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代汉族的形成过程
1.金元清的汉化
金建国初期女真族有60万人口，后来入主中原的女真人有40万人，而1207-1223年全国人口1.254亿，其中金国治下的汉族人口有4200万，金国治下的华北女真族100万，金国治下的东北女真族100万。 女真人不事耕作，金政府为了女真人的生计不断掠夺汉人的土地送予女真人，使有金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金灭亡后，汉族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很难想象当时对女真恨之入骨的汉族杀之惟恐不及，居然会跟女真通婚！ 蒙古帝国时期，北亚人种蒙古族人口不到150万，散布于亚欧大陆，而进入中原地区不会超过50万。1351年元朝的南方人口5800万，北方汉族人口有3830万，蒙古族色目族100万，北方汉族对蒙古族完全是压倒优势。元亡后，朱元璋对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云南的蒙古人吓的改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几百年来不敢说自己是蒙古人。说南北朝时有民族的融合倒还说的过去，因为虽然在民族仇杀中羯、匈奴、氐、羌整个民族在中国被杀绝了，但是鲜卑族的的确确融进了汉族。但是在宋元时代，胡汉矛盾比抗日时期的中日矛盾要尖锐十倍，纯粹是民族间的一场血腥大屠杀，根本没有民族融合的条件。虽然胡人在战争初期取得主动，但是由于胡人意志的退化，胡汉人口对比的悬殊，胡人政权最终灭亡，并且在灭亡后遭到了汉民族报复性的血腥大屠杀，留在中国本土的胡人基本上被杀。 满族是金政权进入中原后留在东北故土的女真人的后代，到了本世纪，基本上汉化，但在户口上仍不被承认为汉族，满人的血液没有融进汉族。 另外，元朝进入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的后代今天在户口本上分别属于蒙古族和回族，虽然他们都汉化了，但因为血缘不纯问题仍不属于汉族。 相对人口总数庞大的汉民族，在汉朝以后，异族混入了今天汉族的成分要远远多于汉族混入异族的成分。
2.明初大移民
入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瘟疫(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河南土著人口是189.1万人，河北土著人口是189.3万人，而山西土著人口却达403.045万口。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据曹树基研究，河北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永平府(治所今卢龙)的土著只占38.55%，河间府的土著占48.6%，广平府(治所今永年县)和大名府土著占48%。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河南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彰德府的土著占71.8%，卫辉府、怀庆府、开封府的土著占50%，河南府的土著占79.1%，南阳府的土著占44.6%，汝宁府(治所今汝南县,汝宁府比现在驻马店的管辖范围大)的土著占 76%。 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山东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东昌府土著(今聊城)占18.5%，兖州西部土著占30.8%，兖州东部土著占85.8%，济南府的土著占67.5%(移民以山西、河北为主)，青州南部土著占69.4%(移民以山西、江苏为主)，青州北部土著占 74.4%(移民以河北为主)，莱州府土著占84%，登州府土著占71.2%。北京城1368年有80万，徐达进北京时只剩下1.2万人，于是朱元璋将移民迁入北京，据曹树基研究，移民后北平府土著比例只占9.8%。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又把华北推向战火之中。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从南京移民北京87.5万人，从山西移民顺天府39.5万人。我们这里重点谈一下山西人，因为山西南部人是华北平原大部分汉人的祖先。山西南部自古与洛阳一起并列为华夏族的核心。汉末，南匈奴被曹操分成五部，左部居今汾阳，右部居今祁县东南，南部居今隰县，北部居今忻州，中部居今文水。西晋时，塞外匈奴大量内迁，总数在30万以上。羯族随匈奴迁入山西，集中于上党的武乡(今榆社北)，被称为“匈奴别部”。鲜卑族集中于代县、大同。这些内迁胡人都不在山西南部的中原文化区。五胡乱华时期，匈奴刘渊建都于平阳，亡国后山西的匈奴人被残杀、逃亡、被强迁往他乡，没有人留在山西。北魏时期，大量高车、库莫奚人迁入大同。但是迁入大同的人后来基本上都迁入了洛阳(108万 汉胡混合人)。元朝时期，从黄河以南迁入大量移民到山西。大量蒙古人迁移到大同和朔州。由此可见，明初大移民中的山西南部人，他们是纯正的华夏贵胄 ，非胡汉杂种。
九、南方汉族的形成过程
1.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安徽省黄池-方村-峨桥-钟仓北-铜陵县西南-铜陵市东-大通-马牙桥-高坦-牌楼-瓦垅-长江-莲洲-石牌-二桥-怀宁东-金拱-唐湾-主簿-鹞落坪-湖北安徽省界-黄湖官湖龙感湖南岸-望江县南-华阳-香口-马垱-彭泽-湖口-九江市东-九江县-范家铺-湖北江西省界-武穴南岸-长江-黄石-大冶北-梁子湖-渡普西-长江南-白螺-洪湖西岸-潜江南-江陵-秦市南-调弦口-石首-黄山头东南-湖南省官垱-安乡县西保和堤-澧水-益阳西北军山铺-官庄-七甲坪-松柏-里耶-湖南省界-尧市-江口北-花桥北-龙头庵-小横垡西-新建-中方-楠木坪-漠滨-湖南贵州省界-广坪西-响水坝-靖州县-溪口-广西省堂坊-百里村南-安和南-灌江源头-黄关-湖南广西省界-清江桥-渡水-高木塘-塘田市-花桥-高溪市-大忠桥-阳明山-金陵-欧阳海-郴州苏仙区-上渡西-大源-栗源南-湖南广东省界-莽山西-连州县-连南县-连山县北永和-大宁-桂岭-里松-贺州北-望高-钟山北-牛庙-沙田西-步头西-黄姚-昭平县-文圩-头排-罗秀-黄茆-东乡-桂平西山-石龙-古樟-石牙-武宣-黔江-大湾-龙岩-迁江-加方-古零-仙湖-甘圩-丁当-坡造-海城-朔良-永乐-阳圩-坡洪-印茶-南圩-那桐-中东-屏山-全茗-大新-新和-雷平-那岭-硕龙)之间，自秦汉以来都有大量汉族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元年至南朝宋泰始二年的150年里，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其到达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 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一线并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要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侨居方式又多是聚族而居，因此北方方言必然要对土著方言发生冲击。