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批评说对了一半

huamulan

在笔者看来，29年的改革开放，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并不需要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而更为迫切需要的是像薛暮桥、吴敬琏、樊纲和何帆这样"四代一体"的经济学家队伍，他们既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又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百家争鸣，才能够让决策当局有着更多的政策选择。

日前，曾经最为坊间津津乐道的，屡出惊人言论的邹恒甫，由于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规定，而被解除其在北大的教授职务，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位昔日以严厉批判国内经济学界种种"怪现状"的世行经济学家，再次被推至了风口浪尖。此时将邹氏的被解职，与其过往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批判，结合起来分析，或许能得到比较微妙的收获。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问题急待解决。这样的时代，经济学家"意见领袖"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体会着"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快感，同时也承受着诸多的"讥笑怒骂、讽刺挖苦"。特别地，每逢盛夏时节，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都不得不"洗耳聆听"来自外界和同行的叫嚣。2004年郎咸平让内地经济学家"集体失语"，2005年丁学良的"五个经济学家论"，再到邹恒甫"三纲五常"、"林海张杨"的无厘头式调侃，以及"李稻葵，白重恩，汪丁丁等经济学家给年青一代作了不好榜样"的批评。
　　长期浸淫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邹恒甫，在很多方面和郎咸平有着些许的类似，他们都是有着重量级学术论文支撑的学者，正是如此，侃侃而谈中所凸显的底气更为十足。难怪乎现今的邹恒甫一改往日的低调，运用着3.0时代的工具，奋力疾呼其多年压抑的观点。
　　邹恒甫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现状的批评以及他的经济学理想，着实让我们不得不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其中不少论点直击中国经济学界的软肋。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从来就不是邹恒甫所希冀的"学术"人士，自从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中国大地"生根"那天起，就注定了中国不可能产生"欧美式"的学术性经济学家。
　　以薛暮桥和吴敬琏为代表的那代经济学者，其中不少是在天命之年方才开始接触现代经济学，寄希望于吴老那代人产生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实在是强人所难。樊纲和张维迎这代经济学人，虽然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相比于以前大为改善，其中不少有着欧美名校博士的背景，但这代人的学术巅峰之际，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时刻，如此动人心魄的经济实践，有谁能忍心错过，而去玩弄经济模型。林毅夫、李扬、谢国忠和胡祖六们的名字无论褒贬，就这样响彻了中华大地。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样的时代，让每一个经济学人激情而理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在校的博士生们就已经开始"激扬文字"的根本原因。
　　这些经济学家和准经济学家的"激扬文字"，正是邹恒甫所极力鄙视的，在邹氏眼里，唯有JFE、JF的论文才是正道，才真正是经济学家应该撰写的文字。邹氏的观点，的确道出了中国经济学家面对类似的批评，只能"束手就擒"，而无丝毫的"还手之力"。但正如笔者上面阐述的，邹氏观点其实只对了一半。
　　在笔者看来，29年的改革开放，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并不需要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而更为迫切需要的是像薛暮桥、吴敬琏、樊纲和何帆这样"四代一体"的经济学家队伍，他们既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又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百家争鸣，才能够让决策当局有着更多的政策选择。
　　不管是邹氏的批评，抑或是郎咸平和丁学良的指责，都未免有着偏见和苛求。批评者的"良药"虽然"苦口"，但是这些批评，对中国经济学今日之"怪现状"的警示作用毋庸置疑，坦然面对，认真改之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个很值得研究的团体，他们大多数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有着无以言表的赤子之心。
　　有位青年经济学者曾经这样描述其初为经济学人的感受，"一个无法让自己的妻儿免于饥馁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得到我的尊敬，但永远不会成为我效仿的榜样。"这样平实的文字，很确切的表达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的激情而理想，这种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的，而是立足于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号，并实现着自己的安身立命。当前中国经济"大关"依然未能迈过，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智慧要求，面对着越来越频繁的批评，笔者坚信，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能够乘风破浪，在更深入的改革大潮中，实现他们的"诸葛情结"。


第一财经日报专栏约稿
昨天接到约稿之际，编辑原想我能以这次的“利益之争”为话题写篇评论，但我思绪良久，最终还是以“邹氏批评”的解析为文了。邹老师是笔者甚是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师“落难”之际，“抱不平式”的文字已经无力回天，反而以先生曾经的批评为背景，唤醒未来中国经济学的“清明”而书写点什么，意义或者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