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姓历史名人

费严

历史名人

费　仲：(生卒年待考)，一作费中，商代人。

纣宠臣，善于阿庚逢迎，贪利，国人勿亲。纣囚禁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周臣通过费仲献美女、奇物、良马，使周文王得以出囚。

费严

费　直：(生卒年待考)，字长翁，东莱人(今山东莱州)，西汉古文易学“费氏学”的开创者。

官至单父(今山东单县)令。费直依古文古字本汉《易》，称《古文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即《易传》“解说上下经”，开幕训诂学史上以传附之先河。东汉时期，经学家陈元、郑众、马融都学习和传授费氏学，马融还为费氏《古文易》作“传”(指解释经文的著作)并把它传授给其高足、汉朝经学集大成者郑玄，郑玄作《易注》。经学家荀爽也汉费氏《易》，作了《易传》。三国时传魏经学家王肃、玄学家王弼，王弼还作了注。费氏学大兴。南北朝时期，梁代、陈代正式把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今本《周易》与《费氏易》有很深的渊源。清朝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费氏易》一卷、《费氏易林》一卷、《周易分野》一卷。另《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系后人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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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祎：(公元？～253年)，字文伟，江夏鄳人(今湖南罗山西南部)。著名蜀汉政治家。

费祎与董允齐名。刘禅为太子时二人均为其舍人。刘禅嗣位后升迁为黄门侍郎，颇受诸葛亮器重。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准备伐魏，临行上疏《出师表》。疏中说费祎等“志虑忠纯”，要求后主“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然后施行”。

诸葛亮逝世后，以费祎为后军师，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军来攻，费祎出兵御之，击退魏军，封成乡侯，领益州刺史。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奉旨开府，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被魏降人郭循刺死，谥敬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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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长房：(生卒年待考)，东汉人。

据《後汉书.方术传》载，长房学道於壶公，不成，持符而归。相传能治百病，鞭打百鬼，又善变幻捉妖，後丢失符，被鬼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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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冠卿：(生卒年待考)，字子军，唐朝青阳县人。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及第进士后，居长安待授官 职。惊悉母病危，不及告假，即星夜驰归。至家，见母己安葬，悲痛欲绝，遂于母墓旁结庐守孝三年。嗣后，隐居九华山少微峰下达十余年之久。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御史李仁修察费之孝行，敬其志德，上疏朝廷推荐，穆宗遂征召费冠卿入京任右拾遗。费接诏后叹曰：“得禄养亲耳，丧亲何以禄为？”婉辞不就，长期隐居九华山，终生绝迹仕途。时人以其“征诏不出”，尊为“费征君”，人称其居宅“费拾遗书堂”，又名“费征君旧居”。费冠卿品性高沽，擅长诗文，曾与姚合、张籍、马载、肖建、殷尧藩等名诗人交游甚密，互相唱和。隐居在九华山期间，写了不少咏吟九华山诗篇。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撰写的《九华山化城记》记述了新罗僧金乔觉的身世和卓锡九华山的经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费逝世后，葬于鸡母山下的拾宝岩，后世许多诗人、学者前往费居遗址和墓地访问、凭吊。晚唐诗人杜苟鹤在《经九华费征君墓》诗中赞道：“凡吊先生者，多伤荆棘间，不知三尺墓，高并九华山”。费著有诗一卷，收入《全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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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先：(生卒年待考)，四川成都人，善轨革。宋朝易学家。

相传为宋仁宗时费孝先创三是卦影。据记载：“自至和、嘉佑已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此术“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系之以诗，言人之休咎”，“又画人物、鸟兽，以寓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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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信：(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航海家、翻译家。

他信奉伊斯兰教，通晓阿拉伯语，追随郑和四次下西洋，担任通事教喻(翻译)。他每到一地，注意观察当地风貌，搜集资料，抓紧公务之余“伏几濡笔，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储采纳，题曰《星槎胜揽》”于明正统元年正月写序定稿。《星槎胜揽》由前集和后集两部分组成，记录了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包括郑和在非洲东岸的活动情况。现南洋群岛中除了有郑和群礁外，还有一个费信岛，就是为纪念他而被命名的。与马欢合著有《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两书。



