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邹氏族谱征求意见稿(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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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烟台市龙口市石良镇平里院邹氏

龙口市石良镇平里院村，现有邹姓四十余户，据该村邹德龙、邹世榆二人讲，始祖邹东刁，由陕西省西宁市迁居于此地。谱书序言曰；高祖公比先元末来此，占得中平里南、北共计一里有余，地五百余亩，故村名平里，占得山岚东至甲马涧、南至孤顶山、西至曹家河、北至三岔山之沿西火山为界，至正年间三公分山。

该村的字辈是；东、一承宏显、龙文通大(明凯)、风令长振世、德润永广嘉、天开瑞光吉、熙兆登芳升，其它情况无考。

龙口市石良镇山后曹家（原名山后邹家）村，现有邹姓十五户，据该村邹书来和邹世祥二人讲，始祖名讳待考，是从本镇平里院村迁来，字辈是；一志喜永、云书世祖。本镇下河头村的六户邹姓和后柳家村的四户邹姓都是我村迁去（此二村均未前去调查），其它情况无考。

龙口市石良镇小金家村，现有邹姓四户，据该村邹世才讲，其祖父邹同云从本镇山后曹家迁来，字辈是；同书世兆，其它情况无考。
十七、其它支邹姓
烟台市莱阳市团旺镇李家白庙村有一户邹姓叫邹德经，是随母改嫁去的，据说是福山人，具体地址不详，其它情况无考。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西道平村，现有邹姓四户，据该村邹云海讲，始祖邹克（立）敬，于清朝光绪年间从诸城市南乡镇卫井子村迁来，字辈是；克（立）学（本）、世（积）德广仁、敬宗裕嗣、庆成绪昌，其它情况无考。

烟台市莱阳市谭格庄镇小台子村有邹姓三十余户，据该村原党支部书记邹华讲；始祖邹孔，是从平度市迁来，具体地址不详，谱书和家谱文革当中被毁，繁字也无考，现有的字辈是；孔公忠岳、英学，其它情况无考。

龙口市石良镇城西头村(原名邹家店)，现有邹姓一百九十余户，据该村邹丕洪讲，始祖邹尚美和邹尚贽，据传是从云南迁来，字辈是；尚云国发文、王廉凤天景、学，以后繁的字辈分为东支和西支各一套，东支是；元恒利贞祥。西支是；丕显忠功大、德承世继长，其它情况无考。

青岛市的莱西市马连庄镇夭山村，现有邹姓八十余户，据该村邹国梅讲；文革时期他将族谱抄录下来，根据记载，始祖邹发财，从哪里迁来待考，字辈是；发振明元、西王允克、金国（曰）水殿、土，其它情况无考

青岛市的莱西市马连庄镇邹家埠后村，现有邹姓二百三十余户，始祖邹久坚，从四川省迁来，具体地址不详。经该村邹世春、邹成全、邹浩、邹振科、邹振强、邹振建和邹明新的共同回忆，始祖以后繁的什么字无人知道。本镇小庄村有四十余户邹姓、过山前有十余户邹姓、咸家前有三户邹姓都是从该村迁去的，另外，邹家下夼有三户邹姓不知从何处迁去的，以上几村此次均未前去调查。
一个消失了1300多年的文明古国“高句丽” （注）

二OO四年七月一日，在中国苏州举行的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份遗产的成功申报，具有其特殊意义，它使得“高句丽”一个消失了很久又被误解很久的文明古国，以新的面貌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我国现在的学者都认为，横跨中国东北部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古代边疆政权，“高句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我国东北部地区出现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政权。东北地区很早就是中央政权的管辖区域，周朝灭商时，商朝后裔箕子率领部族向东迁徙，在今天平壤一带建立了朝鲜国，成为周朝的一个地方政权，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箕子朝鲜”。西汉初期一个叫卫满的燕人为躲避战乱来到此地，纠集其它中原人夺取政权，学术界称之为“卫氏朝鲜”由于他一直奉行扩张政策，公元前一O八年，卫氏朝鲜被汉武帝统一，并在其辖地设置了乐浪、真番、临屯、玄莵四郡进行统一管理。

