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藏本《须江郎峰祝氏世谱》之三：祝臣与祝常

绝色倾城

据《祝氏世谱》记载，祝臣、祝常刊刻族谱，曾经请宋神宗题字，并在收到题字后有谢表。题字是《我的相册》中名为“宋神宗赠字”的图片。

《谢表》我只拍摄了一页，就是《我的相册》中名为“祝臣祝常谢御书”的图片

《世谱》载有宋哲宗赐祝臣谥的“制”，因为匆忙，也只拍了首页，见我的相册之“哲宗赐祝臣谥.jpg”

此页文字如下：
《宋哲宗赐臣公谥文忠制》　制曰：贰公宏化，文学攸彰。纯臣事君，忠贞是笃。惟德业著于生前，斯荣名隆于死后。此盈庭之定论，实万世之公评。尔故少师上柱国宣国公祝臣，持身雅操，体国宏猷。经天纬地，才已裕乎为邦；夜寐夙兴，节愈勤乎匪懈。迄终老于菟裘，仅承恩于马鬣。身后之心，犹惓惓于忠义；大庭之上，讵无眷眷于恭人？兹特谥曰“文忠”，载主隆号，以表德光，赐葬重茔，用彰国……

《世谱》载有署名杨时的祝臣墓志铭，共有六页，均见可见于《我的相册》。

全文如下：
少师上柱国宣国谥文忠祝公墓志　　龟山　杨时中立
公讳臣，字微之，号与守，浙衢之江山人，有唐处士祝东山先生之十七世孙也。父讳天福，字季庆，成性笃孝，持身端毅。祖讳善训，字诗泽；曾祖讳邦正，字彦相，皆敦仁慕义，著名儒林。及公生而颖悟，沉潜渊默。初识字，便读书不倦。暨稍长，潜心理学，通贯六经。学无常师，惟善是主。常以安定、伯醇自期。品行端方耿介，不肯苟合于时。以嘉祐六年登进士，授秘书郎。文潞公奇其才器，题兼左宣管刑司，迭职礼部员外郎，仍兼翰林校理。元丰元年，钦视江南学政。时执政举行新法，士民苦之，怨咨盈道，流离遍野。朝臣有言新法不便于民者，辄被斥逐，盈廷莫敢与争。公视学江南，博采乡校所评，汇士子状，请罢青苗诸法，辞意切直忤当道，谪临川县尉。中丁母艰，服阙，补乐安尉。欧阳文忠公表其文学纯正，堪为士子楷模，改荆州教授。迄元裕（吴注：当为“祐”字）元年，高太后临朝听政，尽罢新法，前所尝言新法不便者，悉复登用。诸贤云集，公复原秩，摄太常卿，屡迁户部侍郎。既复进用，益以严正自任，斥抑嬖佞，言论无所回避，中外以严见惮。乃出公，钦监镇边军事，秩加兵部尚书、督理粮饷。绍圣元年，策奏征讨河北，复地五百里，加太子少保，仍兼兵部尚书、都督征讨大元帅。明年，贼请盟乞和，钦诏班师，拜少师上柱国，封宣国公。