费　密：(生卒年待考)，清朝道士、学者。字此度，新繁人。著名清朝学者、诗人。

工诗，王士祯见其“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句。遂与订交。著有《鹿峰》、《燕峰》等集。



费　骅：(公元1912～1984年)，字之骅，江苏松江人(今上海松江)。著名建筑工程学家。

毕业于交通大学。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土壤力学。抗战初期归国。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历任台湾公共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1953年任台湾行政院的工业委员会委员。1960年出任交通部次长。1969年出任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副主委等职。后在散步中被车伤致死。



费子贤：(生卒年待考)，明初人。

从朱元璋渡江，数有功。取武康、安吉，筑城御张士诚兵进攻。曾以三千人击退张氏八万之众，以功进指挥同知。取福建、攻元都、定西陲皆有功。官至大都督府佥事，世袭指挥使。



费茂公：(生卒年待考)，字谨与，长白山东巴海人。

在明崇祯和清顺治年间，随从清军攻山东、江南、取劳山、拔苏州。自入关以来，大小百余战，身受创伤无完肤，而锐气不少挫。官至盛京工部侍郎。



费　震：(生卒年待考)，鄱阳人(今江西鄱阳)。

明洪武初以贤良征为吉水知州。宽惠得民，升为汉中知府。岁遇灾荒，盗贼四起。费震发仓粟十余万斗贷民，到秋收时还仓，盗贼闻知，皆来归正。



费丹旭：(生卒年待考)，字子苕，号晓楼，别号环溪生等。乌程人(今浙江湖州)。清朝画家。

其叔祖、父亲均善画，自幼天资聪颖，能诗文书画，曾流寓江浙、上海等地，以画为生。擅仕女、人物，尤精肖像。多作群像，精于布置，人物形象逼真，生动传神，所绘仕女体态轻盈，婀娜多姿，笔墨松秀，格调淡雅。有《东轩吟诗图》、《姚燮纤绮图像》、《果园感旧图》等传世。著有《依旧草堂遗稿》等。



费彝民：(生卒年待考)，江苏苏州人。香港《大公报》社长。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毕业于北京法文高等学校。曾任校学生会主席。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进天津《大公报》工作，翌年“九一八”事变时，担任《大公报》驻沈阳通讯员，对日本侵占沈阳的经过作了及时报道。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春任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法文翻译。

抗日战争期间，为保管大公报馆的资财留沪，先后为“孤岛”时期抗日报纸《文汇报》、《译报》、《中美日报》撰写社评。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上海版《大公报》副经理兼社评委员，兼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广州岭南大学董事。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后任经理，1952～1988年任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费严

费景汉：(公元1923～1999年)，北京人。著名当代经济学家。

祖父起凤，祖母徐氏，世居北京。父费兴仁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11月生于北京，1908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学院，1912年获美国欧柏林学院学士，1914年获耶鲁大学社会科学硕士，1946年12月8日逝世于北京。母Elizabeth Tse～Vong Cornish，是Nicholas Edwar dornish与Ling～LingTai之女，曾于1912至1913年就读于欧柏林学院。费景汉之父母于1914年7月21日在美国芝加哥结婚，婚后返回北京。费兴仁先后担任立地毯公司经理、京汉铁路英文书记、满洲食粮公司经理，并于1922年起独立经商，创办古玩店京奇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在中日战争期间，移居天津。

