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1）

河北人

周氏三兄弟
第一章 八道湾十一号

回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能以一家兄弟闪烁绵延其间而始终不衰的，唯有周氏三兄弟：大先生周树人，笔名“鲁迅”，一生桀骜不驯，四面为敌，斗争而终。二先生周作人，才华横溢，与世平和，像手工艺人一样日日雕琢，在纸笔之间，在一生荣辱之中，艰苦劳作。在两位兄长的巨大光环下，三先生周建人自强自力，以牺牲自己而始，以尽职尽责而终，走完了将近一百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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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南方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交相成为主体，而牢牢控制北方民众的，则是鲁迅和周作人。

不过二十年代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还不是周氏兄弟，而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但周氏兄弟恰在这些巨星中间，冉冉升起，成为二十年代的塑造者和文化导师。

蔡元培，北大校长，生肖属兔。陈独秀比蔡元培小十二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兼《新青年》月刊主编，也是属兔。胡适，北大哲学系教授，比陈独秀又小十二岁，生肖还是兔。1917年，三位巨星联手，打碎了旧传统，人称“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而周作人正式汇入北大洪流，已是1917年9月4号。蔡元培聘他作北大中文系教授，无非是让他把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一些。几个月前，陈独秀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他措辞激烈，第一次提出解放妇女。周作人立即站在陈独秀一边，成为革命大旗下的护旗官。他还把英国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翻成中文，分析中国道学家的肮脏心理。1918年夏天，北京和上海报纸刊登了民国政府对节烈的《褒扬条例》，宣扬自杀殉夫，周作人翻译出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被陈独秀拿到《新青年》上发表！

此时，鲁迅只是教育部一位情绪低落的科长，在钱玄同再三动员下，他摆脱掉张勋复辟投在心底的浓重的阴影，加盟《新青年》编委会。他发表了《狂人日記》，指控旧社会吃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紧接着，他翻回手来，发表《我之节烈观》，与周作人遥相呼应，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屠杀妇女。

不过，在二十年代之前，知识界的全部目力，似乎全部集中在胡适身上。当解放妇女的大讨论进入实质性阶段，二十七岁的胡适站出来，淹没了一切声音。他斥责传统道德伤天害理，是“全无心肝的贞操”，是男权专制，如果有谁勇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就应该尊敬谁！这一年，鲁迅三十七岁，比胡适大十岁。周作人三十三岁，连三先生周建人也已是三十岁的中年人，但距离他到胡适的哲学系去作旁听生，还有三年时间。

1919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他说，在文学革命中，“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夏天，鲁迅发表《一件小事》，赞誉小市民的高贵品质，认为值得读书人学习。秋天，他写出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中国传统的父权思想，让孩子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对于周氏兄弟来说，这一年的５月４号似乎并不重要。鲁迅只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没有身体力行参加五四学潮的，只有这两位名声鹊起的同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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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一直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第二，是把全家迁进京城。由于浙江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鲁迅必须在1920年春节交出老宅，于是，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而在六三运动胜利结束的盛夏，他终于倾囊而出，花巨资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梦想。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入住八道湾十一号，他们还特地接入当年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

12月4号，鲁迅回到故乡绍兴，彻底了结了祖宅和祖宅留给他的屈辱的记忆。就是这段时间，鲁迅遇到少年时代的伙伴章闰水。闫水年过三十，却是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由此创作了小说《故乡》，其中的闰土，就是这位绍兴农民章闰水。

十天后，鲁迅雇了一条船，带着母亲鲁瑞和三弟周建人夫妇，向北京驶去。

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承诺了青年时代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周家，门第中兴。八道湾周家新宅，气宇轩昂，兄弟三家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五百大洋，相当今天的五万元。由此可以推想，在北京八道湾，1920年的新年钟声，一定是在团圆祥和的气氛中缓缓地敲响。有一天，周作人上完课，叫了辆包车，把蔡校长请进八道湾，周宅顿时热闹起来。

鲁迅陪着这位老同乡老教育部长参观新居，蔡元培感叹说，院子真大，简直可以开运动会。蔡元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了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他正盘算着把他聘入中文系，系统讲授《中国小说史》；而周作人夫妇刚从日本归来，对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有说着不出的赞赏，蔡元培打算倾注巨大热情，支持他把“工读互助团”办下去。

获得周氏兄弟的肯定答复后，蔡元培开始对《新青年》阵营出现思想分歧表示担忧。此时，哲学教授胡适和历史教授李大钊已展开辩论，胡适派要继续搞学术，大钊派希望发动政治革命。但蔡元培已经看到，就在这两派激烈冲突的缝隙中，鲁迅和周作人迸发出高峰才情。他们是学术的，也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犀利的，也是通俗的。

1920年秋天，鲁迅走进北大文学院，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名义上是小说研究，实际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批判。诗人冯至后来回忆说：“每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了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从那时起，鲁迅经常在八道湾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便亲自端着油灯，把学生们送出寂静的胡同。1920年4月7号，为了探讨“新村”建设，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来到八道湾，拜谒“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让他十分遗憾的是，鲁迅恰好不在家，因此毛泽东和他终生推崇的文化旗手，始终没能谋面。毛泽东并不知道，鲁迅是“新村”运动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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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八道湾。据说是由八条小胡同汇聚成的一条大胡同，因此叫做“八道湾”。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周氏兄弟生活过的八道湾被夷为平地，在一片商品楼房中无迹可循了。

八道湾虽然不在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那片新起的每一座楼里，最少也能找到一本周氏三兄弟写的书。

在中国，凡是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

1921年深冬，孙伏园不断催稿，鲁迅便以小说家身份，在阿Q身上贴上中国人深层次的各种缺点，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引来广泛喧哗。正是因为读到了这部小说，一位名叫许广平的天津小学教师才横下一条心，要去北京深造。她本想是，离自己崇敬的思想者更近一点，却不成想成了思想者的终生情侣。

《阿Q正传》发表后，第一位撰写评论文章的，是周作人。他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说，《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典型。

二十年代初，周建人也厚积勃发。鲁迅受聘北大，周建人也同时进了北大哲学系，甘作一名旁听生。此时，他已三十二岁，在绍兴拥有众多门生。1922年，周建人联合二哥周作人和胡愈之，组建“妇女问题研究会”。他翻译的《性与人生》成了中国性科学的启蒙读本，他撰写的《性教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性教育的教科书。

周氏三兄弟在民族的启蒙、对民族智慧的启蒙和启发上面，关心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关心妇女而儿童的权利上面，都是共同的。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启蒙的这样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