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用人之道第二讲：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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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对张居正的忌恨


熊召政：在《病榻遗言》里，高拱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隆庆皇帝病重时，有一天他从文华殿旁边的恭默室走出来，看到张居正的书办（也就是今天的秘书）姚旷拿着一叠厚厚的信札往前走。看到高拱后，姚旷赶紧折道想绕开他。高拱一看不对，叫他过来，要看他手上的东西。姚旷不敢不给。高拱一看，原来是张居正写给冯保的信札。其因是冯保就几件事情的处理向张居正讨教，张居正给了他回答。这件事放在平常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皇上病重、局势微妙的期间，张居正这么做，便被高拱视为是一种背叛。因为此前，高、冯两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高拱虽然有谋略，但无城府。放走姚旷，他就回到办公室找来张居正怒气冲冲斥道：“你背着我跟冯保结盟，还给他支招，你什么意思？”张居正解释说：“冯保弄不懂的事，我给他提点建议，仅此而已。”高拱认为这种解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便将这件事讲给自己的门生听，大家都替他们的老雇主抱屈。



王大臣案件造成的政治风波

熊召政：这件事过后不久，高拱让自己的门生连上三道奏疏，弹劾冯保。如果一定要在高拱与冯保之间取舍，万历皇帝与他的两位母亲当然会驱逐高拱而保护冯保。即便没有张居正，高拱的去位也无法逆转。但高拱不这么看，他认为是张居正谋夺他的首辅之位而与冯保建立起政治联盟，因此他到死也不能原谅张居正。但在高拱去职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穿着一身太监服，大清早在乾清宫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被小皇帝朱翊钧发现了，便让太监赶上前把这个人抓住了。一审问，发现他不是太监，而是一个部队的逃兵，叫王大臣，在京城里鬼混。认识了宫里的太监，就借了一套太监的衣服，跑到宫里来看新奇。冯保听说这件事之后如获至宝，把王大臣关进了东厂，还在他身上放了一把刀，说刀是在他身上搜出来的。王大臣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冯保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保你没事儿。你就说是高胡子指使你进来向小皇上行刺的。谋杀皇帝这可是要诛灭九族的事儿，王大臣不敢。但架不住冯保一再威胁、引诱，他便答应了。三堂会审，王大臣便按冯保的要求招供，诬陷高拱。这么重大的事件，皇上、太后亲自过问。三堂就是东厂、大理寺、刑部这三个执法机构，一起来审案子。在审的过程中，王大臣一口咬定高拱派他来行刺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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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这话一说出来，整个京城舆论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若按王大臣的口供办理，高拱不会有命了，他的家族也会受株连。冯保向皇上奏明，要锦衣卫即速前往河南将高拱抓起来，押到京城严审。这时候在京的很多大臣都来替高拱担心，纷纷来找张居正。有一天，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吏部尚书杨博代表百官来到张居正家中。葛守礼说：“张阁老，高拱现在命在旦夕，只有你能救他。”张居正回答说：“我哪救得了他？冯保和皇上对高拱如此仇恨，我也没什么办法。”大臣们很失望，觉得张居正也成了冯保落井下石的帮凶。张居正口头上这么说，其实已经在想办法了。

熊召政：当冯保准备派人去抓高拱时，张居正对他说：“我们证据还不确凿，单凭王大臣一个人的口供不能作出决定。”张居正在拖延冯保的同时，又向这个案子的主审官面授机宜。第二次三堂会审，主审官把高拱的家人和一班闲杂人混在一起，让王大臣辨认，结果王大臣一个都不认识。经这么一测试，就证明王大臣的口供都是假的。

