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古今人物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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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祖籍江西婺源。光宗绍熙元年（１１９０年），朱熹以花甲之年出知漳州。他重教化、整弊俗；兴学校、倡儒学；宽赋税，恤民瘼；政绩显著，影响深远。

  南宋时期，漳州号称“佛国”，有寺庙６００多所。许多男女聚集寺庙为“传经会”，女不嫁遁入空门。众多庙宇，各有拜神之礼，逐月有迎神之会，竞相谢神作淫戏，造成郡民荒废本业，迷于应酬嬉玩。寺庙有的以“劝缘”、“修庙”为名，有的假王公、佛爷之号，岁敛钱数十万。且漳郡民间好诉讼，讼师与官吏交结，诱挟村人之财分利。有些富家豪族称霸一方，仗势欺压善良。

  朱熹认为这是“俗未知礼”造成的。他以教化与厉治，整饬吏治民风。先后布颁《谕俗文》、《晓谕居丧持服教》、《劝女道还俗教》等告示。谕民“不得传习魔教”，“劝谕男女不得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寺”，“约束寺院不得以礼佛传经之名，累集男女昼夜混杂”，“约束城乡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谕劝遁入空门男女还俗，及时婚嫁”。

  朱熹为刹词讼风、布颁《晓谕词讼教》，并“依法判下词讼２４３道”。他首先严厉吏治，对“官吏违法扰民，事理彰著者，据法送狱”，劝谕“官户士宦之家，安分循理，克己利人，不可恃强凌弱”。朱熹还严查办案者“未知情由便行追对，以致善良被扰”的奸弊，要求“判状委官要调究周祥，公正办案，予夺之间，不得差误，务必不扰良民，不长奸恶。”

  朱熹革除嫁娶丧葬陋俗，大力整肃铺张浪费之风。还劝谕大家要“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各修本业，莫作奸盗，莫相论诉，莫纵饮赌博，莫相斗打架，不得宰杀耕牛”。朱熹的教化与厉治改变了漳郡陋俗，后人说“自晦翁过化以来，民知婚丧祭祀之礼，士习尧舜周孔之学，天下称之”。

  朱熹知漳，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变漳郡“俗未知礼”的方略。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要求。为办好学校，他牒延黄樵仲、朱飞卿、陈淳、杨士训、林易简、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等八位“耆儒入学表率”。朱熹本人则定期赴校视事讲学，“每五天一诣学，为诸生讲说”，“每旬之二日必领学官下州学，六日下县学”。学校不但习文，还有习武，所创“受成斋”，就是“教养武生员，练习骑射”。朱熹还公开讲学，据《漳州府志》载，“朱子当过白云山（漳南郊，今白云岩）讲《诚意篇》”。至今白云岩尚留朱熹解经的遗址，有石碑刻“紫阳夫子解经处”。朱熹在漳郡办学，有长期的打算与宏伟的计划，以后虽因他的去任而未果，但其兴学重教之风，却在漳郡留下深刻影响。

<  朱熹一生撰著、编次、注释、校刊许多名著，用力最精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知漳州期间完成并以官帑刊刻行世的。朱学在漳郡代代相传，宋代陈淳、王遇等，元代王吉才，明代陈真晟、蔡烈、周瑛、林雍，清代蔡世远、庄亨阳等，都是博学多才，颇具影响的朱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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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体恤民瘼，他认为“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他极力蠲减赋税，“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经制钱四百万”。后又奏罢“科茶钱”。漳郡濒海产盐，原无官卖。官府为弥补费用，改为“官卖”，按月“抑配”，吏役乘机敲剥，甚至“盐不时给，徒责要钱”。官盐害民，也被朱熹废除。 漳郡因土地兼并，田税不均，郡民陷入困境，这也是朱熹深为不安的大事。他上书朝廷要求“行经界”，以解决土地兼并与田税不均的矛盾。但等到皇上诏准，已是春忙季节，打量经界，有碍农事，以后又因朱熹离任，行经界终未能实现。

  朱熹的减赋税、行经界，体现他体恤民瘼，注重民心的思想。他认为“民心与财富之间，应以民心为重”，因“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不可复收”。朱熹体恤民瘼，缓和了矛盾，顺应了民心，深得尊崇与爱戴。《漳州府志》载：朱熹“以道德正大行之民心”，“漳民蒙泽，敬若神明”。

  朱熹知漳，知郡人高登刚正不阿，力主抗金，奏劾奸党，屡被诬陷。他上书《乞褒录高登状》，竭力陈情昭雪。郡人念高登刚正忠烈，建高东溪祠。朱熹亲自撰写“高东溪先生祠记”，赞扬他“学博行高，议论慷慨”，毕生都是“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义之意”，“陈本指斥寻谀不遗余力”，可谓“一世之人豪”。从毁秦桧祠到为高登昭雪，可看出朱熹的高尚气节和抗金立场。

