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融氏名黎，是颛顼帝的儿子，祝融的后裔，到了周朝的时候，被封于宜城-1

燕赵魂

祝融氏名黎，是颛顼帝的儿子，祝融的后裔，到了周朝的时候，被封于宜城，称为罗国，当时的宜城，就是现在在湖北省的襄阳，在汉代曾被置为宜城郡。后来，由于该地为楚国所有，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于枝江（今湖北省枝江县），至周末定居于湖南长沙，最后还繁衍到现今江西的南昌一带，成为长沙和南昌两地的望族。
　　唐代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曾经提到罗氏是一个“ㄆ姓”国，所谓“ㄆ姓”，就是历来姓氏学上用以表示源自祝融氏的一个古姓，据《说文通训定声》的记载，鄢、郐、路等姓，都是古时的ㄆ姓国，则论起家世渊源来，罗氏与这五个姓氏，自然也是系出一源的一家人了。
祝融殿位于海拔1290米的祝融峰顶。唐李冲昭《南岳小录》记：祝融峰顶“有祝融庙基”，隋代，在庙基上建天尺庵。明万历三年（1575）改建饲宇，额“真君词”；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后易名机融殿；光绪、民国年间复有修尊，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后，1963、1981和1983年进行了3次大的维修。殿宇座北朝南，木石结构，建筑面积527平方米。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为山门、正殿、后殿。山门为四柱三楼式石牌坊，山门与正殿间为天井，左右有廊与殿宇连相。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抬梁式木构架，硬山顶，盖铁瓦；正殿内把南岳圣帝（即视融君）塑像，旁列“六部”尚书、二执金吾。后殿安雷神、慧思塑像，慧思传为南岳佛教开山祖师。附近有望日台、望月台，四周崖壁，镶有唐代以来数十处崖刻，供游人香客登临拜谒。1983年10月，祝融殿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4项证据（或理由）



王先胜








大河村类型晚期又被称为秦王寨类型，其年代约当前3500年—前3000年。秦王寨类型为祝融文化，郑州西山古城（始建于5300年前，约5000年前废弃，或说4800年前废弃）为祝融之墟，对此王震中、韩建业等先生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参见：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韩建业《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关于祝融族的来源及迁徙，徐旭生先生曾据《国语·郑语》韦昭注祝融八姓考证其分布地域南达洞庭湖沿岸，北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韩建业、杨新改认为祝融八姓的分布实际上暗示了祝融族南迁并融入苗蛮集团的具体路线。他们说：“大约是在颛顼时期，东夷之一支祝融族开始分化，其中某些分族并向西南方向迁徙。这次迁徙并非一蹴而就，随着向西南的不断伸展，总有一些族人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定居下来。大约直到帝喾时期，祝融才与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完全融合，形成苗蛮集团”，又说：作为祝融族“东夷一支南迁的时间大约正当大汶口文化前后期之交，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时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袋足鬹与背壶等尚未出现，也就不存在向江汉地区传播的可能性。由于距离遥远，这次迁徙大概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大汶口文化末期时，才形成屈家岭文化。这与屈家岭文化绝对年代的公元前3100—前2600年也是相符的”（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关于郑州西山古城，他们认为“大河村三期已不再是对二期简单的继承和发展，大汶口文化对它的影响也不能仅仅视为文化间的正常交流。不仅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大河村三期一类遗存中普遍发现，而且不少源于当地的鼎、钵、盆类也都打上了大汶口文化影响的深深烙印……”，因而在“大河村三期时，随着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西渐，秦王寨类型和西山古城应运而生；大河村四期时，在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的居民（可能包括部分秦王寨类型居民）南下的背景下，兴起了屈家岭文化及其古城；大河村四、五期之交，西方庙底沟二期类型势力的东进导致了秦王寨类型的衰亡和西山古城的废弃” （韩建业《西山古
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上述认识是建立在祝融、颛顼为东夷族的基础之上，强调了它们与东夷之关系的一面，但是在古史传说中祝融还是炎帝后裔、颛顼也是黄帝后裔。我们认为，关于后一种情况，古史传说与考古材料也是吻合的，而且文献资料中的一些“混乱”和迷雾可得澄清（关于颛顼，上一节已经述及）。　　《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此“江水”在豫北而不指长江（参见第31项证据或理由），这里正是大司空类型共工所在以及徐旭生、韩建业所论祝融始迁之地。那么早期祝融部族的考古学文化在哪里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在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一种在大汶口文化，而两种情况根源都在后岗类型蚩尤文化、半坡类型炎帝文化。在古史传说中，祝融的本职是颛顼的火正即黎。《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大荒西经》又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世本·帝系篇》说：“颛顼娶于胜坟氏之子，谓女禄，是生老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产重及黎。”《国语·郑语》韦昭注：“颛顼生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 《国语·楚语下》说：“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荆楚岁时记》引许慎《五经异义》：“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神……” 《癸已存稿》引《许慎异义》：“古《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豫北冀南后岗类型为蚩尤裔文化，蚩尤为九黎之君，而祝融即黎，正应该是来自九黎集团。蚩尤族在西部渭水流域与炎帝一样是崇拜虎（“黎”义即黑虎）即崇拜参宿的族群，但是逃到东部豫北冀南经历几代人后可能改变了信仰，它拒绝仰韶文化的尖底瓶而接纳了鼎器成了一种“东夷文化”，而东夷的传统是崇拜大火，而且用鸟象来表示大火崇拜，所以九黎集团中的祝融族后来成为颛顼的火正，祝融也成了一只鸟。豫中大河村类型早期即受到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影响。巩启明先生在介绍大河村遗址时这样说：“前二期和前一期文化遗存的特征，既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后岗类型的因素，又有本地自己的特点，可视为后岗类型或豫中仰韶文化的一个早期类型”（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3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关于后岗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的关系，丁清贤先生认为两类型虽然分布范围不同，但“文化面貌极其相似”。他从生产工具、经济来源、生活用具、彩陶纹饰等多方面对两类型作了比较分析，以至认为“大河村类型和后岗类型的关系比仰韶文化其他任何类型的关系都密切。大河村类型就是后岗类型的主要继承者”（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很可能蚩尤裔九黎集团在后岗类型晚期或是后岗类型从豫北冀南撤离南下时即有一支分化出来而滞留豫中为“颛顼”所用，这便是最早的“祝融”，而“共工”又从蚩尤裔、祝融族中分化出来，既不南下长江流域，也不愿去为“颛顼”效力，而仍然坚守在豫北冀南后来又汇合钓鱼台类型中的炎帝后裔组成了古史传说中的共工族，所以古史传说中说祝融、共工都是炎帝后裔而且“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祝融族因为效力于颛顼，无论是否自愿，都不便再奉蚩尤为祖，所以祝融的谱系直接上溯至炎帝。也有可能作为九黎集团支系的祝融族原本与蚩尤族关系较远，在黄帝杀蚩尤时与蚩尤族并肩作战而后又一同逃至豫北冀南，后来的分化便在情理之中。如据《海内经》，后一种情形的可能性较大，即祝融、共工与蚩尤族的关系原本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