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家训、典故、趣事】

南阳人

【章氏家训】
〖太傅仔钧公家训〗（原文） 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 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贼。
亡家两字曰嫖与贱，败家两字曰暴与凶。 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
吃系在尽本求实，切要在潜消未形。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 产业不患贫而患非正，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
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礼懈如痴， 意纵如狂，行畀如丐，败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羞，
妻妾为之泣，岂可立于世而名人类乎哉？格言具在，朝夕诵思。译文： “耕”、“读”两字是为传家之宝，“俭”、“勤”两字是为发家之道，
“让”、“忍”两字是为安家之本，“盗”、“贼”两字是为居家必防， “嫖”、“贱”两字是为亡家之路，“暴”、“凶”两字是为败家之源。
　　 不可存怀疑别人的心，不要听不利团结的话，不能干引起公愤的事， 不要有贪图公众利益的行为。不良行为在萌生意念时就应当及早遏制，
切不可发展养成恶习惯，最要紧的实事求是，万事以诚为本。 　　 子孙虽多而庸碌无才，是最大的不幸；家产虽富而来路不正，是最大的耻辱；
门庭虽闹而调理无度，是最大的败落；交际虽广而结恶从邪，是最大的罪行。 　　 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精神萎靡不振，
为人的礼仪如痴人一般茫然不知，却纵欲如狂，气度如乞丐一样狭小， 败祖宗家业，辱父母名声，乡邻为之羞耻，妻妾为之哭泣，
象这种人怎么还能够被称为“人”而活在世上呢？ 　　 以上安家处世格言，应日夜诵读，切记在心。
【章姓典故、趣事】〖枯竹复生〗 “枯竹复生”是一个被人所经常引用的成语，而这个典故，就出在宋代的大孝子章王容的身上。
据传，章王容事亲尽孝，母亲死后，他日夜追思怀念，其挚情竟然感动了万物，连已经没有生命的枯竹都被感动得复生。而且，他的子孙还相继以经学被朝廷所重用，所以当时的人都说，这是章王容的孝行之报！
〖持世救偏〗
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批评“以明心见性之空言取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理学末流，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学术，由此形成了当时的启蒙思潮。但这些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应有的回响，相反，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以及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取而代之的是乾嘉考据学。章学诚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既反对考据学的脱离实际，亦不满宋学的空疏，于是重新提倡经世致用的治学风尚。他说：“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这充分显示出他的卓越之处。
章学诚在致钱大昕的书札中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智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他看到了当时学风的弊端，尤其是众所共趋的考据学，已脱离了社会现实，所以要“逆于时趋”，而挽救学术。对于当时的学风，他在《文史通义·原学下》篇有一个评价：“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学问、文辞、义理三者被割裂开来，学问渊博者不知博之何所取，文辞敏捷者不知文之何所用，言义理者又陷入空而无当之境，牵强附会，由此导致了学风的不正。基于上述认识，章学诚倡导学术研究不能趋于时俗，而应“持世救偏”，诚如《文史通义·说林》所云：“风尚所趋，必有所弊，君子立言以救弊，归之中正而已矣。”
章学诚对汉学的批评是十分明显的，他认为考证之风“征实过多，发挥过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如果做学问仅仅停留在考据上，那是“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对于宋学，章学诚同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宋儒之学“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宋学舍弃了“学问文章”，专事性命空谈，不免陷于学术末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章学诚对汉宋之学都加以批评，但他不是对汉学与宋学全盘否定，而是否定中又有所肯定。例如他批评汉学不遗余力，然而又认为汉学也有可取之处，“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宋学亦然，它既有空疏而为通儒所耻的缺点，但“《五子遗书》，诸家语录，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补经传之缺”，故“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章学诚能以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对待学术，实属难能可贵。
在学术大旨上，章学诚提出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命题。“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是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一个总概括，亦反映了他本人的学术追求。章学诚并不反对“天人性命之学”，但认为不能“空言义理以为功”，而应将性命之学落到实处，与现实人事结合起来。所以，他平时致力于史学研究，将性命之学归于史学。这与他“六经皆史”的主张是一致的，即经学与史学都非空言，而应切近现实人事。
章学诚的“持世救偏”思想，是对顾炎武等思想家学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顾炎武痛感王学末流性命之论的空疏，而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并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顾炎武所言理学与一般理解不同，指的是经学。在他看来，宋代以来的所谓理学到明代已成为末流，不能称之为理学了，而是禅学。因此，理学必须在经学以内讨论，通过经学来探求义理，乃治学之正途。所以，在顾炎武那里，理学，经学，都可视为实学的代名词。而从学术大旨来看，章学诚“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六经皆史”的命题，与顾炎武“理学，经学也”的观点相比，可谓异曲同工，即治学应发扬求实精神，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文史通义·史释》云：“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这也就是强调学术要与历史制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验于人事。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章学诚可谓生非其时。在考据学风盛行的乾嘉时代，他的学问“逆于时趋”，思想不为时人称许，即使在他去世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仍然湮没无闻。直至胡适为他作了年谱，梁启超高度评价他在史学、方志学上的成就，学术界才慢慢关注他。尽管章学诚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不凡的学术创见。顾炎武提出“理学即经学”的命题时，其主旨并非为了考证，而在于经世致用，但后人曲解他的用意，以致把他奉为清代考据学的鼻祖。从章学诚的思想学术来看，他并没有囿于成说，专事考证，而是继承了顾炎武等大思想家的学术精髓，力矫时弊，直与清初三大师的思想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