  朱熹知漳一年余，“约馈、宽赋、简役、劝农、办学、善政”，社风民俗日上。“官曹励志节而不敢纵所欲，宦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社会安宁。朱熹于宋光宗绍熙二年（１１９１年）离任，漳郡父老于“芝山之阳，建朱子祠”，祀颂朱熹德政。朱熹颁谕的礼教，郡民“遵若金科玉律，遗教越数百载”。由于朱熹的“过化”，漳郡逐渐由“俗未知礼”，而成为“礼义之邦”、“海滨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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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１１５４～１２１８年），字安卿，号北溪，南宋龙溪县游仙乡龙州里（今龙文区朝阳镇石井蓬洲社）人。因世居龙江北溪之滨，学者称他北溪先生。

  陈淳为人恬静，不喜交游，一生没任过官，宁宗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宋史·道学》有传。  起初，陈淳潜心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但林宗臣对他立志走科举之路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圣贤所应该从事的事业”，并送他一部朱熹、吕祖谦合撰的理学著作《近思录》。林宗臣是当时敢于在朝廷犯颜直谏的学者高东溪的学生，以成绩优异通过考试，获主簿官职，向来善于发现、品评、鉴别人才。林宗臣的意见给陈淳以深刻影响。从此，陈淳尽弃科举之念，专攻朱熹理学。

  由于敬仰理学大师朱熹的学问及为人，他听到朱熹在武夷山紫阳书院讲学，本拟远道就教，因资金不足，一直未能实现。１１９０年（宋光宗绍熙元年），朱熹来漳州任知事。陈淳喜出望外，急忙带了《自警诗》，怀着“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虔诚，拜谒大师。果然，两人交谈甚欢，朱熹恨相见太晚。朱熹在漳一年间，陈淳从游郡斋，朱熹称赞其无书不读，数语人曰：“南来，吾道喜得陈淳。”  对朱熹的学问、道德、政绩，陈淳心悦诚服，所以能终身捍卫师门，坚斥异说，成为南宋程朱理学的一个刚强卫士。清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评论陈淳是“未求仕途的学者，以北溪陈安卿公后来居上。为捍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但也有因门户之见而失之偏颇的地方。”

  陈淳遵从师教，身体力行，他关心社会政治，敢于为民呼吁。在上傅寺丞《论民俗书》中，呼吁必须禁绝淫戏，因其费财废业，玩物丧志，有助于淫奔、抢夺、斗殴、狱讼甚至仇杀等事件发生。这些言论，都针对现实，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关注。

  赵汝讠当任郡守时，常以政事请教于他，陈淳分析详尽。特别是提出了有关食盐营运政策的意见，深得陈宓好评。陈宓说：“食盐营运政策偏颇，是危害漳州最大的一件事。这件事只有安卿阐述制定得最合理完备。按他说的做，必然受百姓欢迎，惠及后世。”

  朱熹离漳后，到建阳考亭等地讲学。南宋庆元五年（１１９９年）冬，陈淳往建阳再次拜谒朱熹于考亭沧洲精舍。当时，朱熹已卧病在床。朱熹对他说：“像你所学的已见本原，所差的是下学工夫而已。”陈淳受“下学”师训，回漳后，痛下决心，克服偏差，终于达到义理贯通的境界。他对学生讲：“理无玄妙，只有日用人事间，循序用功，便自己见。”

  宋嘉定十年（１２１７年），陈淳赴杭州考试，归途中遇严陵郡守郑之悌。郑率僚属请他到郡庠讲学，听众达数百人。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宋淳祐六年（１２４６年），于龙江书院之东建道原堂，祀朱熹，以陈淳配祀。陈淳葬于瑞泉里石鼓之原（今龙文区朝阳镇西洋村崎岭社）。后陈宓在其墓道上大书十个字：“呜呼！有宋北溪先生之墓”，且为之写墓志铭。墓前有坊，外刻“朱门高弟”内刻“漳上真儒”，这是明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年）龙溪知县蔡亨嘉建立的。明成化年间，兵部郎中林雍，请有司建专祠于歧山之麓。今祠、墓及碑坊均无存。

  陈淳是朱熹的学生中成就较大的，世人将他与朱熹的另一高徒黄干并称。陈淳的著述很多，如：《北溪字义》二卷、《北溪大全集》５０卷，均收入《四库全书》。他记朱熹语录的有《郡斋语录》、《竹林精舍语录》。门人录其语录，号《筠谷、濑口、金山所闻》。陈淳授课著述有《读春秋篇》，《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启蒙初诵》，《训童雅言》等。

  陈淳还是当时享有盛誉的书画家，漳州一带有“北溪好字画”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