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谱牒的价值道德倾向

卧龙岗

中国传统谱牒的价值道德倾向


张耀南撰（2001年6月27日，10：55，D.W.）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上位与下位两个层次。上位可谓“阳春白雪”，如儒、道、释各家，各呈异彩；下位可谓“下里巴人”，如堪舆、占卜、相命等等，影响民众心里至深至广。

上位文化一直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心，至今亦然。有关儒、道、释各家的研究著述，如恒河沙数，多得无法统计。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被翻来覆去地说，翻来覆去地读，翻来覆去地研究，翻来覆去地探讨，似乎永无终结的一天。而下位文化呢？却似乎刚好相反，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没有太多的研究著作出现，其本身的理论因而也没有太多的进展。如果说上位文化是所谓“显学”的话，下位文化则无疑是一种“隐学”，有点类似不同于“显性基因”的“隐性基因”。

那是不是说，下位文化不重要呢？非也！至少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下位文化是极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是否重要，不在其漂亮的词藻、严谨的推理、堆积如山的著述，而在其支配力与影响力（西方文化学的某些派别似乎早就这样主张了）。试问，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众的大多数是受什么文化支配的呢？是上位文化还是下位文化？吾敢断然答曰：是下位文化！此种状况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太大的改观。支配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的，决不是处于上位的文学、哲学与史学，而是处于下位的风水、轮回、相命等观念。“法轮功”队伍的壮大是下位文化被利用的典型案例。

下位文化既如此重要，为什么却得不到学界及政界足够重视？答曰：原因复杂。与上位文化相比，下位文化缺乏标准的经典读本，不方便研究，是一个原因；处上位的人看不起下位文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之，处下位的人本身又不具备研究能力，是一个原因；下位文化不登大雅之堂，学者认为研究它们不能反映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一个原因；研究下位文化很难，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开展大量的调查、取证、核实等工作，工作很艰辛，亦是一个原因……

传统谱牒文化是下位文化的一种，它对传统社会中国民众具有十分强大的支配力与影响力。纵向系年曰谱，横向述事曰牒，谱牒合并，便成既记录族人血缘关系之世系，又记载宗族人物传记、宗祠坟茔、宗规族约等内容的纵横交错的宗族谱书。冯尔康先生认为谱牒具有四种类型，记录国君家系数的叫“帝王诸侯系谱”，记录全国各宗族的叫“通国氏族谱”，记录一州一郡之宗族姓氏的叫“地方氏族谱”，专记某一宗族之历史的叫“宗谱”、“族谱”或“家谱”。谱学史家罗香林认为周至汉是中国谱牒的肇始与初倡期，魏晋至隋唐是中国谱牒的官修主流期，宋至明是中国谱牒内容日富的趋向转变期，清是中国谱牒修撰盛兴期。谱牒的社会功用十分广泛，有学者曾列举十点：一曰“文献”，可备史材之用；二曰“怀旧”，可追远敬宗；三曰“鉴古”，可鉴往知来；四曰“遗传”，五曰“优生”，可观民族之兴衰；六曰“户口”，可证人口变化及生命统计；七曰“社会”，可观当时民族心理、风土人情；八曰“后嗣”，以防乱宗；九曰“移民”，有关史地；十曰“用宏”，合各家谱牒之资料统计可宏大研究视野。

谱牒所反映出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实情”，而非“理想”。上位文化讲“理想”，下位文化述“实情”，这就是下位文化的价值。冯尔康先生《宗教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一文论及谱牒的学术价值，说：“……谱牒关于社会下层生活的描写，是正史以外难得的原始资料。”又说：“历史不只是英雄人物的，下层群众也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哀愁喜乐，风俗习惯，是历史研究所不能忽略的。谱牒到宋代以后，既然是民间的事情，越来越深入下层，这种性质决定它必然包涵大量的下层群众的历史资料。”（以上引文均见《中国家缮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9月）谱牒记载“下层群众”的喜怒哀乐，谱牒所反映出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无疑亦是广大“下层群众”内心真实的价值观与道德观。