公元前三十七年，东北边疆民族夫余的一位王子因受族人迫害，率随从从南逃到了玄莵郡的高句丽县（即今天的辽宁省新宾东南），这位因善射而被称为“朱蒙”
的首领叫“邹牟”（据韩国邹积亮考证，邹牟是汉代邹阳的五世孙，仲俊公二妃所生之子），在这里建立了最初的高句丽政权，史书称之为“高丽”。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的高句丽户籍归西汉时期的玄莵郡高丽县管理。邹牟既是邹阳公的五世孙，所以我们应当从邹阳公谈起。
邹
阳；（公元前二O六至一二九年），西汉时人，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文学家，初从吴王刘濞，有《上吴王书》，吴王不纳其言。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阳为人有智能伉概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之见禽，恐死而负累，仍从狱中上书。

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


公元前一五四年阳公约五十二岁，吴王刘濞联合楚、赵和胶东、胶西以及济南和淄川等六王叛乱，汉景帝平定了吴王濞之乱。

及梁事败，胜、诡死，梁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赉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见语以其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诛，诚难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亲，犹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群臣谏而死者以数十，得茅焦为廓大义，始皇非能说其言也，乃自强从之耳。茅焦亦廑脱死如毛牦耳，故事所以难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王先生曰；“子行矣，还，过我而西。

汉景帝平定了吴王濞之乱后，同时做出了一些规定，各封国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吏治理，诸侯王只享受封地内的赋税，不给独立的军政权利，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在位初，阳公被推举为贤良并把济南国改为邹郡，后又废邹郡改为济南郡，迁徙到淄川国。汉景帝（公元前一四O至八十七年）时东征朝鲜、北伐匈奴。公元前一二九至一一九年在东北朝鲜之地设立汉四郡，玄菟、乐浪、临屯、真藩。阳公逝世于公元前一二九年。

阳公生有三子，琐公、慎公和植公；琐公约生于公元前一九O年，植公约生于公元前一八七年。慎公生四子，长子长译、次子长倩、三子长义、四子长令。

邹长倩；生二子，长子国卿、次子国泰。根据《台谱》记载，长倩公与同邑者公孙弘为布衣之交，汉元光初年，公孙弘被举为贤良，但家境贫寒，倩公以资赠之未馈报，于公元前一三O年开为博士，后任厂内御史大夫、宰相，淮南王（刘安）、衡山王造反，杀死叛党数万人，并借列侯贡献祭祀社庙的黄金及礼品不合格为由，废掉了一O六个列侯，还把全国分为三十个州，每州派一名刺史监督各郡县官吏，此法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因此，朝廷需要大批贤良，倩公及家中的武士级以上人员均被公孙弘推荐到宫里任职，倩公被命为“加官”因为倩公的先祖“阳公”是当时的大文学家，其后代能继承“阳公”的学问。“加官”，加官加“侍中”就能出入皇宫禁地，加官加“左右曹”就能处理皇帝的奏章文书，加官加“诸吏”就能对宫廷内的官员进行监督弹劾，加官加“散骑”就成了皇帝的随从。加官官职虽不高，因是皇帝的亲信权力很大，这种官位可以世袭。

公元前一五八年国卿公生子仲俊，《台谱》里记载，汉开边累功至“护姜校尉”，后封《威远将军》，仲俊公生四子长子枢、次子相、三子杞、四子松（后来又娶二夫人生子邹牟）。与卫青同镇山东兖州、莱州等地，《台谱》里写到“公元前一一九年，凶奴入关围城，皇帝谴卫青大将军来援，仲俊公则率城中八千军民参战，大破凶奴来兵，有功被汉武帝封为“东鲁侯”“紫金光禄大夫””。

