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海瑞与反腐倡廉

ahui106

中纪委的海瑞，２００３

《大明王朝·１５６６》有着浓郁的官方色彩。２００３年，海瑞故乡海南省琼山市撤市设区，并入省会海口市。当时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到海南考察工作期间，突然决定去海瑞故居参观。

“在那里，吴官正呆了一个上午，在与海南当地领导谈话中提到：现在我们仍然需要突出海瑞精神；党的高级干部到海南来，应该看看海瑞墓。第三句话问，海南为什么不宣传海瑞呢？”刘和平转述的，是当时在场的海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蔡长松的回忆。

之后不久，蔡长松找到了湖南同乡刘和平，请他来写一部关于海瑞的电视剧。蔡长松在海南工作多年，他把请刘和平拍海瑞视为自己在任的最后一件工作。刘和平答应了。

从海南回到北京，刘和平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剧本。“海南纪委部门要我塑造海瑞的目的是，‘为正气立传，为廉政突围’，他们反复跟我强调这点，而且题材刚开始立项时，他们就向中纪委作了汇报。”很快，中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也成为了这部电视剧的策划机构。

“我后来才知道，除了专门处理贪污腐败案，中纪委监察部还担负着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刘和平说。

有了中纪委方面的支持，作为重大历史题材的《大明王朝·１５６６》的选题立项变得异常简单。接下来的问题是找资金。在海南省方面没有投入资金的情况下，凭着上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影响和市场回报，刘和平很快找到了投资方。

２００５年３月，刘和平写完了剧本，很快通过了广电总局重大历史题材小组的审查。他自己当制片人，请来了曾经和他合作过《雍正王朝》的张黎出任导演，并组建了拍摄班子。２００６年３月，电视剧开拍，７月份，两个摄制组完成了外景拍摄，转入后期制作。１１月份，剪辑完成的电视剧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

“可以说，《大明王朝》的通过速度之快，是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中前所未有的。广电总局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办的领导和专家每天以１４集的速度审查，每天十几个小时，用３天半时间看完了４６集，他们对这个电视剧非常满意，一点大的修改意见都没有。”这个速度让刘和平感到吃惊。

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日，《大明王朝》在湖南卫视首播，他们后来给这部电视剧加了一个副标题：“海瑞与嘉靖”。导演张黎认为，这使得主题更加鲜明。

《大明王朝》让中纪委也很满意。“《大明王朝·１５６６》在表现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廉吏时，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体现了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为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供了集政治性、思想性、借鉴性于一体的可视教材。”中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主任王萍说。

在全国各地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上，《大明王朝》成了代表、委员们会前会后谈论的话题。尤以上海的反应格外引人注意，据《解放日报》专文报道，在上海两会期间，有数位代表不止一次谈到《大明王朝》和海瑞精神。目前，中纪委已经发出通知，把《大明王朝》作为廉政文化建设题材在全国纪检系统内部加以推介。

刘和平的海瑞，２００７

《大明王朝》一开始的“改稻为桑”就抓住了观众的眼睛：严嵩等官员为谋私利，出台政策逼着老百姓改稻为桑，百姓不从，于是官员放水淹田，无粮可收的老百姓为了活下来只能出卖赖以谋生的田地，“改稻为桑”因此得以施行，官员、奸商借此获取巨额财富，国库得以充实，官员得以升迁，却苦了百姓。

一位网友发帖这样感叹，“在当今的城市改造建设过程中，开发商和官员搞的城市拆迁房产开发与明朝的改稻为桑是多么的惊人相似！”

和中纪委主要强调海瑞反贪清廉精神不同，刘和平在写剧本时，曾和蔡长松反复沟通自己的创作基点：如果只是为海瑞立传，倡导廉政文化，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不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演变进行解读，这个电视剧不会有深度。

他答应写海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对明朝有着浓厚的兴趣，“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政治理念，最能揭示中国历史的真实本质。海瑞对付腐败的方式都是‘自杀式袭击’，他向当时腐败的朝廷和官场全面宣战，甚至直接挑战皇上，这样一个与包拯、狄仁杰等不同的清官，最后却能善终，这让我着迷，这是我写戏的出发点。”