重孝悌是中国谱牒反映出的最大价值道德倾向。光绪二十七年《映雪堂孙氏续修族谱》云：“孝悌为人之本，近见我族子弟气习渐坏，竟致忤逆父母，凌辱尊长。……轻则杖责，重则捆送，太甚则驱逐去族，极甚则筑、溺两便。”“筑”即活埋，“溺”即沉潭，不孝不悌者当付出生命代价。光绪二十一年《合江李氏族谱》云：“凡子孙于父母及祖父母，学者罪即绞决，殴则斩决，杀者凌迟处死。”光绪三十三年《长沟朱氏宗谱》开篇亦云：“族中子弟以孝悌为先。
如不孝不悌，……不孝责四十板，不悌责二十板，再犯复责，三犯为人类所不齿，逐出祠外。”孝悌重于生命，此种对于孝悌之推崇，反映出传统社会里孝悌之重要与孝悌之艰难，已达不杀不足以致孝悌的程度。

重贞节是中国谱牒反映出的第二大价值道德倾向。《映雪堂孙氏续修族谱》谓：“女自幼字，或所字之家先富而后贫，所字之人损根而变拙，亦属命定，不准败盟。倘或秘相妄为，竟致一女两聘，……着其房长退庚还原，鸣公责罚不贷，以杜将来。”宣统二年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谓：“诸妇……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诸妇亲姻颇多，除本房至亲与相见外，余并不许，可相见者亦须子弟引导，放入中门，见灯不许。”《长沟朱氏宗谱》谓：“男女有别。……至夫亡守节，贞洁不改，与例相符，宗族共出力旌之。”光绪二十一年《锡山邹氏家谱》谓：“凡妇女有守节自誓者，为宗长当白诸有司，旌表其节，庶可以励薄俗。有司未行，即当备入于谱表立传，以载家乘外篇。”1916年《余姚江南徐氏宗谱》谓：“宗妇不幸少年丧夫，清苦自持，节行凛然，终身无玷者，族长务要会众呈报司府，以闻于朝，旌表其节。”光绪十六年《寿州龙氏家谱》亦谓：“凡我族人，于妇女中有克全节者，为秉天地正气，必宜上请建坊，永垂不朽。……户族公议赞助，俾其得邀旌荣，以为阖族盛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几成中国所有谱牒之共识，无人对此提出质疑。据说江苏宜兴山溪周氏1919年所编宗谱，褒扬节妇烈女多达94人，其中得旌表、树贞节牌坊者7人，得旌表、入祀节孝祠者2人。该族如此，其他各族可见一斑。

重士学而轻工商是中国谱牒反映出的第三大价值道德倾向。《合江李氏族谱》云：“子弟以读书明理为上。……其有资质不能读，及力不能读者，则为农、为工、为商，即佣雇营生，亦属正业。”农工商成不得已之举。1935年《盘谷高氏贵六公房谱》云：“贻谋之事，莫如读书。……凡吾子姓，不惟遇有爵者，因当敬礼；如其博学能文，虽遇处艰屯，族人不得藐视。”光绪二十九年《常熟丁氏家谱》云：“族中子弟赴考，县试给线壹千文，府试参千文，院试贰千文，入泮加给钱叁千文。……如支而无故不赴考，于月米内扣还，仍永不再给。”又云：“庄裔子弟应试者，每年给膏火、笔墨资钱拾贰千文。……以应试为凭，不应试者不给。”族人奖学以应试为前提，不应试而自学者不得奖。光绪十六年《寿州龙氏宗谱》云：“士农与工商，读书为第一。……俸禄享千钟，黄金收万镒，皆从读书苦中来，……天下惟读书人不可限量，云梯千里，风翮九霄，上为祖父增光，下为子孙创业，岂独一身荣显已哉！”有些家法族规禁止家长强迫其子女务农、做工，有些家法规甚至禁止其子孙阅读经书以外的其他任何书籍，等等，都是旨在逼其子弟走上“学而优则仕”之正途。

此外成为中国传统谱牒之共识的，还有勤劳、俭朴、善良、乐于助人、忠于职守等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禁赌博、禁偷盗、禁游手好闲、禁欺压邻里、禁乘人之危等带有强制性的道行为规范。

下位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写实”。中国传统谱牒所反映出的价值观、道德观，都是“写实”的、贴近现实生活的。换言之，中国传统谱牒所反映出的价值观、道德观、都是“底线之价值”、“底线之伦理”、“底线之道德”，而不是上位文化所倡导的“理想之价值”、“理想之伦理”、“理想之道德”。而这，恰又是中国目前的文化、道德建设所必需的。

总之，中国传统谱牒所反映出的价值观、道德观，未必尽正确、未必尽合理，但其在过去的功用和现在的借鉴意义，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