公元前八十七年汉武帝驾崩，临终前将国家大事托付给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附马校尉、光禄大夫）三人，数年后燕王刘旦造反，被霍光杀害，史籍里写道“囊离王遇难东南走，至纥开骨城而建都焉”，仲俊公也逃难到夫余之地（今吉林省），遇一女人（河伯女郎，仲俊公二妃）而生邹牟。
邹
牟；（公元前五十五年至十九年）东明圣王。广开土境大王碑中言，惟惜始祖邹牟之创基也，出自北扶馀天帝之子，母河北女郎。在位二年击败靺鞨族人（秦汉时期称靺鞨族人为肃慎人，魏时称挹娄人，后魏称勿吉人，隋唐时期称女真人），在位第二年六月，让当时沸流国王松让投降。王命其地《多勿都》，在位四年七月修筑城郭和宫室。公元前三十七年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公元前十九年被西汉王莽诱杀，卒后葬于龙山。其子琉璃王、孺留王类利继位。该政权一直到公元六六八年被唐王朝所灭，延续了七百O五年。

根据《魏书》记载，王莽初年发句丽（即高句丽县，属玄菟郡、汉武帝时置）兵以伐凶奴，其人不欲行，强迫谴之，出塞皆为盗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王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丽侯入塞斩之，传首长安王莽大悦，更名高句丽侯为下句丽侯，而布告天下。

邹儒留，妃松氏，广开土大王碑写道；《惟吾昔始祖，邹牟王创基也》公元前十九年至公元十八年，共在位三十七年。儒留王在位年间，赤眉之乱发生于山东，由于连年饥荒，以樊崇为首领带领几百农民在山东莒县起义，不断有逃荒难民加入，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到处懲罚那些任意杀害农民和奴婢的地主，他们的口号，带表了早期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奴役的要求与心声，他们以泰山为据点转战山东、苏北一带，很快发展成为十多万的起义军，与官军作战时，为了区分敌我，把自己的眉毛染成红色，所以称“赤眉军”。王莽感到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派了十多万官兵前去镇压，起义军在武昌英勇还击，歼灭一万多官军，并打死将军廉丹及其部下校尉二十多人。从此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的广大平原地区成了赤眉军的天下，“广开土大王碑”里写道，“儒留王顾命世子，以道兴治”，以后逐渐被淡忘。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兴修谱，因当时朝廷任用官员不论才疏，只看出身，贵族大家者均可依祖官职授予官职，并可以享受某种特权，这就是所谓的“古邹加”。

邹绰公在位于公元十八年至公元四十四年，王号为“大武神王”或“大朱留王”，西汉末年，绰公参加平息“赤眉军”“绿林起义”战乱有功，汉光武帝初年封“安定侯”，公元三十二年正式册封为“高句丽王”。绿林起义最初是在湖北当阳县绿林山，以山为基地发展起来的，首领是王匡和王凤，当时当阳地区闹饥荒，王匡和王凤扶危济贫很受人民拥戴被举为首领，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之众，并消灭了许多当地的土豪列绅，由于疾病原因，起义军离开绿林山转移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南阳（今河南南阳）等地，队伍更加壮大，南阳的大地主刘秀、刘玄也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以恢复汉室为口号，拥皇室同姓的刘玄当了皇帝，刘秀也当了将军。王莽便派了王寻、王邑率四十二万官兵攻打绿林军，并以十几万人把昆阳围困起来，当时城内的绿林军只有八、九千人，王凤等起义军将领坚守城池沉着应战，同时派兵十余人冲出重围调集援军，王寻、王邑的兵马在城外围了十几层，成天擂鼓示威，刘秀乘其不备率三千人马杀了进来，官军大乱，当时正值狂风暴雨，数十万大军土崩瓦解，此次战役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并直捣长安，城内人民响应起义军，冲进皇宫点起大火，王莽也被砍下了头颅，王莽的罪恶行径以及被他掌握的政权，被农民起义军彻底推翻。此次起义，全国人民死伤过半。广开土大王碑写道；《大朱留王（大邹王）绍承基业》。

邹遂成公在位于公元一四六年至一六五年，在东汉冲帝、贸帝和桓帝年间，当时正值朝廷外亲梁氏争权，相当混乱，遂成王勇猛不仁慈，七十六岁即王位后，在位二年杀右辅高福章，三年杀元子莫勤，莫德害怕累祸，自缢而死。妻尚氏携伯固、伯淳、伯本逃窜到山谷避难。遂成王（次大王）后被明临荅夫在遂川杀害。