在刘和平看来，明朝与生俱来就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反智，一个是仇富。每一代皇帝都跟文官集团对着干，但在政治上他们又得依靠文官集团管理国家，削弱武将的权力；再以宦官集团对付文官集团，保持对国家的控制。朱元璋以贪腐为名杀了许多开国功臣，却允许皇室宗亲攫取财富，而且与整个官僚阶层争利。因为出身赤贫，他给各级官员所定的工资之低，几乎不够生活所需，这是明朝官场出现集体性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明朝的专制理念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孔孟儒学到宋明理学，最后把人的思想禁锢到标准化、量化的程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传统文化里最可怕的道德伦理多出现在那一时期。然而人性却总是试图冲破思想的禁锢，就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下，出现了《金瓶梅》、《玉蒲团》等前所未有的色情小说，还有那些行房时用的淫具、春药、春宫图等等。

“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到了明朝进入了两极分化的高峰期。”刘和平在《大明王朝》里就想表现这个时期从皇帝、官员到文化人、普通百姓的人格分裂和精神矛盾。“从这个口子一进去，以海瑞为视角展开叙述，最能揭示中国封建时代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精神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尤其是嘉靖的最后这几年。”

这个角度也正是导演张黎佩服刘和平的原因。“《大明王朝》里写的是海瑞，讴歌、推崇道德，但他也描写了道德的失败，发现了道德的无力。制度改革才是根本大计。了解了明朝，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就上了一个台阶。”

因此，在进行二度创作时，张黎在权力运作过程上用了非常细腻的表现手法。他认为，电视剧同样可以表达思想，可以使观众知道权力的秘密，使观众对权力更具有分析和批评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启发民智的过程。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前两天，刘和平曾和看过电视剧的中纪委的领导一起聊天。“他们看后也认为，《大明王朝》已不只是一个倡导廉政文化的电视剧，它包含的历史思考似乎更多。我觉得，现在的领导对本民族历史的思考也多了起来。陈良宇不是刚被抓了吗？清除贪污腐败的同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始。”

丁荫楠的海瑞，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年，曾有一部１８集的电视剧《海瑞》在中央电视台８套春节档播出，但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那部电视剧的制作班底同样强大：策划人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总监制是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出品人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著名历史题材作家王培公担任编剧，以人物传记题材为强项的丁荫楠出任导演，余秋雨出任文学顾问，人艺著名演员杨立新出演海瑞。

和《大明王朝》一样，那版《海瑞》也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策划人陈汉元回忆，那一版《海瑞》是反腐剧《苍天在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大获成功的前提下提上议程的：“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逐步完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老百姓对反腐倡廉的关注和期盼，更牵动了我的创作思绪。”

那一版《海瑞》几乎就是以《万历十五年》为蓝本，由编剧王培公二度创作的产物。陈汉元在香港无意中看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给了他创作灵感和激情。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这样评价海瑞：“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了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在当时却至为微薄。”王培公在剧中想表现和探求的是：“海瑞的悲剧不应该在今日的中国重演，虽然他人格伟大，品质也高尚，但不同的时代应当有不同的楷模和英雄。今天我们歌颂他，并不等于去提倡什么‘海瑞精神’，而是让他成为悬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我们应该从海瑞身上学到什么？悟到什么？”

和王培公的观点不同，到了刘和平的《大明王朝》，海瑞的反贪反腐的精神被大大加强了。“我在给演员谈海瑞角色理解时，说了三句话：海瑞是当时封建腐败官场的一个恐怖分子，他走到哪儿，哪儿官场恐怖；海瑞采用的行为方式是自杀式袭击，跟你拼命；海瑞一生全面宣战，临死时一看，原来是跟一架巨大的风车作战，丝毫未能改变封建专制统治。但不管他胜利还是失败，至少还有一个海瑞精神在吧？争一分是一分，如果大家都不争了，这个民族就完蛋了。”

