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陷阱”--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

花生

　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１）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２）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３）。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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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４），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便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乡村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关东２００万流民中发现有４０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５）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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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７）（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８）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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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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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１１）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１２）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１３）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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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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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１５）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１６）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１７）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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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１８）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民众缺少民主锻炼，民主意识及民主素质低，没有协商、妥协、宽容的训练，就无从产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沟通的政治文化，社会自治无从滋生，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稳定全靠行政权力将人民强行粘和起来，采取高压政策，社会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敉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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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３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６０届政府，５０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１９），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２０）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２１）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天下承平日久，当人口存量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时，必然产生淘汰过剩人口的压力。人口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内外冲突、政治动乱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破坏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官僚集团的腐败与膨胀趋势，“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无以为继。（２２）而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流血——下层民众博命以自保。（２３）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最后是既有的秩序解体。

　　在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确立之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众则成为对立阵营的人质，被胁裹着互相杀戮。几十上百年的长期征战，造成对人口、文明、财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改朝换代而进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加上巨大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斗争遵循的是最厚黑者胜出的铁则。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默默无闻，不名一文的混混无赖要成为人人膜拜的对象，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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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混战，尘埃落定以后，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呢？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是一种正反馈。继起的王朝在政治遗产上可以继承的最佳选择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历史和人一样，都有沿现成的路径行进的惯性与本能，所谓萧规曹随，就是指文化上这种按既定的模式应对相似局面的自觉行为。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２４）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２５）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２６）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