邹安，新大王，公元一六五年至一七九年在位，东汉桓帝、灵帝年间发生黄巾之乱，光啟公只身来到福州任刺使，卒于任上。伯淳、伯本随母尚氏落户福州崇仁县，过着隐居的生活。约四十年后，遂成王死后，其子伯固北上为王，其后人随着朝代的繁衍逐渐北上，衍生出许多传奇的地名，高安（这里指高句丽王“邹安”）、吉安、新于、靖安、德安、安义、奉新、新大王、奉新大王街等等。

邹谈德，广开土王、永乐大王，（东明圣王邹牟的十九世孙）（公元三九一年至四一三年）他一生南伐百济、拔十城，北伐契丹鏖战无数。公元三九四年，百济国来侵，王率精兵五千击败来敌。公元三九五年，王与百济国在坝水将其战败，杀敌八千。四OO年遣使入燕朝贡，公元四一三年卒。其子“长寿王”邹巨连为了纪念父亲谈德公之功勋，于公元四三一年立“广开土境大王碑”。

邹隆，二十四代百济王，生于公元四五一年至五二三年，是王族，上述古邹加中提到，也就是熟悉边疆地理的意思，因国内经常发生动乱和农民起义，邹氏先祖武士级的人员都到了朝鲜及日本寻找适宜自己定居的目的地。故邹隆公生于日本一小岛，当地百姓都祭祀百济王。最近韩国忠清南道三十郡发现百济王陵，其誌石写道“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日语谓“丈夫”，佛语即岛的意思）王”。

邹昌:公元五五四年即位，第二十六代百济王（威德王），因古代官位有世袭性，昌公继承“宁东大将军”之官位，不幸与新罗国作战而牺牲，火葬，今日在韩国发现威德王之金瓶舍利及木简写道：“百济昌王十三季太岁在丁亥妹兄公主奉养舍利”。

“高句丽”这个有二十八代国王，具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王朝，于公元六六八年，在大唐王朝和朝鲜东部新罗政权的联合夹击下灭亡。“高句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据史书记载，高句丽王国灭亡后，其遗民四处迁徙，其君长逐绝。但是，作为高句丽王室后裔几支人，与其它遗民一直留在高句丽故地辽东和辽南地区长期繁衍生息，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以国为姓，称高氏家族，并繁衍成为一大支（此支现在居住于辽宁的辽河地区）。有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同化为其它姓氏。但是，他们至今也没忘记自己是高句丽族人，是始祖东明圣王邹牟的后裔。
(注：本资料由韩国邹积亮提供，本编者加以整理。汉代蠻夷君长，上面称侯，而自称为“王”。)


烟台市福山区 邹积权
编撰
云南省的《云南县》和《范阳村》及《移民情况》的考证

众人相传，胶东一带居民是从“云南”迁来的。云南地处中国南端，距我们有万里之遥，山重水复居家老少迁到胶东来，艰难重重，而我们又世代相传，为此我们访问了刘浩先生，做进一步探讨。

刘浩（离休干部）先生，建国初期去河南出差，顺便去过河南省固始县洼子村探访祖籍，遇一老者后说明来意后，老者曰：“我们有谱书记载：明朝初年（约一三七0年前后）有刘姓五人迁去山东省福山县西埠庄村是实。”他又问是否有“云南”之说，老者曰：“此去向南不远有个“小云南镇”，相传从前居民繁多，因灾荒频繁，战乱迭起，民不聊生，人们逃到外地或山东的很多，该镇现已不存在。”由此分析，我们当地有部分人可能是从河南省固始县的小云南迁来较为可信，因相传多年，故把小字省略掉了，以至认为祖上是从云南迁来的。

另外，根据《福山区地名志》第三百四十九页所载，“按；在威海市境内许多人认为其祖先是明初由“云南”某地迁来的，其实正如民国《牟平县志》所言，所谓的云南移民，实际是迁自山西的移民，我们当地人也有部分是从山西省迁来的”。