１８集《海瑞》１９９９年底拍完，这部精心制作完成的电视剧准备按照原计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但未能如愿。“《海瑞》是继《雍正王朝》之后我们台又一部重点推出的历史剧力作，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播出契机，后来才在２００１年春节期间由８套播。”当时的央视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在发布会上说。

导演丁荫楠并不知道这些。“我没想那么多，之前我拍的电视剧都是在１套播的，当时制片人刘信义对我说在１套播，但最后却改在了８套，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作为导演，我努力拍完电视剧，就不管它怎么播了。”

但在春节欢天喜地的氛围里，这部《海瑞》播出后反响平平，并未达到制作方和播出方的预期，与《大明王朝·１５６６》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相差太远。

“哪一部电视剧能够像《大明王朝》这样获得高层的支持，从选题到审查、播出，一路绿灯的？《大明王朝》选择了在中央刚刚反腐查处了陈良宇、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表示要严打贪污腐败、十七大马上要召开的这个时间段播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剧都占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制片人感叹说。

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正是刘和平在意的。《大明王朝》原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因为央视审批时间长，又定不了播出时间，而被湖南广电局局长魏文彬看中，高价买下了５年独家播映权。

“剪出来的电视剧下午３点半通过重大题材办公室的审查，４点钟魏局长就打电话给我要求独家播出，他感慨说《雍正王朝》是一部官场教科书，《大明王朝》是一部人生教科书，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在教育后代，应该怎么做人、做事，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我们不应该丢掉。他看哭了几次，说应该让所有领导干部都看这部戏。”刘和平回忆。

虽然一轮播出时《大明王朝》的收视率不高，但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表示，将会在春节期间安排重播。

最有趣的是，刘和平上一部戏《雍正王朝》在央视刘和平上一部戏《雍正王朝》在央视１套播出时，湖南卫视放的是琼瑶的《还珠格格》。

ahui106

海瑞在1966

《南方周末》记者 张 英


１９４９年以前，马连良在传统戏《五彩舆》里演过海瑞。１９５８年，他亲自重排了这出戏，更名为《大红袍》，讲的是时任淳安知县的海瑞给严嵩拜寿，忤逆严世藩，被贬降职的故事。在传统京剧里，关于海瑞的戏只有这一出，马连良一直很遗憾。

１９５９年４月２日至５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那次会议上，许多代表谈到“大跃进”过程中工农业指标过高，可是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讲话。

几天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上海约见了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上海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见面时，周扬建议周信芳编演一出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

另外一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从上海回到北京，请吴晗来到自己家里，向他介绍了会议情况，传达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不久，吴晗写的《海瑞骂皇帝》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６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上。９月２１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

周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上海方面的支持。上海京剧院成立创作组，多位专家参加讨论，以周扬送给周信芳的《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和其他海瑞史料为依据，采用传说和传统戏曲剧目中现成的形象，由许思言执笔撰写剧本。

不到一个月，剧本提纲搞了３个。第一个在传统海瑞戏的基础上加工，所受局限较大；第二个写海瑞受恩于徐阶，大公无私对徐之子的不法行为绳之以法；第三个按照领导指示，以海瑞上本“直言天下第一事”为中心事件，描写海瑞冒死直言诤谏，突出他的“五不怕”精神。

最后，许思言根据第三个提纲写出了初稿。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等人在初稿基础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把海瑞的形象塑造得更突出一些，海瑞的忠心与皇帝的昏庸可表现得更尖锐一些。后来，周信芳与许思言对初稿进行了推敲修改。

同年８月，《海瑞上疏》剧本二稿在青岛完成，并投入排演。上海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周信芳出任导演并扮演主角海瑞，金素雯饰演海夫人，李桐森饰演嘉靖皇帝，纪玉良、童祥苓等著名演员担任其他角色。

经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意，《海瑞上疏》为上海市庆祝建国１０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１９５９年９月３０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在天蟾舞台首演。年逾花甲的周信芳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剧本便在《上海戏剧》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人观看了演出，都给予了肯定。上海与北京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与演出。