一方面使宁镇以西北地区奠定了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镇江以东原有的吴方言受到影响，失去一些原有的特征。 楚人在战国时期半华夏化，自大量中原移民到达湖北，汉族移民数量开始超过当地楚人数量，江北楚人彻底汉化，湖北地区开始操一种汉语方言，这是西南官话的雏形。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加还引起政区的增置，分润州(今镇江)置升州(今南京)、又分宣州置池州。在江西，移民数量也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这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洞庭湖地区，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到达江湘者，则产生了新湘语的萌芽。 江西北中部则出现赣客语的共同源头，将吴语区与湘语区隔开来。唐末黄巢起义使部分人移入闽赣山区，为客方言的产生准备条件。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至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其中最重要的是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二年(1142)间的移民。移民总人数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样集中的移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杭州与苏州都一度出现杭音与北音，苏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因移民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顽强保留到今天，故杭州城里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吴方言区里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岛。 因此次移民散布面比前两次要宽，除苏南浙北以外，对各地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如前两次深刻。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闽西、赣南的移民部分更迁往粤东北地区，于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因为与北方方言隔离开来，成为客方言形成的良好地 理环境，并在日后使梅县成为客方言的中心。 第三次大移民还造成西南官话向广西的传播。
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再出现。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 江西向湖南移民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使湖南原有的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而湘东地区可以算作赣语范围。 福建向广东、海南移民大致也从五代开始。福建山多田少，在中唐以后又接受大量北方移民，如闽南的泉州元和时期比天宝年间户口多出50%，因此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向广东移民不可避免。首先向邻近的潮汕地区迁移，而后向西扩散，越过珠江三角洲(因为这里早已由操粤方言的汉人所开发)，进入粤西南沿海地带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也有直接来到海南 的，那往往是经商失败的闽人。在两宋之际与宋末金、元相逼之时，更是大量涌来。从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来看，福建移民的原籍多是兴化(今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人，他们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散布在海南岛和广东省两端的近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历经汉、三国、南朝、唐宋1500年的汉族中央政权统治，楚汉战争、黄巾之乱、靖康之难时期，又有大量北方汉族移入，巴蜀人与汉人逐渐融合，开始操汉语族蜀语支。南北朝时期，几十万僚人(百越)入蜀，融入汉族，所以很多四川人身高比较矮概与此有关。宋蒙巴蜀地区的酷烈攻防战持续了50多年，四川人口相对于南宋锐减了80%以上，剩下不到100万人。元末四川人口恢复到200万人，随州人明玉珍率20万湖北人进入四川，与元军大战10 多年，川人(不含明部)剩下不足70万人。洪武年间，以麻城为代表的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如张献忠、明、清、三藩等，川人不足60万人，于是“湖广填四川”出现了，四川的外地移民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四川话就是湖北话为主、涵合当地土著的蜀语支语言而形成的，属于西南官话。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包括随军家属，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迁到云贵地区。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某些地方带有江淮官话的特征。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的汉族血统有90%，这里的汉族无疑属于北方远东人种。于越国被半华夏化的楚国灭掉后，越人南溃，湖北楚蛮涌入吴越地区；后来由于北方战乱而南逃上海-苏南一带的中原汉族人逐渐增多，超过了当地吴越；湖南是汉族与大量江南楚蛮(长沙蛮，苗瑶畲族祖先)杂居；江西则是北宋汉族与江南楚蛮、山越等百越杂居。由于江浙、湖南、江西的汉族人是北方远东人种与南亚人种的混血，所以属于南方远东人种，而这里未汉化的百越后裔(苗瑶畲族)则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被藏缅化的百越(彝族)也属于南方远东人种；日本的“底脯”成分是70%的通古斯族和30%的百越南岛族，属于南方远东人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