关于芝罘区只楚镇南上坊村邹氏谱书中“滇省云南县”和“范阳村”一说，经考，云南省无云南县也无范阳村。先人说的范阳村可能是范阳郡的传说，范阳郡现在的地址在河北省涿州市容城西北。“三国魏黄初七年（公元二二六年）改涿郡置。治所在涿县，西晋改为国，北魏复为郡，隋开皇初废。唐天宝元年（七四二年）改幽州为“范阳郡”，治所在蓟县（北京市西），唐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复改为幽州”。

在汉朝的汉武帝元光年间，汉武帝任用贤能，抚恤百姓，咸赖其庆。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外兵入寇，劫掠州县，围上谷城甚急，城中守备邹仲俊谕军民曰；“上古乃咽喉之地，汝当与我竭力守之，俟我飞报朝廷，自有大兵来救，封侯拜相在此一举”，帝闻公报，即遣大将卫青统兵来解上谷之围。仲俊公率城中军民万八千人助战，大破凶奴于龙城，斩首三千余级，卫青得胜班师回朝。汉武帝嘉其功，封卫青为关内侯，卫青复奏曰；“臣之得克敌成功皆仲俊公之助也”，帝闻奏，封仲俊公为“东鲁侯”，并升任幽州“范阳统制”，赐号“阿蛮”其子茂贞袭封侯爵。而后世子孙得称“东鲁”者，皆由公始封之爵也。得称“范阳”者，皆由公之升任职之所也。邹氏族人中此支开始在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容城西北）繁衍生息，以后历经数代，成为名门望族。范阳的鼎盛时期始自隋唐时期，故这里的人们以“范阳”为堂号称《范阳邹氏》或《范阳世家》。

《范阳堂》是邹姓的总堂号。而后各地衍生出许多分堂号，已知命名原因的堂号有以下十五个，如；东鲁堂、碣石堂、讽谏堂、清隐堂、桂馥堂、三古堂、九文堂、敦睦堂、振熙堂、太和堂、黍春堂、永诜堂、花萼堂、回春堂、桥兴堂。不知命名原因或待考的堂号有四十三个，故未一一表述。

西汉以后，范阳邹氏逐步南迁至河南邹坊，繁衍成为一大部落。汉代有邹廷，任襄阳（今属湖北省）令，在当地安家，至东晋时，其后裔有一支徙居雍州（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西晋时有新野（今河南省）人邹湛，小以才学知名，官至国子监祭酒，小府，其子孙有一支徙居衡州（今湖南省衡阳）。东晋十六国时，由于战乱，中原氏族大举南迁，邹氏有一支人随之渡江，定居于江苏、浙江、安微、江西的一些地方。唐朝初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开辟漳州，有中原邹姓将佐随从前往，在福建安家落户。

据《十国春秋》中记载，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邹盘，邹勇夫于唐朝末年随从王审知入闽，勇夫镇守归化（今属福建省），“是时干戈日寻，而归化独晏，然兵不被燹，人物蕃阜….子相遂家于其地”。唐德宗贞元末年，邹坦至安徽徙居江西新吴驾山。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八六四年）因避战乱，举家迁闽，其子孙繁衍，徙居于邵武等县。

北宋邹异，长乐人（今广东五华人），元佑（一0八六至一0九三）中举，经明行修。这说明北宋初年已有邹氏徙居广东。但广东梅州、大埔等地的邹氏族谱皆以邹应龙为入粤始祖（状元邹应龙，宋朝有一个，明朝也有一个），其子孙散居闽粤。在广东主要分布在梅州、大埔、五华、蕉岭、兴宁等地。还有自广东迁至广西平乐的，现在台湾的邹氏族人以及侨居新加坡等国华侨，主要是广东和福建迁去的。

前文言及起民一说，在民间广为流传，究竟有无此事，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再加上晋、冀、鲁、豫、苏、皖大量民间谱牒及祠堂和墓碑的考证，可以说，证据确凿是不容置疑的。