费景汉于诸兄姊妹中排行第六，上有二兄，景云、景天，三姐，皎云、绮云、美云，下有一妹，裁云。诸兄姐妹皆受过中美两国高等教育。费景汉幼时家住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与育英中学只有咫尺之遥。小学和中学都是在育英上的。他自幼乳名“秃秃”，同学无论男女，无不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1940年费景汉考上燕京大学。次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虽被迫关门，然于1942年在四川成都复校。费景汉与三姐费美云乃于1943年春结伴到达成都，继续学业，于1945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因名列前茅而获得“司徒雷登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费景汉到上海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7年费景汉负笈美国，入华盛顿大学深造，于194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转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于195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终年二十九岁。费景汉甫获博士，即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讲师，同时在哈佛大学的经济研究计划担任研究员。1955至1962年费景汉任教于俄亥俄州的安狄欧克学院，其间曾于1958年冬季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于1960年1月至翌年8月间任教于巴基斯坦喀喇蚩经济发展研究所，在那里费景汉结识了后来与他长期合作的阮尼斯。1962～1965年费景汉转任耶鲁大学副教授，其后四年(公元1965～1969年)担任康乃尔大学卡尔·马可讲座教授。1969年以后费景汉任耶鲁大学教授，直至1993年退休，改任荣誉教授。由于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的贡献，费景汉于1972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此他常常与财经方面的院士向当局提出有关经济发展的建言。费景汉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75年7月～1977年1月在东吴大学与大学任教，并于1980年～1982年间继蒋硕杰之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984年应邀至美国乔治城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在1991年7月以后轮流讲学于东吴大学和大学。

费景汉自耶鲁大学退休后，决意返台定居，再一次继蒋硕杰之后，1993年10月起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1996年7月中，费景汉到日本的美国大使馆放弃美国国籍，17日从日本回国，18日下午台“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来电告诉他，李登辉已批下要聘请他担任有给职“国策顾问”。他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挑战，不幸竟于19日猝然逝世。

费景汉一生致力于经济学术的教学与研究。他在美国执教近四十年，作育英才无数。费景汉多次短期回国讲学，对于提拔后进不遗余力。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发表，晚年亦有以中文发表之文章，总计论著约有百余篇。这些著作兼及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大致涵盖了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等方面。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费景汉最早探讨的是有关投入产出的理论，前后于1955年和1956年在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于所得分配理论，他也早在1958年就有论文发表。在1960年，他又发表了一篇以线型图方法来分析信用制度的论文。

费景汉与阮尼斯的合作，最早见于1961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经济发展理论的论文，开启了以Fei～Ranis命名的理论模型，发表之后曾引起其他学者的热烈讨论。另一篇是探讨无限制的劳动供给与平衡成长的观念。后来，两人合著的《劳动剩余经济发展之理论与政策》一书于1964年出版。这本书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称为Fei～Ranis模型。此一理论的要旨在于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过剩与不再过剩之间的转折点，在此转折点前后，不同的技术条件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必需调整互相配合的政策。此一理论模型对于经济后进国家由农业转向工业发展的途径，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费景汉与包奥合作于196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外援与自助在筹措经济发展资金的意义。两人后来合著《开放性双元经济之转化》一书于1973年出版，此书提出理论模型来分析开放性经济由进口替代转化为出口扩张之特性，并以、菲律宾等地区的实证研究作为佐证。对于开放性双元经济的问题，费景汉与阮尼斯也有多篇合著的论文发表。

费景汉是一位具有深刻历史感的经济学家。他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兴趣或可溯至1964年他与阮尼斯合着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劳资比之理论与历史》。1969年，他又与阮尼斯合著一篇《经济发展之历史回顾》。据余英时先生的追忆，费景汉在1972年就曾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课程，曾约余先生去为研究生谈这一方面的问题。此外，他也曾参与由哈佛大学柏金斯教授所主持的近代中国经济历史回顾研讨会，发表有关传统中国市集的论文。他较积极展开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然是在1974年以后。那年，费景汉趁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之便，在于宗先先生推荐之下，两人开始合作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们的合作大都是趁费景汉回到时进行，发表的论文其实并不多，第一篇探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的人口动态(公元1977年发表)，第二篇分析清朝中国的土地税负担(公元1977年发表)，第三篇探讨清朝仓储制度的功能(公元1979年发表)，第四篇探讨中国传统家族的兴衰(公元1981年发表)，第五篇以三十年代广东土地调查资料来分析农业土地分配之结构(公元1985年发表)。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针对所探讨的问题提出一个合适的理论来加以分析；理论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史料的情况之后才提出，而不是先提出理论来套史料。1984年，费景汉应乔治城大学邀请前往讲学，他要求该校同时邀请刘翠溶前往访问，以便合开中国经济史的课程。那一年，他们准备了不少授课用的讲义，可惜后来没有机会进一步整理成书。费景汉治学的另一个范畴是中国大陆经济。1985年费景汉开始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大陆经济课程，对象主要是以大三、大四及研究生为主。