熊召政：这一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明白冯保蓄意陷害高拱，一致要求将王大臣严审，要他交出幕后指使人。张居正说：“不要审了，打回大牢。”为什么不要审了？张居正心里明白，再审下去，王大臣就会把冯保兜出来。虽然冯保陷入被动，但还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垮台。因为两宫皇太后与皇上也都记恨高拱，所以他们会袒护冯保。经过一番斟酌，张居正让办案的人给王大臣喝了一杯生漆酒，喝下去之后，王大臣就成了哑巴。第二天再审，王大臣既没有办法说是冯保指使，也没有办法说是高拱指使。就这样，一场非常大的危机被张居正的智慧化解了。这样，既保全了高拱能平安度过晚年，又顾及了冯保的面子，不至于让他与内阁重新结仇。应该说，这件事处理得非常漂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居正满腹韬略，且性格沉稳，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都能从容应对。



张居正从不在家谈公事

熊召政：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张居正从不意气用事。这是典型的宰相品质。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要像弥勒佛那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容天下难容之事，并不是放弃原则，当和事佬。而是指做事的气量和度量，对人宽、对已严，就可成就大事。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曾经在家里开了一个会，把管家和仆人都找来，跟他们打招呼、约法三章：“我当了首辅，你们不要仗我的势胡作非为；更不许你们同官府的人打交道。”张居正不是仅仅说说而已，而是惩罚严厉。他的管家游七因为娶了一位官员的妹妹做姨太太，被张居正知道以后打断了腿。他从不在家里见官员。他说：“我有值房，有公事儿到我的办公室谈，在官场我没有私事儿。”可见他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知道官场险恶，是非很多。更因为他要推行万历新政，所以一开始就回避朋党政治，廉洁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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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熊召政：张居正主要的功绩在我的小说里写到了，史学上也有定评，就是从万历元年他接任首辅之后推行的万历新政。他整饬吏治，对干部的管理实行考成法；梳理财政，进行驿递制度改革，皇上与国家财政的分灶吃饭；以及他的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万历新政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有一个拥护改革、实意办事的领导层。


君子与小人都可重用


熊召政：大家知道，无论是做好一个公司、做好一个项目，还是管理好国家，都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一级棒的精英团队。用团队的力量、团队的智慧、团队的精神，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在组建团队，也就是选拔人才时，往往会遇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即我们这个团队用人是以道德标准为主，还是用才能为主？细观张居正的用人，他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明代第三位皇帝、永乐皇帝朱棣、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他是仅次于朱元璋的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二十年，摸索出用人的经验。有一次他和内阁辅臣聊天谈到用人，对现任的辛勤六部大臣逐一评价，说了一句话：“XX是君子中的君子，XX是小人中的小人。”这两个人当时一个是吏部尚书、一个是户部尚书。大家听了一定很纳闷：“既然是小人中的小人，为什么还要用他？”朱棣是因人而用，因事而用。吏部尚书是君子中的君子，这种人不会结党营私，不会把自己的门生、亲戚、朋友全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国家、朝廷选拔人才，所以这个人必须是君子。可是户部是管钱的官，是财神爷。朱棣说他是小人中的小人，因为这种人为了把财税收起来，会采取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永乐皇帝的军费开支非常大，正常的财政收入根本应付不了。所以除了常规的赋税，每年还必须要有大量的额外收入来支撑军费。所以，朱棣必须找一个会给他搞钱的人。通过这个解释，大家知道就知道。朱棣用人不死啃教条，什么位子上用道德高尚的人，什么位子上安排不以操守为重的人，他心里有一本帐。君子与小人的用人理论成了永乐皇帝的一句名言。

熊召政：张居正用人时，虽然不能像永乐这样放得开，但也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少。对这两种人取舍，张居正明显偏向于清流，他的态度很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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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不一定是好官


熊召政：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海瑞的运用上。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即便在当世，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民间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据说嘉靖皇帝看了他的奏章，非常震怒，吼道：“把这个人赶紧抓来，不要让他跑了。”太监回答说：“皇上，海瑞根本不会跑，他把棺材都备好了，他的家里人倒是跑光了。”嘉靖皇帝听说以后，又把海瑞的奏章拿来看了一遍，叹道：“哎呀！他真是个比干啊！但我不是昏君。”他没有处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是徐阶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熊召政：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让海瑞到了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骑驴子上班，八抬大轿也不坐。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他骑驴，那二把手能坐轿吗？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一起打官司，不管有没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下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当时的首辅高拱也不留他。海瑞便回到海南的琼山老家赋闲。