从来学术之与世务，非有两端，文德之与武功，道同一致。故孟子曰　：“万物皆备于我”，人惟所学者，狥于意见之偏，斯有（吴注：疑当为“为”字）蔽阶（吴注：此字难辨，当为“阶”字）。离（吴注：此字难解，疑为“体”字之误。“离”与“体”繁体相近。）穷而行，不济于用。其体有所不足，其用亦必有所不周。事君容悦者，非所论矣。即智效一官，或者短其才，而君子则非其学也。公雅饬儒生耳，而存之为圣贤学问者，出则为经济宏猷；常之为多士楷模者，变则为疆场握算，非诗所称左宜右有者欤？若直言敢谏，不畏强御，是岂徒矫之为高，强为于外？抑其所学者然也。昔有讥执政者曰：其人通经术而不通世务，斯言过矣。然自负经术以经世务，而所行拂戾于时者，则亦经非明于经，而术非其术耳，是岂真经术之过哉？于公而可征焉矣。公既列台阁，务于引君当道，进贤黜邪，于宋益峻，部卿均服，每相谓于朝房曰：祝君当国，可复太宗之治矣。四海相望治平，方之司马河内，乃历事年余，未竟所用，卒于阁署！嗟乎！公以高龄膴仕，考终于官。公之德业在人心，勳名光宇宙，夫复何恨！而独是天笃贤哲，宜为家国纲维，乃不获尽展经纶，而遽终于辜天下之望，此则天下之所悲，而非为公一人之故也。公之卒也，言不及私，天子亲临吊奠，敕谥文忠，钦赐归葬于江山之羊郭庵。圣主之惓惓于公，亦深且厚。而公之龙光亦云大矣！公生于天圣四年五月初二日，卒于绍圣四年十月十一日。夫人詹氏，先公一年而卒，与公合墓。公长允闻，次允初，三允美，四允哲。允闻君天资英发，四子皆崭然头角，为有以世其家学。龟山杨时，慕公之为人，而为之志。其墓铭曰：用通于方，守得其正，惟公于斯，是谓能信。
这篇《墓志》，大致是可信的。杨时的文集中记载了他写的很多墓志，虽然此文未收，却不必有疑。《浙江通志》记祝臣为“（太子）少师”，是极品大员。明朝时又记“祝臣宅”为古迹，可见当年是个人物。
据此《墓志》，祝臣生于公元1026年，卒于公元1097年。《墓志》载他“嘉祐六年登进士”，与《浙江通志》相符。记载长子祝允闻、四子祝允哲等，说祝允闻“天资英发”，却不提祝允哲有多少出息，这与《浙江通志》记祝允闻已于1079年中进士，官至“正奉大夫”，而祝允哲直到祝臣去世三年才中进士也很一致。
《墓志》中说祝臣“常以安定、伯醇自期”，这不是一般人懂得说的话。胡安定后人还知道一点，程伯醇则虽是当年之大名人，但同时之名人就有不知道他的，《四库全书》中也很难找到他的记载。仅从这一句看，此《墓志》为伪作的可能性便已很小。
既然“少师”无疑，宣国公也见于宋哲宗“赐谥”的文字，看来也没有什么疑问。但是，这篇《墓志》也有可疑之处。《志》中“仍兼兵部尚书、都督征讨大元帅”的记载，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原因有二：一是编纂族谱的后人，有时会忍不住自己给祖宗“加官”，《祝氏世谱》明、清两代重修，后人有此机会；二是“大元帅”一职，在北宋前期和南宋都有记载，但祝臣的年代却没有别人做过。而“征讨大元帅”更是不合理的头衔。
总之，我认为，以情以理，此墓志大致可信，但后人很可能稍有篡改。
也许有人认为祝臣既然曾言“新法不便”，受高太后重用，怎么可能在绍圣二年拜“少师上柱国，封宣国公”呢？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祝臣在元祐后期已经因为得罪朝中大臣，出任外职，大约已不算在“旧党”之列了。其次，他在绍圣二年回朝封官是因为“军功”，与“新旧党”之争未必有什么牵连。
再说祝常。祝常在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卷八中列为胡瑗（胡安定）门下。《浙江通志》卷123记为“太子少保”，卷177《衢州府．儒林》中有较长的文字，如下：
祝常，《两浙名贤录》：字履中，常山人（吴注：“江山人”之误，因其名“常”而笔误），从胡安定学。操履端毅，未尝以辞色借人。登进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时有诏解三经义，（祝）常出正义，反覆辩难，论者韪之，遂忤（王）安石意，出令平阳，终殿中丞。有《蓬山类苑》、《元诰正谟》诸论及《清高集》行于世。
《祝氏世谱》内页写祝常为“平章”，《浙江通志》卷123记载是“太子少保”，而以上记载说“终殿中丞”。初看起来，好像其中有些矛盾。其实，依我看，这也许大致是历史事实。“太子少保”不可疑，但为什么官越做越小，小到“终”（去世）时的“殿中丞”呢？原因很可能与“新旧党”之争有关。绍圣二年之后，“新党”全面得势，祝常如果政治立场倾向于“旧”，甚至不附于“新”，那是很可能“官越做越小”的。这－－可以解释“太子少保”“终殿中丞”的原因。而“平章”可能是“同平章事”之类，与“太子少保”之秩相符，《世谱》虽然此处也可能私自给祖宗贴金，却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