1991年6月费景汉应东吴大学经济研究所之邀，回国讲学，开授中国大陆经济。次年至大学经济系与张荣丰合作继续开授此一课程。1993～1995年费景汉在大学担任“蒋经国杰出学者讲座”教授，主要是领导“经济发展”及“中国大陆经济研究”相关之研究计划，同时继续在台大经济系开授这门课程。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中，费景汉致力于中国大陆经济之讲授，积稿盈箧，在他逝世后，将由张荣丰教授协助整理成书出版。这本《中国大陆经济讲义》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指令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兴起(公元1949～1970年)与没落(公元1970～1978年)的过程，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原理。最后，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质，以及作为建构中国大陆全盘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预备知识。第二部分从四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大陆自1979年以来的全盘经济改革理论。这四个角度依序是：市场机能的引进、所有制的改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重新定位、及法制化的建立以巩固经济改革措施。第一部分包含第一至十八讲，第二部分包含第十九至三十四讲，大部分以英文、小部分以中文写成讲义大纲，并绘图多幅以阐明经济运行理论。费景汉在说明经济运行的理论时，往往以状似人体循环系统的图来说明经济各部门间之关系，可以说是极具他个人的特色。在卷首有三大幅说明社会主义转型的图表，以时间轴配合社会主义经济演化过程中的各种特征与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来说明大陆经济的演化，将错综复杂的现象提纲挈领，以不同的色彩表示于图中，除了显示费景汉精微之思虑及强效之综合外，对于欲了解中国大陆经济演化之读者应是极有助益的。

此外，费景汉对于中国经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兴趣，他曾于1986为文讨论这个课题。又在1994年，提出他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未来的看法。他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教授从西方历史判断，促成现代化生活的来临，源自于文艺复兴以后六、七百年间，在演化过程中兴起的三种文化价值观念，也就是国家主义、平等主义、及入世主义。而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完全符合西方的“国家主义、平等主义、入世主义”的精神，这些价值符合现代化人类社会要求，所以在未来，不但足以统一中国并作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而且也可能成为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流。费景汉也曾为文论述中国之前途，他认为，为了达到精诚团结统一的目标，海峡两岸必须同意进行高度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交流，使两岸人民彼此有所了解，台海两岸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费景汉曾三次回到北京。据费景汉的同学胡世平在《燕大校友通讯》第二十三期中追忆，第一次是在1972年，是随一个经济代表团前往。那时十年浩劫尚未结束，费景汉到处去找他的亲朋好友，但那时他的熟人大多在干校，他只见到他大姐及六叔。那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第二次是在1986年6月，在此前，费景汉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在香港开会时相遇。随后受邀到北京讲学。当时与中国人民银行一起接待他们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费景汉也曾到清华、北大、中国人民银行等处作报告、开座谈会。他与同行的三位教授一起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次费景汉返京时间较长，也有机会与他近半世纪未见面的新朋旧友多次相聚。第三次是在1989年1月，这次费景汉接受耶鲁大学董事长万斯委托，为耶鲁联系设立一个三千万美元的基金为中国培养人才。当时任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的陈一谘约了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吴树青等人协商，但后来由于动乱而搁浅。这次费景汉应邀作学术报告，来去匆匆，仅与老同学们欢聚一次。费景汉于就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后，亟思改革以提升该院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该院有编，制完善的大陆所，他更希望大陆所能够成为国际间知名的大陆经济研究重镇。由于他锐意改革，在院里引起一阵风波，幸而不久即告平息。无论他是否因此觉得身心俱疲，费景汉在世的最后几年，却仍然孜孜于讲学与研究。