根据郑州大学文学院王保国教授研究的《关于移民与中原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以中原汉民族南迁最具规模，影响也最大。其中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始于西晋永嘉年间，一直持续到南朝。中原移民的第二次南迁浪潮始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这次战乱前后持续了八年，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乱局面，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这种社会状况，使相对和平的南方再度成为中原人逃避战祸的首选之地。

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乱”。这次战乱导致中原地区民众第三次大规模南迁。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宋史》《食货志》卷一七八页）到十三世纪初，蒙元崛起，开始平金灭宋，中原地区战火更烈，居民南迁规模也更大。历史上河南人口最少的时期便出现在元朝初年，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南迁人口有五百万之众，多寓居浙江、江苏，并散居于上海、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宋代诗人韩淲曾感叹到：“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涧泉集》卷一七页《次韵》）。史书也有“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的记载。

中国移民史至少半部是中原移民史，而移民对于历史文化的影响也主要围绕中原移民展开。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人口密度的不同，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中原居民向其它地区迁徙过程中，往往先是经济文化的传播过程，大量移民不仅给迁入地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自两晋至南北朝中原大规模移民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唐代，两湖、吴越已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地。宋代以后则超过黄河流域，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心。

移民更直接的影响是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负载者，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古代社会，人口迁徙无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在历次南迁的中原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经济实力强，文化素质高的宗室贵族、官僚文人。这部分人是移民的主体，而且在移入地依然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对于传播中原文化的贡献尤为巨大。如《南史》共记述列传人物（不计后妃、宗室、孝义等传）七百二十八人中，其中原籍北方的五百O六人，南方籍的只有二百二十二人，这足以说明北方移民在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主导作用。他们对于传播中原文化、缩短南北文化差距起了重要作用。

就文化传播的表现方式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礼俗是文化的基本内容。根据周振鹤、游汝杰的研究和讲法，中国现代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几次移民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赣方言、客家方言、西南官话的形成是中原板块转移式移民造成的。同时，中原汉民族的迁徙带去了自己的礼俗，并逐渐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成为民族共同的礼俗文化。如；春节、元宵、清明、仲秋、重阳原是中原汉民族的传统节日，这些节庆自中原汉民族迁居南方后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流行，如北宋末年，建康（今南京）移民因为多来自汴京和洛阳，所以，“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街沤歌，尚传京城故事……气势大有率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转引自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五十三页）。

山西的移民，根据资料记载，洪洞县大移民是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它始于金初天辅年间（一一一七至一一二三）至清代的乾隆年间（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有六百七十多年，共有二十几次，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明朝洪武年间移民量最大，有十次，共有八十多万人。永乐年间次之，其它年代和朝代较少，迁徙到山东省的移民重点区域为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和青州府五处，共计有八十多个县，其中胶东半岛就有莱西、莱阳、莱州、招远、栖霞、牟平和荣成等县较多，迁往其它地方较少。有的县百分之八十的村庄是明洪武年间移民建立的。

明朝大移民有不少传说，根据张玉吉、林中园、张青山三人合编的《洪洞县大槐树志》和《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的记载，现摘录如下：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北一公里处，同蒲铁路西侧，广济寺遗址左侧。相传为汉代种植，如今汉槐已毁于汾河水患，同根孳生的第二代古槐也早已干枯，而同根孳生的第三代古槐正枝繁叶茂”。

根据史料记载，广济寺原为唐代所建，坐落在洪洞县城北的棘针沟，寺院宏大，殿宇巍峨，香火旺盛，由于地处通衢大道，唐宋以来，便设有驿站，一旁的大槐树树身数围，荫遮数亩，树杈上的老鹳筑巢，人惊鹳飞遮天蔽日，尉为壮观，现今的棘针沟建为大槐树公园。

关于大槐树下移民，几百年来流传着许多低回唏嘘的传说，世世代代生活在晋中地区的老百姓，不愿背井离乡。于是官府设了一个骗局，颁布告示，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集结，愿迁徙的在家等候。百姓携儿带女族拥而来，三日内集结了成千上万人口，官兵将大