在这一年冬天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看了吴晗文章的马连良遇到了吴晗，两人谈起海瑞。马连良约吴晗写一个关于海瑞的新京剧，吴晗答应试试看，并很快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送给了马连良。

这出戏主要写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并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职。海瑞在交印之前毅然处死徐瑛，为民除害。

马连良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次年夏天投入彩排。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李毓芳饰海夫人，周和桐饰戴凤翔，郭元祥饰徐瑛。在公演前，吴晗根据彩排时专家、学者的意见，二度修改剧本时，把一稿原来海瑞被罢官后百姓为他饯行的结尾改成了罢官作为戏的结尾，剧名也因此改成《海瑞罢官》。

１９６０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戏中的海瑞已经５４岁，官至应天巡抚，年岁相仿的马连良在表演中突出他的稳练沉着，又加进了从容不迫、豪迈果敢的特征，注意刻画海瑞复杂的思想活动。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

虽然《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诞生的，但因为周信芳、马连良在表演艺术最成熟时期的出演，这两个海瑞形象成为当时京剧舞台上最具光彩的形象。

因为政治风云变幻，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认为《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由此，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升温，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也不能幸免。１９６６年２月、５月，《解放日报》上先后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文章，公开批评周扬、周信芳，说“《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说戏中海瑞抬了棺材上台是对无产阶级的诅咒和示威，《海瑞上疏》就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

“文革”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等人被打成黑帮、反革命投进监狱，含冤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信芳与马连良分别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被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上，但周信芳与马连良已经不在了。 (南方周末)

ahui106

本报记者张英

“在思想深度、历史厚度和文学性上，《大明王朝·1566》超过了《雍正王朝》。”刘和平这样比较自己写的两部电视剧。

写《大明王朝》剧本时，刘和平的工作间里有个香案，左边是嘉靖皇帝，右边是海瑞，两幅头像挂在那里。刘和平每天创作之前，先洗手，再燃蜡烛、三炷香、三跪九叩，然后进行创作。

刘和平写作完全靠口述，助手以电脑记录，他需要“思(考)”，更需要“想(象)”：“我眼睛一闭，口述的时候，每个人物都自己出现了。这样的写作状态其实是感同身受。”

他说：“几十年创作让我悟出来，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心的真实是终极的真实。一些懂得历史的观众，开始看纷纷质疑，纷纷责难。说这个不符合史实，那个不符合史实，看到后来慢慢接受，接受了什么，就接受了心的真实。”

在广电总局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小组的审片会上，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大明王朝·1566》把历史剧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刘和平本人，最喜欢的是历史学家冯尔康老先生的评价：“厚道”。因为“厚道”意味着“理解我笔下的每一个人和他们所处的人生困境”。

1月30日，《大明王朝·1566》在湖南卫视上演了最后一幕：因为海瑞上书而把海瑞关进大牢的嘉靖皇帝去世，裕王朱载继位，在狱中闻讯的海瑞大哭，昏倒在地。但刘和平透露，戏还没有完，这46集只是他写的《大明王朝》上部，下部《大明王朝·1567》才是高潮。

海瑞精神超越了任何体制

记者：以往的历史剧会尽量把着眼点放到盛世，比如唐朝、清朝，而且是它的开国、立国、灭亡时期，有矛盾有冲突，戏剧性、传奇性强，但《大明王朝》却把立足点放到了明朝，而且是嘉靖这个疲弱的年代。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刘和平：明朝在意识形态方面，专制理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由于经济发达，人性解放的呼声也十分高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到了明朝进入了两极分化的高峰期。那个时候的人十分矛盾，而且精神人格分裂。尤其是嘉靖的最后这几年。比如在这部戏里，我原来打算把徐文长写进去，那么狂狷的一个大文人，他在胡宗宪的幕府里当幕僚，他本来就神经质，最后精神分裂把老婆也杀了，真正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精神禁锢造成的。

