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文章相异

幸福媚儿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是对峙而立的两座高峰，他们散文创造的成绩，当为诸作家中最丰富最伟大者。他们二人“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各有不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故两人的散文风格迥异，鲁迅是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凄厉峭拔；而周作人则名士清谈，庄谐杂出，闲适飘逸。

中国的新文学是以拯救民族灵魂为主要任务的。1907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即都明确提出了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启发“国人之自觉”两个方面，前者是兄弟二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且各有侧重，而后者是鲁迅的思想出发点，但在他们大声疾呼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同时，往往过分夸大“主观精神力量”，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规律，一旦人们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觉醒，就必然将人的个人价值强调到极端，这在起初是有进步性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主张将会成为继续前进的阻力。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了这种极端的偏颇，将社会的解放与个性解放辩证统一起来，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而周作人则始终坚持个人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所谓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的生存欲望的满足以及精神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而后者是更为主要的。

大革命失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抉择道路的十字路口。鲁迅坚定地高举起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而周作人则死抱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不放，在夹缝中苦苦挣扎，又不可避免地沿着历史的斜坡向下滑行，正如郁达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改革社会，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所以他提出了他著名的“闭门读书论”。鲁迅绝不能容忍这样的倒退。他揭露周作人们“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提倡闲适小品，无异于充当统治者的“帮闲”以至“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