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墨宝今尚在——朱熹题写“鼎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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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钱江晚报》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发现朱熹巨幅行书《太极图说》真迹，引起了文物专家的高度重视，评价此物是稀世珍宝。其实，在我县民间也保存着朱熹题写的巨幅行书真迹。这就是现悬挂于湫山乡方宅村会议室的“鼎山堂”匾。

　　“鼎山堂”3人行书大字，书写在一块长210厘米，宽84厘米的匾额上。据丈量，“鼎”字高65厘米，宽55厘米；；“山”字高61厘米，宽61厘米；“堂”字高65厘米，宽58厘米。3个字排列均衡，字体端庄，笔划潇洒飘逸，笔力遒劲饱满、矫健俊美，极具阳刚之气。据说，在右下方落款“朱熹”二字的上方原有两行小字。标明该匾书写的年月，因文革时此匾作为“四旧”被村民用作猪圈栅栏，重新发现时已斑驳污秽。为让匾额焕然一新，无知的村民用砂纸擦去了这两行小字，重新涂上了油漆。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致使该匾的具体书写时间难以考证。

　　那么，这3个大字是否出于朱熹之手呢？回答是肯定的。据光绪《仙居县志·学校》载：“桐江书院，在县西四十五里。宋方斫本唐方干之裔，居台州，号韦溪。朱子因行部，为书‘鼎山堂’匾”。“行部”即巡行所部，指朱熹因公事巡行检查到此时，题下了这3个字。而据史载，朱熹确曾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又主管台州崇道观身份，先后两次到仙居，则旧志所载应是不虚。那么，为什么朱熹要题写这3个字，这块匾额又何以流落到了方宅呢？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走访了桐江书院旧址，并在皤滩乡板桥村翻阅了修于民国五年的方氏宗谱。结果不仅找到了答案，还发现了仙居历史上又一教育家———方斫。

　　方斫，字宗璞，号子木，晚唐与项斯齐名的诗人方干的九世孙。他潜心钻研儒家六部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以经学鸣世”。在南宋初期高宗、孝宗统治时期，“蔚为诸儒领袖，学者尊之，号曰韦溪先生”（郑公鲤《韦溪先生祠堂记》）。为传播儒学，教育乡间子弟，他独力出资创办了义学（即免费私塾）———桐江书院。桐江书院位于今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的桐江书院前有鼎山叠翠，后有溪水萦回，东有鉴湖烟柳，西可登临道渊山，确是环境清幽的钟灵毓秀之地。由于方斫“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之中”，是“东南学者表正之师”，所以，桐江书院创办后，名闻遐迩，“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为解决这些远方求学者的生活费用，方斫在书院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由于方斫教育有方，门生中人才辈出。从学的门徒中，有后曾任郎中的张布、待制的黄宜和官至提点江西刑狱的陈庸（本县人），其中最有名的数乐清的王十朋。据唐熙丙戍《板桥方氏重修宗谱序》载：“王龟龄（即王十朋）先生慕声乞而来，后登显第，题其院曰：‘东南道学世家’。”方宅村老人传说，这位绍兴二十七年的状元，后官至龙图阁学士的文学家原名王一朋，名字还是方斫改的呢。方斫说：“一人岂能成朋？十人方可成朋”。于是改其名曰十朋。更为难得的是，淳熙九年“朱晦庵翁仕台郡，过其庐，亦遣其子就学，匾其额堂曰‘鼎山堂’”。原来，朱熹这位理学大师好交朋友，自小就立志“遍交当世有识之士”。所以在他任职仙居时期，不仅乘暇拜访了本县名臣吴芾，也拜会了良师方斫。两人同是道学名家，相见恨晚，“不胜欢慕”。为“嘉其德”，朱熹将自己的儿子也送到了方斫的门下就学。至今，方氏宗谱的诗词对联卷里还辑存朱熹的《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

　　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

　　汝若问儒风，云牕雪案深工夫。

　　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

　　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勤读书。

　　（注：旃同“之”）

　　因书院之南有“三小山峙立其前，状如鼎足”，朱熹即挥毫题写了“鼎山堂”3个大字。据同治九年（1870）三月王魏胜《重建桐江书院记》载，在同治年间，旧桐江书院虽毁于战火，但“二额真迹犹存”。故由板桥迁移去的方宅今天尚保存“鼎山堂”之真迹。

　　朱熹在仙居还曾留下3处墨宝。一处在桐林书院。万历《仙居县志·纪遗》：“桐林书院，张震龙所辟，以教乡子弟也。文公行部过之，为书：‘一门文教’；二是朱熹挽吴芾诗。元朝奉化人戴表元有《题天台吴康肃公家藏朱文公遗墨》一文，文道：”吴康肃以清纯傥直为江南名臣。朱文公铭其墓，谁复有异评者？今又获观文公亲书，为公所作唁疏挽歌二幅，弥可珍尚。”三是陈庸逝世后，朱熹所作的两首挽诗。上述3处墨宝，均因世事沧桑，荡然无存。至今能在方宅村遗存“鼎山堂”一匾确是弥足珍贵的稀世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