这个时期最能揭示中国封建时代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精神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

记者：这个电视剧为什么定名为《大明王朝·1566》？

刘和平：156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

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载继位，几十年来皇室跟文官集团争斗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升官。因此明朝十七帝中我印象最好的是隆庆。

记者：海瑞并没有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您如何看待被艺术反复放大的海瑞形象？

刘和平：我的作品没有完成，目前播出的只是上半部，下部我一直要写到万历十五年，一直到海瑞死。有一句名言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换一种说法：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康德有一句名言：“人类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精神。”

海瑞这个人严行国家之法，言必大明律例，恪守儒家道统，约束自己，也要求别人遵行。我们不能以海瑞一生干了什么事来衡量他的价值，关键是在那么腐败的社会里，突然有一个清廉正直大公无私的人出现了，他把自己作为人的需求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方，一辈子坚守原则，在腐败面前从不让步，一辈子都在向封建腐败势力宣战。

海瑞的反腐败一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晚年最后一次出山，已经72岁，重病缠身。7次辞官，但皇帝就是不让他退休回家，还专门给他刻了一方印，叫做“掌风化之官”。皇帝都清醒地知道，哪怕海瑞不开口说话，他躺在那儿就行，因为他是清廉的象征。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如果今人对这种精神不屑一顾，都在鄙视它，质疑它，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完了。

记者：海瑞反腐最后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制度问题。他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精神勇气可嘉，仅此而已吗？

刘和平：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健全法治与民主体制，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实际上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民族文化的再造和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这至少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需要民族自下而上的自我觉醒。

记者：当海瑞被删繁就简地重塑为一个反腐符号，他身上浓重的道德色彩又会给来者指引怎样的方向呢？怎么看待他身上的愚、忠？

刘和平：每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海瑞的身上无疑带有浓厚的孔孟儒学的道德色彩，包括人们认为他的“愚”、“忠”。在今天看，去掉海瑞当时所生存的那个历史背景，他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辉，譬如正气、正义、廉洁、自律。这些都已经超越了任何体制的范畴，成为了人类永恒不灭的精神。精神是不死的。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结尾是嘉靖去世，隆庆继位，海瑞出狱，你说过下部将以写到1587年“隆万大改革”过程，有人担心下部会不会落入为新圣主唱赞歌的旧思维中，还是将“帝国的惆怅”一挖到底？

刘和平：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以农业为基础的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手工业经济发达下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新圣主，更无所谓唱赞歌。我也不会落入“帝国的惆怅”的旧套路中去，该弘扬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我没有给人物翻案

记者：在所有的电视剧里，所有的史书里面，皇帝的个性被有意无意抽离掉了，面目呆板，一点也不生动，看上去都差不多。电视剧里嘉靖的驭人之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你是怎么找到嘉靖这个人的个性和特点的？

刘和平：你这个问题特别到位，我始终都是用人生之眼、用文学之眼去看历史人物，这时候文学和史学就分开了，文学的优势就出来了。很多历史剧是编年体的大事纪，受史书影响较大。而这次我想用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再现历史真实。我不去说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什么，而是尽力去说它和他们不是什么。国事往家里写，大事往小里写，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

嘉靖是一个不上朝、龙袍都不穿的皇帝，这是一个不想作为“历史最大的奴隶”的皇帝，他想得自在，想得自由，但他又推卸不掉祖宗和江山社稷交给他的责任。嘉靖靠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这个人物你用文学之眼锁定他之后，他绝对就不会是固有模式里那种皇帝形象。

记者：电视剧中，严嵩这个人物也有新的解读，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嘉靖背黑锅，这和很多艺术作品里的形象完全相反。

刘和平：我写的严嵩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只不过这一回我用形象说了出来。电视剧里有一段，嘉靖把严嵩叫去痛斥一顿，大雨倾盆，在雨地上严嵩把严世蕃的伞扔掉了，告诉他：“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个人能够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不是你。皇上呼唤的风雨我遮挡了20年。”