在教学研究之外，费景汉业余的嗜好是票戏、下围棋与弹钢琴。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费景汉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费景汉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时，结识了同事盛冬嘉女士，并于1947年在去美国之前结婚。二年后(公元1949年)盛夫人由上海到美国与他团聚。两人在美国的生活，最初并不富裕，但有了妻子料理家务，费景汉可腾出更多时间读书。费景汉与盛氏育子三，长星成、次波成、三汉成，皆攻计算机，学有专才。可惜这个婚姻并不美满，两人于1980年离异。两年后，费景汉在陆润康夫人林德莹女士的介绍下，与寓居华盛顿的张立和女士结婚。夫人温婉贤淑，照料先生起居，无微不至，让费景汉晚年过了十年的幸福家庭生活。张立和女士在费景汉逝世周年时，将其遗作《中国大陆经济讲义》整理付梓。



费孝通：(公元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生于南通)。著名现代教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不久，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1938～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6年11月访问英国。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多项职务。

费孝通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时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从英国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他与其他学者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二一”惨案后，他与云南大学的教授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由于生命受到威胁，他被迫离开云南。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诚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费孝通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49年初，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和教育，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同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费孝通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虽历经坎坷仍矢志不移。无论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都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信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诚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他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曾多次表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事业，才使他为人民作贡献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发表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为推动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努力促进两岸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了解、交流，与港台知名学者共同倡导举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费孝通是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他1942年加入民盟，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87年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他在总结自己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和新中国成立的经验时，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他主持民盟中央工作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作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他高度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七下甘肃定西，三十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二十二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提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他善于发挥民盟在智力上的优势，领导民盟探索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他勇于探索、积极开拓的精神，深入实际、认真实践的作风，以及不凡的学识与智慧、气度与魄力，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民盟的成员。他为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费孝通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我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他1930年即投身社会学研究，后考入清华大学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攻读人类学。1935年，他与新婚妻子在蜜月中同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历经艰险，调查途中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在寻人救援途中不幸溺水身亡。获救后，他在疗伤期间根据瑶山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留学英国期间，在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继续学习社会人类学，完成并出版了英文专著Peasant’s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回国后，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积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发表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对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培养了一批社会学者。1942～1943年访美期间，整理和出版了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1979年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其间，他出访美国、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大力培养国内社会学师资，组织编写教材，筹建专业教育和研究机构，并重新开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1985年他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7年他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入手。他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注重把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三访江村》等多篇著名文章。1992年他汇集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该著作1994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社会学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荣誉奖。他通过实地调研和思考，不断提出事关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思想与理论，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

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80年他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1999～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十六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4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他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卓有成效地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巨大应用价值。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为人们所钦佩和敬重。费孝通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

费孝通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五岁，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费云标：(公元1936～今)，浙江海宁人。著名遗传科学家。

费云标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生物学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为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现已入编《世界名人录》第六卷。



费　骅：(公元1912～1984年)，字之骅，上海松江人。

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抗日战争初自美返国，投身国民党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于浙、闽两省任公路工程师与交通部川康路公局副局长。

费骅1945年去台湾，任公共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主持战后台湾省公路及河川堤防修复。1948年调任台湾铁路管理局局长，负责接受美援修复与重建铁路交通。

1953年出任“行政院”“经安会”工业委员会委员，协助研拟四年经建计划，初始涉足财经系统。1958年“经安会”裁销，工业委员会并入“美援会”，出任第二处处长。1960年升“交通部”次长，1969年调任“经合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1973年出任“行政院”秘书长，1976年任“财政部长”，遂为财经系统著名骨干人物，参与高层财经决策，研拟各期经建计划，为经济迅速发展颇多建树。1978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及“经建会”委员，国民党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4年在散步时被车伤致死，终年七十二岁。

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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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

家族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