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妹深情回忆周恩来夫妇

荣威

　　
周保章、周保庄兄妹是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字敦甫）的曾孙辈。他们的祖父就是把周恩来带离淮安的周恩来三伯父周济渠（谱名贻谦，后改名贻德，字劼之），父亲周恩彦是周恩来的堂弟，大排行第十三。周恩来行七，按家乡习俗他们喊他七伯，喊邓颖超七妈。


他们与周恩来、邓颖超都有过像平常亲友之间的交往。下边这篇回忆录就是周保章兄妹回忆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读了能体会到周恩来夫妇对侄儿、侄女的那份亲情。


周保章的深情回忆

“请到原单位报到”


１９３８年，七伯周恩来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武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谈判等工作。当时，刚好我们一家都住汉口，因此两家人过从甚密。七伯利用我爷爷的身份和我父亲在国民政府粤汉铁路局基层任职的特殊关系，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一架秘密电台设在我家二楼上，由童小鹏直接领导负责。（童小鹏曾回忆说，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设在武汉“八办”的电台可以与蒋介石的总统府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但周恩来历来心细，他怕出现万一，所以在架设了公开使用的电台后又在周恩彦家架设了一架秘密电台。——本文整理者注）我们几个年纪较小的兄弟姐妹们被严格告诫：不许上楼玩耍！


１９３８年末，日军进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随之撤往广西桂林，我们一家也跟着迁到了桂林，并住进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大院。七伯每次到桂林，与我父亲等总是朝夕相处，有着谈不完的话和说不完的事。


１９３９年春，七伯受党中央派遣，赴皖南处理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同时他又打着回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旗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１９４６年初，国民党将要还都南京之前，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亦随之东迁，七伯在百忙之中约我父亲去重庆，兄弟俩从深夜一直谈到黎明，并决定将我和我二哥周保常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后因时局急速变化、长江春汛涨水和其他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成了我们兄弟俩终生的遗憾。这样，我们都只好跟着父亲在国统区上学念书。


１９４９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蒋家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了。这时，共产党方面通过地下党的活动，希望我父亲留下，而国民党方面则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因此，还在湖南衡阳时，国民党特务因为知道我父亲与七伯的这一层关系，就整天影子似的跟踪、监视我父亲的一举一动。后来，特务们就向我父亲摊牌：是坐牢还是加入国民党，必须二者选一。父亲望着我们５个都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特务，被迫选择了后者。但是特务们并未罢休，又将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一职塞到父亲头上。父亲的这段历史，是建国后在我们要求入党受牵连时，七伯通过有关方面要来父亲档案时知道的。这是我父亲的一个错误选择，但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结果我们全家只好随着国民党粤汉铁路局跑到广州。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城。我父亲从新闻里听到七伯已经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总理一职时，十分高兴，对我们说：“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大着哩！我们赶快和他联系。”父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广州的邮政业务一恢复，我父亲就向北京发了电报。七伯的回电也很快就来了，但却只有令人失望的短短７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父亲收到电报时，愣愣地端详着，刚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个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学生，对这件事印象太深了！


“同志加亲戚”


我是在解放前夕读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秘密活动的。大陆一解放，就在学校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员，还成了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一名干部。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由组织上保送到军事干校。


１９５０年我参军后，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受到了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一直遵循着七伯对亲属的要求：不论任何时候，也不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组织上和他人暴露与他的这层关系。


１９３８年在汉口时，由七伯的同学和好友赵光宸等人提议，经我父亲和七伯、七妈同意，我和我妹妹保庄被过继给七伯、七妈作为他俩的嗣子女。而且还进行了磕头拜祖宗等一系列过继承嗣的仪式。仪式是在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楼顶凉台上进行的。仪式结束后，七妈邓颖超还高兴地右手抱着我妹妹保庄，左手搂着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本文整理者就此事曾询问过当事人赵光宸的长女赵忠绮，她证实确有其事，但是强调说，周恩来当时不在场）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赵光宸的两个女儿赵忠绮、赵忠绩等也都参加了那次合影。七妈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赵光宸的女儿赵忠绮也保存有这张照片。赵忠绮至今还记得我们兄妹过继的事。当时我和妹妹都还幼小，还都不知道过继之类的事。现在想来，七伯和七妈很可能是出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自解放后，我们兄妹多次和七伯、七妈见面、谈心，七伯、七妈还让我们去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但他俩从没有再提起武汉过继的事。而我自从成长为一名普通革命者之后，似乎也明白了这里边的一些道理：当时处于全民族抗战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一边口头喊合作抗战，一边又千方百计地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消灭的目的，因此他们不断开动宣传机器，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等等，造成国统区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这样，七伯通过１９３８年的“武汉过继”到１９３９年的“绍兴祭祖”这两件中华民族的传统做法，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谣言，让广大国统区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更加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因此，我在后来与他们的交往中，也从没有向他们提起过这件事，只是七妈曾在和我个别谈话时直接说过：“保章啊，我们不仅是同志关系，我们还是亲戚。”她是不是指的这件事我没有追问过，也没有必要去问。但是，也许正因为我和两位老人有这种“同志加亲戚”的特殊关系，所以受到他们更多的教诲和关心，这就足以使我终生满足。