不要忘记“大议礼之争”，不要忘记朱明王朝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都说严嵩能一手遮天，他遮谁？不是他劝嘉靖到西苑去的，而是嘉靖自己躲到西苑去的；不是严嵩劝他去炼道修玄的，是嘉靖自己去炼道修玄的，为什么不看到这些东西呢？何况严嵩执政，还有一个强力牵制内阁的机构在，所有的公文，没有司礼监里面的那个批红都是废纸一张，严嵩怎么一手遮天？遮不了的。所以说真正暗操独制的是嘉靖，严嵩也不是什么大奸臣，历史本来的面目是这样的。

你想，严嵩再坏，因为嘉靖的一句话就倒了，因为他另一句话儿子就被杀了，家也被抄了，而且多数归于皇室。

记者：你的电视剧老是在翻案，为什么？

刘和平：其实有一种呼唤，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不是说我自己狂妄和冒昧，我想在这两句话后面再加上一句，“清醒之认知”。今天的社会已经给你提供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么一个环境了。但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这两个东西，是清醒之认知。尤其是我们这些人，你既要清醒地认知当下，也要回过头清醒地认知历史，历史是有很多偏见的。不能说我总在翻案，只能说我在不断地试图探索历史背后的真实。很多人看我的作品总觉得有很强烈的现实观照，我说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我绝对没有影射，你看我写的作品，哪一件事、那一句话不是明朝人做出来的？说出来的？或者是能做出来的？能说出来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我们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是吧？每一代人他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远近而已。

记者：《大明王朝》吸收了哪些史学界的成果？

刘和平：我的文学创作背后有许多支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支撑。譬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等明史专家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明朝制度和明朝文化的学术成果。还有我的老师如刘泽华先生和冯尔康先生，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明清史，他们在我写《大明王朝》时都直接给予了我很多指导。正是有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在前，才有了《大明王朝》的文学成果在后。因此再大的艺术虚构我都有底气。这就像练武术的人，有了内功，十八般兵器使来都能得心应手。我不怕别人说我的作品不符合史实的原因也就在此。

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

记者：为什么说《大明王朝》超过了《雍正王朝》？

刘和平：在写《雍正王朝》时，我对帝王的认识还停留在托尔斯泰那个哲学命题上：“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但当我再来认识嘉靖皇帝的时候，我发现“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了。改编《雍正王朝》时我必然要受到小说的制约，而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我已经能够做到“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语)。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进入这么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也没有什么提纲，写完第一集，自己不知道第二集是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我原来是想从现在的第一集写到万历十五年海瑞去世，但突然发现，写到嘉靖时，就已经接近50集了。这样《大明王朝》就只能分为两部了。下部中海瑞最大的敌人是张居正。张居正要推行新政，要发展商业经济、增强国力，但为此丧失很多精神和伦理道德，海瑞一方面也想推行新政，一方面却坚持道德原则毫不退让，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没有谁对谁错。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山顶上，一个人站在山脚下，在各人的眼中，对方同样渺小。

记者：如果这个电视剧没有中纪委的推动，你还会写吗？

刘和平：我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是一句话，作为观众，你自觉地先忘记这个背景，再来看这个作品，它是不是能感动你，让你起共鸣？如果是的话，没有人倡导它也会出来，可能不是现在出来，会晚个一年半载出来。

中纪委认为除了鲜明的反贪污腐败，这个电视剧还讲了我们这个民族许多做事的准则和做人的道理，他们认为应该让各级党委政府官员看看这个电视剧，应该怎么样去做官，应该怎么去行使手里的公权力。

记者：为什么你总提“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

刘和平：现在可以称之为图像文化时代。受众最多的艺术就是电视剧，其次是电影。至于舞台剧、音乐、文学等那些艺术都被边缘化了。其实，商品经济时代，各个方面也都需要文学，而文学自己就是不进去。

今天我们的影视艺术最缺的就是文学，凡是用成功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它的票房和收视率往往很高。