槐树下百姓包围，强行登记，绳拴刀逼，棍棒押解走上了迁徙之路。许多人为了铭记故土情，移到新居后，在门口或其它地方栽植槐树，寄托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有的题诗纪念：“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

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四十四年中，移民共有十多次。如，明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即一三八八年）户部侍郎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分丁徙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太祖曾谕户部侍郎刘九皋曰：“山东地宽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赋役三年，每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用《太祖实录》、《曰知录之余》。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即一三八九年）太祖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宜桑枣，民小而贵之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乃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明史?食货志》。

洪武三十五年（即一四0二年），户部差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太祖实录》。

永乐二年九月（即一四0四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平”。翌年九月，复徙山西平阳等地一万户实北平《太祖实录》。

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徙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府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路费一百锭，中粮五斗《太祖实录》。

根据以上资料和山西曲沃、高平、闻喜等县志上的方言土语以及生活习俗禁忌，与我们当地现有的民俗风情相比较如出一辙。如：看望病人宜早晨和上午去，忌下午与晚上；定亲、送礼、借贷及市场交易，忌用二百五之说；给客人斟酒忌“倒上”而称漫上（或满上）；出嫁的闺女，不能在娘家过年，必须腊月二十三日前回到婆家；孕妇忌在娘家分娩；产妇末满月禁止到邻居家串门；借用邻居的药锅忌主动送还；借用别人水桶和萝筐禁止担着进院；木匠的尺子忌别人乱动；炉匠忌别人动他的风箱；盲人忌别人动他的拐棍；卖牲口忌带缰绳；牛羊产后的胞衣，要挂在树上等等。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系王兴亚教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专家，他对明朝移民有独到的研究。据他讲，洪洞县大移民，并非移全洪洞县的居民，洪洞县就是全部迁移出来，也没有那么多人，洪洞县只是个办理移民手续的地方，整个平阳地区乃至山西省的移民都到洪洞县广济寺来办理凭照、川资等事宜，然后启程分赴各地。

明朝移民是数十年才完成的。先将因战乱、灾荒逃到山西的山东、河南等地的外乡人遣返。因为当时山西平阳一带由元朝将领扩廓贴木儿镇守，此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明军屡攻不下，那里相对稳定，再加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逃到那里的人非常多，而后才是迁移山西的当地人。

另外他还说：“洪武二十一年（即一三八八年）移民的原因有三：一是天灾；有的地方干旱缺水，颗粒无收，加上蝗虫（当地人叫巴蜡）灾害，继以较大的瘟疫，多数人外逃；二是战乱；元朝末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几次攻打林州，与元军展开殊死的鏖战，青壮年或死或逃，所剩无几；三是民间传说；明朝开国大将胡大海，在加入红巾军之前，因家境贫寒，常在林州一带讨荒要饭，因他身材魁梧饭量特大，经常食不裹腹，再加上他相貌丑陋，人们也不愿见他，有饭也不给他吃。后来他参加了刘福通的红巾军，由于作战英勇屡建奇功，最终成了明朝开国元勋。朱元璋做皇帝后，胡大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奏请皇上到林州移民，以雪当年之耻。

《莱阳县志》对“云南”移民亦甚怀疑，而意为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之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以北，自古即以云中称，”战国时“赵国”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隋置“云中县”，唐置云中郡兼置云州，宋置云中府路，辽置云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地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大同以西现为名胜古迹地）、云阳（俗称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以西）之南，南部地区其当地人皆称之为云南。其时，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伤殆尽，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者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种植者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迁来。此说亦犹我们胶东本地人徙居山海关外，概呼登、莱及我们当地为“海南”迁来。

另外，全国性移民还有其它几个地区：即苏州阊门、江西的瓦宵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的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的石壁村和河北小兴州等地，以上几个地区皆称为“寻根问祖八大朝圣地”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再加上山东山西相距较近，移民可能性比较大。前文言及从“滇省”（即现在的云南省）迁来的可能性极小。云南省距山东有万里之遥，而且也无移民的史料记载。因此，我认为“滇省迁来”此说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