特殊的奖品


１９５７年，成年后的我第一次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我给他们写信，他们也给我回信。回信通常是七妈写的，也有她的秘书张元、赵炜代她写的。这些回信共有５０余封，绝大部分我还收藏着。我向他们写信时，除了汇报思想、谈自己的进步和人生之外，也告诉他们自己家庭情况以及个人的婚姻恋爱。从通信中，我发现七伯、七妈对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比较感兴趣，我也就经常向他们反映基层社会情况和人民的要求。我做对了的，他们就表扬我，我不对的他们也马上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慈严交加，谆谆教诲。七妈曾在我们周家亲属聚会时表扬我说：“保章能够做到思想全面，要求进步，很好。”


频繁的书信往来，拉近了我与七伯、七妈的感情距离，我对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也敢说。我在个人生活上遇到麻烦，七妈知道后，给我写信说：“青年人在恋爱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七妈每次来信都是语重心长，可以说是既富人情又富哲理，于谆谆教诲中又流露着亲情。这样，我便萌生了要赴京探望二位老人的愿望。


１９５９年，也就是建国后我与七伯、七妈通信两年以后的９月４日，我忐忑不安地将想在国庆节期间进京探望七伯、七妈的信投进了邮筒，心里颇不踏实地等待着回信。整整１６天，我终于等来了七妈的秘书张元写来的回信。我迫不及待地将信拆开：“我是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她知道你在国庆假期想来北京，她也很想看看你，但因今年是国庆１０周年大庆，外宾及各省来观礼的较多，所以上级通知：凡在京干部的亲属，尽可能不要在国庆期间来京探望，以减少车辆运输及供应的拥挤情况，为执行规定，她很歉然地望你推迟来京……”读了信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七伯不仅是我们国家的这些规定的制定者，而且也是这些规定的模范执行人。他决不会凭自己的地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特殊”。转眼，１９６０年的春节又到了，七妈因在南方休养，我进京探望的愿望也没能实现。１９６０年的国庆节时，我向七伯、七妈报告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方面取得的成绩，还随信寄去了我的照片和获得的两张奖状。七妈收到信后高兴极了，回信的一开头她就写道：“亲爱的保章侄：……为了奖励你的理论学习学得好，现又开始工业经济专修科的函授学习的需要，特从伯伯和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抽一本送给你，在北京此书除原预购者外，也难买到零售本，所以子侄中向我们要的还多，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破例寄给你一本，作为奖品……”这本《毛泽东选集》是七伯、七妈赠送给我的特殊奖品，至今我还珍藏在家中。


七妈的两封信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我读着七伯年轻时写的诗句，思念七伯、七妈的情意也更加迫切。１９６１年的春节又快到了，我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于１月２７日给七伯、七妈去了一封信。２月２日，我收到了七妈１月３０日给我写的回信：

保章侄：

春节假期，我们同意你来北京。这个机会也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前两年我都去南方过冬，今年春节我们在京。


你下火车后，可直接到府右街国务院西花厅找我们（可乘从火车站到府右街的无轨电车）或找成元功同志就行了。


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妈１月３１日的另一封来信：

保章侄：

昨天发信后，忘记提醒你来京时，在火车上要注意寒暖，增减衣服，不可受凉。北京的天气可能比青岛冷，你可参看《人民日报》的气温报告，这两天又冷到室外零下七度了。总之，在旅途中要预防受凉生病。


这一先一后发出的两封信，是七妈对我慈母般的关怀，这种关怀是细心周到而又无微不至的。


一条毛巾

赴京前，由于激动和紧张，我忘记了带毛巾。当我要洗脸又见到西花厅盥洗室内有好几条毛巾时（尽管都不是新的，但都很干净），就随手拉下一条用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七妈知道之后，我遭到她一顿严厉地批评：“你七伯从来不允许任何人乱拿、乱用公物。那是公家办公室的公用毛巾，是秘书、警卫们工作时用的，你不问一下是不应该拿、不应该用的。自己没带毛巾，应该去买一条。”我很惭愧自己一住进西花厅就给七妈添烦、添乱。七妈说着，就塞给我一个购物本。当时全国物资匮乏，买粮购物全部凭证供给，但我没想到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七伯家买一条毛巾也要凭证供应。


我接过购物本一看，是和北京市普通居民家一样的购物证，各种物品的配给在各栏表格上都有明确记载，许多东西都已买了，只有毛巾栏上还有两条毛巾没买，就拿着购物证跑到西单商场去买毛巾。可是当商场营业员一看到“户主”栏上写着“周恩来”三个字时，马上瞪起了警惕的眼睛，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把购物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又盯住我盘问了好久，才卖给我一条毛巾。现在我说起这件事，估计谁也不相信有这回事：一国总理家买条毛巾还用购物证？可惜的是这条毛巾我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当时对我的教育很深很深：七伯身为一国总理，也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搞特殊，凭证购物，厉行节约，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困苦不能战胜呢？作为他的亲属，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特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