中国和其他国家还不同，电视剧取代了中国几百年来的戏剧，成为大众需求最大的艺术形式，它正在慢慢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电视艺术要主动地与文学联姻，文学也要自觉地进入电视剧领域，不要自作清高，将其视为快餐文化。《大明王朝·1566》也算一次文学和影视艺术联姻的尝试吧。

ahui106

口述易中天 采访整理记者张英

海瑞这个人在明清两代官场是一个异数，是个一清见底的官。当时所有官员都要收红包才能维持生活，他是惟一不收红包的人。

明代是官员俸禄最低的时期。按照吴思《潜规则》里的换算，明代一个县太爷的月薪，只有1130元人民币。这点钱，要赡养父母，供养妻儿，周济亲友，置办产业，还要养几个办事人。另外，当时官员朝觐、调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费的，得自己想办法。何况还有请长官门房代为通报的“门敬”，送给长官跟班的“跟敬”，走马上任之前酬谢京官、打发亲朋的“别敬”等等。

支出如此之大，不盘剥百姓，钱从何来？只要在收税收粮时，稍微多收那么一点点就行了，甚至只要对下属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不用你亲自动手，一切都会有人帮你打理好，不用担心受到指责和处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对这样的现状，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点俸禄连养家糊口都难，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一下百姓，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中国历代王朝，反腐败反不下去，根本原因是不想反。对贪腐现象，历代王朝帝王大都希望官员不要搞得太过分，连康熙都睁只眼闭只眼。到了雍正，开始反腐，搞高薪养廉，但是社会风气已经坏了，人家拿的灰色收入比你发的薪水(养廉银)高得多，结果这个办法也搞不下去了。到了乾隆，又回到了以前的老样子。

海瑞不肯收红包，日子自然不好过。他在衙门里种萝卜白菜，日子过得很艰苦。他给母亲祝寿，买了两斤肉，还成了新闻。他手下的官员写公文需要用纸，领了10张纸，如果只用了5张纸，就必须还5张回来。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对他却又敬又怕。

海瑞可以几个月不吃肉，穿母亲做的衣服，和农民一样亲手劳动，别人怎么可能呢？对于海瑞，他们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听到要和海瑞共事，就更是头皮发麻。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公布，应天十府官员便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

海瑞还是个工作狂，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分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

海瑞善良、正直、刚毅、果敢，勇于负责，不怕困难，宁折不弯，决不妥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他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像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行为开火。而且六亲不认，不管是朋友还是恩人，只要是贪官就绝对打击。这样的人在官场上自然四处碰壁。

海瑞这个人，与罢官有缘。踏入仕途33年，一半光阴属于罢官状态。奇怪是罢一次升一次，官反倒越做越大。海瑞的官职最后非常高，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但只是个闲职。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摆设，被供起来了。他办过好多案子，做了很实在的事情，但是他无力扭转乾坤。

万历皇帝对他有个批示很有意思，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意思就是说，用他做实际工作是不合适的，用来做道德表率还是很合适的。海瑞看到皇帝的朱批很伤心，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他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7钱银子，他都要算清楚了退回去。严嵩倒台抄家时，光白银就有200万两；海瑞死时，身边只有银子8两旧衣数件而已。留下的积蓄不够办丧事的，棺材钱都是同僚们捐助的。

如果按照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所以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100多里。在海瑞的时代，真心拥护他的只有贫苦的农民和百姓吧！但他们的拥护又顶什么用呢！

在腐败横行之时，人们就会想起海瑞。海瑞每隔几十年都会重新热一次。中国人有圣人情结，因为精神需要寄托，人性要凝聚，总要有一个载体。海瑞是一个道德高度自律的人，是清正廉洁的象征，海瑞崇拜是圣人崇拜的产物。

海瑞在历史上的功用，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他能够在以后不同的时代，被人反复提及，影响当然大。但是在他的时代，他当时起到什么样的历史作用，扭转什么局面，纠正什么风气，制定什么政策，进而影响这个国家的前进道路，那倒没有。

海瑞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这并非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即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