亮意欲借阅。但黄家规定，兵书不能借与外人。为了读得兵书，诸葛亮只得与黄氏结为连理。而黄承彦，也就将祖传兵书作为女儿的嫁妆全数送给了诸葛亮。

历史分析与民间传说，两者互为印证，它们都说明了一点，诸葛亮之所以迎娶丑女黄氏，动机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大业，实现自己心中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诸葛亮是讲求实际之人，他注重的是藏在外表后面的实质性东西，深邃且远大的目光所凝聚的焦点唯有“未来”二字！

其实，在一个三宫六院、三妻四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妻子外表美不美并无多大关系。妻貌不美，自有其它途径补偿，不仅可以纳妾，还可以寻花问柳。诸葛亮自然不会出入那藏污纳垢的烟花柳巷，但后来纳妾，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