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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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阿忆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化史，能以一家兄弟闪烁绵延其间而始终不衰的，唯有周氏3兄弟。


上下求索



1881年9月25号，鲁迅在周家大宅啼哭着，降临人间。鲁迅有3个弟弟和1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3人。

鲁迅13岁那年，祖父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极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向母亲磕了一个响头，他要去南京求学。1902年，他飘洋过海，去了东京。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在给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近照，他还给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母亲听说儿子在和日本人谈恋爱，焦急地催促他回国完婚。母亲来电说：“母病速归。”


鲁迅赶回来，看到家里张灯结彩，办喜事的所有准备都已经作好了。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儿，名叫朱安，也是绍兴人，比鲁迅大3岁。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新娘的盖头被掀开，鲁迅看了一眼新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天，鲁迅根本就没有就寝，在书桌边看了一夜书。第2天鲁迅下楼时，有人发现鲁迅还是流泪了。因为当时的被子是蓝洋布作的，泪水一流，颜色要褪，那么鲁迅的脸上就留下了蓝颜色。


第4天，鲁迅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此时，周建人已联系好去南京求学，准备有朝一日像两位哥哥一样东渡日本。但鲁迅一想到头发花白的母亲，便劝慰三弟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鲁迅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于是，周建人横下一条心，留守在绍兴。


周作人爱上一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并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周作人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1909年，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的科长，北上北京。



聚散天注定


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他们之外，开始在事业上为周作人投入更大的关怀。为周作人翻译的中篇小说《木炭素描》奔波，搞掂文明书局出版。鲁迅还和周作人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


为了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便把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鲁迅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中文系教授。


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着。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承诺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3家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500大洋，相当今天的5万元。

1921年深冬，鲁迅发表了《阿Ｑ正传》，引来广泛喧哗。第一位撰写评论文章的，是周作人。他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说，《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典型。

20年代初，周建人也厚积薄发。鲁迅受聘北大，周建人也同时进了北大哲学系，甘作一名旁听生。此时，周建人已32岁，在绍兴拥有众多门生。1922年，他联合二哥周作人和胡愈之，组建“妇女问题研究会”。他翻译的《性与人生》成了中国性科学的启蒙读本，他撰写的《性教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性教育的教科书。


八道湾这所大宅子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这个时期，周作人由于是北大教授，所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薪收入，都远远超过鲁迅。恰在此时，教育部接连5个月发不出薪水，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钱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

19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鲁迅一次借款700大洋，相当于两个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负担，使鲁迅的心情糟透了，开始隔三岔五地提醒信子节约用度，勤俭持家，信子表面不言，心里却是一肚子怨气。兄弟3人中，周建人尚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有收入上缴，反倒每月支出。他决定离开北京，自强自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


有一次，周作人告诉鲁迅，要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鲁迅坚决反对，周作人很不高兴，完不成这个任务，他在太太那里没有好日子过。果然，信子开始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许搭理那个“孤老头”，不许吃他的东西，让他冷清死！她还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偷听，这是兄长的不检点。

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从此，不再邀请鲁迅一起吃饭。8月2号，鲁迅再也受不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决定搬出八道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