熊召政：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要为当地的老百姓谋福祉。好官的标准是让朝廷放心，让苍生有福。好人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在官场里要想做好人，应该比较容易，做好官却很难。要让朝廷和老百姓两头都放心，这是多么难呀。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还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但是，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里，从来没有起用海瑞。海瑞第三次复出，是在张居正死后的一年。被安排在应天府当一名纪检干部，结果仍是与同僚关系紧张，没有做出什么政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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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惟才是用，用人才不用庸才


熊召政：张居正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在用人问题上，他也是坚持“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万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都是一流的人才。张居正说过一句话：“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可见他对当世人才充满信心。官位乃朝廷公器，朋党政治的特点，就是将公器滥赏私人。张居正也任用私人。譬如说他用他的亲家王之诰担任刑部尚书。但这一任用并没有招致非议。因为王之诰政声卓卓，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如果张居正用了某个同年、同乡或者朋友，那这个人一定是人才，而不是庸才。讲感情不讲能力的事，张居正绝不去做。他当上首辅之后，他的同年、同乡都欣喜若狂，认为这一下有了靠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纷纷前来攀援。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张居正觉得这个同学有能力，资格也比较老，就同意了，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明代的官吏体制，省里的巡抚与朝廷六部差两个级别，朝廷的六部尚书是二品；左侍郎、右侍郎可能是从二品，也可能是正三品，而巡抚只有三品，低两个档次。汪伯昆从巡抚到了兵部左侍郎的位置，从正三品提到从二品，提拔了。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戚继光是明代了不起的军事家，他一辈子都得到了张居正的青睐和照顾。隆庆四年，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其时蒙古俺答屡屡犯边，越过长城骚扰，导致京师不宁。张居正力荐将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前线调任蓟辽总兵，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军区司令。自从戚继光担任这个拱卫京师的重任后，再没有发生长城的战事。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讲述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走车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讲私情，是铁面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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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柔情的一面


熊召政：但铁面宰相也有富于人情的一面。比如对待戚继光。戚继光从浙江调到蓟辽总兵的位子上。没多久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其因是明代的兵役制。所有的兵都是世袭的，老子退下来儿子顶替，这叫本兵制。因为是世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本兵大都吊儿郎当。平时也不训练，打仗时就溃不成军。张居正深知本兵制的弊端，于是鼓励戚继光训练一支新军。所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从隆庆四年的兵部开始，从戚继光开始。当时他支持戚继光，从极为艰难的朝廷财政中挤出军费来，让戚继光从浙江招募五千人，训练新军。相对于本兵，这支部队叫客兵。也叫“浙兵”。就这样，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组建并训练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能够胜任拱卫京师的任务。

熊召政：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政首脑的关系处理，当时的总兵是部队一把手，他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换总兵，而不会撤换总督。张居正不一样，当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当了十三年的蓟辽总兵，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也没有一次进犯，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熊召政：张居正不提倡频繁地换干部，各地的封疆大吏、总兵，他提倡久任制。当然，久任并不等于不升官。你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有了政绩了，就给你升官。比如说，你还是一个四品的总兵，但给你挂一个兵部左侍郎的衔，不是变成二品的官员了吗？象辽宁总兵李成梁，因为屡立战功，张居正就力主给他封侯，这都是张居正用人的智慧。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是万历时期官场健康的一个标本。两人心心相印，但没有一点私情。戚继光有一个爱好，喜欢吃猪头肉，每次过春节的时候，张居正就在北京把猪头肉做好，派人送到蓟辽总兵行辕。戚继光收到猪头肉，就拿去和将士们一起分享。

熊召政：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坚决不用。戚继光与海瑞，都是晚明时期的名倾朝野的重要人物。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可是绝然不同。这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