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宇宙：管仲如何进行宏观调控

花生

中国法家之鼻祖，历史已有定论，当属管仲。《诸子集成》论及法家时说道：“法家之说，管子发其端，韩非子集其成。……录法家，首管子。”法家的根本思想，赵迺摶做《披沙录》说，“盖知法律与经济，为一事的两面，故治术必须从解剖经济的症结入手”，“法家知社会基础，建于经济。苟使经济分配得法，则穰岁不必食疏客，即饥岁亦可饷幼弟矣，此法家言法治之精神也”。

　　管仲作为中国史上罕见之改革家，以一己之力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司马迁对其评价是：“管仲既任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曰，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衡权。”

　　管仲相齐，极讲宏观调控之艺术。他知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篇》）

　　“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管子·国蓄篇》）换成今天的说法，那就是CPI指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货币政策决定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好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实现调控的真正目的。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人民群众希望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几天之内就化为乌有。对于管仲那样的监管者来说，他自然也明白：“不通于轻重，不可以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语制为大治。”“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乌能以为治乎？”（《管子·国蓄篇》）

花生

从根本上来说，管仲的宏观调控是一场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其目的是解决“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管仲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管子·权修篇》）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大师，管仲曾与齐桓公盟誓为令，说是“关几而不征，市正而不布”，要整个齐国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让市场决定商业的命运，让竞争决定谁是强者。管仲的理财与调控，虽则通权达变，却遵循着一贯的准则，那就是“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取之无形，予之有形”和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防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速度能够解决国家经济成长中的很多问题，只要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极大丰富，和谐就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管仲知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有了“富民”的基础，国家的统治者才有实现宏观调控的底子。反过来，那些不能“正世调天下者”，通常是“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不但征敛无度，而且还偷偷摸摸搞些“半夜鸡叫”，使人民深陷于债务和亏损当中。

　　读史的目的无非是寻找规律、资治通鉴。历史已经有过结论：真正的宏观调控只有一个目的，即是“为民除害兴利”。只要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就自然能够真实地实现管仲所期待的“天下之物尽至”、“天下之民归之”的美好理想。

(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