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5）

江南

第五章 福与悲的抉择

1930年，周作人升任北大日语系主任，仍在中文系教课。虽然他的学术地位更加显赫，但他已退出社会活动，成为红尘中的隐士，只是教书育人，组织家庭生活。他对社会生活依然关注，但却不出来指挥。在日本问题上，周作人几近天真，他有着割舍不断的日本情结，在东瀛磨刀霍霍之时，他依然坚持着他在《日本的人情美》中的观点。他不认为忠君和孝是日本传统，认为人情关系的美丽才是。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发表这篇议论时，他和鲁迅险些动武的风波刚刚过去八个月。此时，面对内忧外患，鲁迅已不再是一般的时政批评家，他有犀利的文笔，更有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他要在击溃无数对手的过程中坚定而立，因此，他是社会良心和青年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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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侵占东北。三天后，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揭露日寇阴谋。12月21日，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两派发生倾轧，蒋介石被迫辞去国务主席之职。四天后，鲁迅发表《南京民谣》，说是“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从这时起，鲁迅的笔锋已全部变成时政批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鲁迅越来越多地受到毛泽东的推崇。

1931年12月27号，鲁迅总结出写作中的几点经验，毛泽东则在《反对党八股》中详细介绍这些经验，并把鲁迅经验印在《宣传指南》上，发给整个延安。

1932年10月5号，鲁迅写了一首旧体诗《自嘲——书赠柳亚子》，毛泽东作出崇高评价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934年5月30号，鲁迅为日本朋友新居格写诗《无题》，以“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句抒发沉默年代里盼望革命春雷的情绪。1961年10月17号，毛泽东把这首诗书赠日本左派，并特意告诉他们：“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所有这些，都为鲁迅在死后30年成为除了毛泽东自己之外中国唯一一位绝对不可怀疑的精神领袖，打下了伏笔。

1932年1月28号，中日上海交恶，促发“一二八事变”，鲁迅公寓受到炮火威胁。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鲁迅的书桌，日军甚至闯入川北公寓，粗暴搜查周家。几天后，鲁迅和其他四十二位爱国者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暴行。

值此民族危亡之时，鲁迅更加明显地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这年夏天，陈赓将军在上海秘密养伤，鲁迅听他讲苏区生活和红军反围剿，听得如醉如痴。陈赓希望鲁迅写一部类似《铁流》那样的小说，反映苏区百姓在中共领导下如何生活，鲁迅很想为之，只因不熟悉苏区生活而作罢。

1935年10月19号，听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去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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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35年，五十岁的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发了三十年代左翼青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在这次激烈的交锋中，只有曹聚仁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他认为周作人的变迁全部该由复杂的时事负责，即便如此，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并不是“厌世冷观”，在他“冷灰底下”依然燃烧着“炎炎之火”。

知子莫如父，知弟莫如兄，曹聚仁的观点引起鲁迅注意。在给曹聚仁的私人信笺中，鲁迅说，周作人自寿诗，确有“讽世之意”，只不过在乱世中仅仅是微辞，无法撩动青年，而且“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

大敌当前，周氏兄弟南北相隔，两人之间再次出现或明或暗的碰撞。

在鲁迅看来，即使是周作人的小品文，也不该是闲适的小摆设。而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是“祭品”，也不过是种摆设。中共调停红色评论家之间的相互诋毁，组成“左联”，鲁迅被公推为左翼作家领袖。周作人认为，这是老不安分，在《老人与胡闹》中，他影射鲁迅患得患失，投机趋时。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以致于鲁迅到上海定居后曾对周建人忧虑地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交流，鲁迅只得找周建人商量，希望二先生也能到南方来。随后，他亲自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写信，委婉转请周作人南下。门客看完信，感动得拍案感叹——兄弟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倘若周作人迷途知返，一定会“相逢一笑泯恩仇”！

然而遗憾的是，章廷谦沸腾的热力，在周作人身上并没有激起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最关键的一次眷顾，无声无息地被撞了回来。

1937年初夏，北大红楼前的盘花式旧铁门，依旧朝南大开，那块棕黑底白字的硬木校牌，悬挂在红楼廊下的圆型石柱上。北大师生尚且不知，下个学期，他们还能不能走进熟悉的校园。

周作人自是不用担心，他有日本太太，一有风吹草动，太太会在八道湾周宅门口挂起太阳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侨民。这在周作人看来并不过分，他当然知道，鲁迅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被国民政府通缉时，鲁迅同样是藏在日本人的內山书店，最后干脆住进日本租界而终。对此，鲁迅曾自嘲说，我真的很惭愧，一个中国人要在中国活下去，竟要靠外国人指点！现在回头想来，周作人那时的心情也未必不是如此。

7月7号，日军围攻北京。8月4号，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还是不愿意随北大南迁，蒋梦麟校长便委托他留守北大。由于没了薪水，周作人不得不天天埋在八道湾书斋，狂写他的小品文。8月25号，日本宪兵占领北大，闯进校长办公室检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宪兵据理力争，有效缓解了局势。

1938年春天，日本宪兵队要强征北大理学院做本部，限中国人三天内搬出。周作人势单力薄，便去找伪教育部长汤尔和，表明理学院仪器不宜移动。当天晚上，汤尔和打回电话，决定牺牲文学院红楼，保全理学院。于是，红楼成了日本宪兵队队部，地下室由印刷所改成关押抗日志士的临时牢房和马棚。

汤尔和同是绍兴人，他竭力劝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夫妇当然知道，这不是小事，关系到民族尊严。就在这种拖延之中，周作人把《希腊神话》翻译成了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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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元旦，两个自称是“中日中学学生”的年轻人来到八道湾，他们突然掏手枪，向周作人开火，子弹打碎周作人的铜钮扣，伤了腹部表皮。这次突然遇刺，周作人虽然没有流血，但却受到内心惊吓。周作人弄不清，这是蒋介石警告他当汉奸的下场，还是日本人警告他不合作的后果。总之，他必须在两者间作出唯一的抉择。

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了日本，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周作人成为汉奸，是一种很复杂的合力的作用，很多因素合在一起——结合在那一点上——就出现了这个结果。比如，他对于人的看法是强调个体而忽略民族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实际上，周作人这个督办作得并不舒服，他毕竟是中国人，毕竟知道中国在流血，因此，他尽量在教育中减少奴化，甚至以特殊身份，掩护和资助中共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

1942年冬天，周作人发表《中国的思想问题》。几个月后，在日本军部情报局指导下，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向周作人发难，指控他是“反动的文坛老作家”。片冈说，周作人提出的“不应阻碍中国人民的欲望的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

周作人被排挤出华北教育总署，汪精卫为了安抚他，请他南游苏州。在众人热情的邀请之中，周作人说话的声音低极了。但无论如何，此后的周作人无论是在国民党那里还是在共产党那边，都已抹不去“汉奸”的罪名。

周作人后半生的厄运，全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