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

中华结

                     
一? 有关武王克商史料的鉴别西周文献史料的真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主要保存在《尚书》和《逸周书》中。春秋之前所谓“书”，指的是“公牍”，即公文或档案，包括盟誓、册命、告诫、赏赐等记录，《尚书》和《逸周书》相当于这些原始史料“书”的选本。
先秦诸子有各自选取“书”的标准。《今文尚书》出于战国和秦的儒家所选编，是儒家主要的理论依据。《墨子》中引《书》29则，有14篇连篇名和文字都不见于儒家记载。《逸周书》当出于战国时代兵家的选编。
汉景帝时期发现了《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16篇，此后形成今文经、古文经两大学派，东汉时期，古文经一派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但16篇逸书始终无人推广，导致《武成》篇在东汉初年亡佚，其余15篇在永嘉之乱时也全部亡佚。例如今文《泰誓》和《牧誓》出于伏生的传授，参杂了大量战国阴阳五行说的内容，已不可信。
所幸的是，兵家选辑的《逸周书》中保存有与《武成》相同的篇章，即《世俘解》。例如：《汉书"律历志》引《武成》的字句与《世俘解》大体相同，文中使用“旁生霸”、“既死霸”等西周特有的记时名词，称“国”为“方”，杀人称“伐”，沿用上代杀人献祭的礼制，记载的武王伐商的过程，与《礼记"乐记》所记载的《大武》乐章完全吻合，等等。
《克殷解》也是可信的记载。其中记载纣王自焚后，武王纣王及两个妻子的头砍下，挂到旗杆上，这一记载与《墨子》、《战国策》等书记载相同，也与西周金文记载相同。斩首示众是西周时流行的军礼，庆祝胜利要将敌方首领的头挂在旗杆上；举行献俘礼时，也要将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逸周书》中能有这样的记载，说明这些史料出自当初史官的记录。
《商誓解》也是可信的记载。其中的天命观反映了原始宗教信仰的特点。原始宗教认为“天命”是拟人化的，是“谆谆然命之”的，与先秦古籍上引用的《泰誓》思想内容一致；后世儒家则认为“天命”是超现实的，即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度邑解》记述的是武王把建设洛邑的大事托付给周公，此前曾认为是伪作，陕西宝鸡出土何尊后，证实了这一篇章的真实性。
二? 武王会盟诸侯而作《泰誓》的目的和作用文王九年，也就是武王即位后第二年，出师到盟津，在此大会诸侯而结盟，并在此发表了盟誓，即为《尚书"泰誓》。盟津即今天的河南孟津，盟津一名当出于此次会盟。真本《泰誓》今已失传，汉武帝时发现的《泰誓》当是伪作。从先秦古书引用《泰誓》的内容来看，真本《泰誓》的主要内容有：
1、自称伐纣是奉天命，上帝要灭亡殷。
2、天命顺从民意，伐纣就是出于民意。
3、伐纣是为了讨其残暴，成就将比商汤伐夏桀更辉煌。
4、称纣为“独夫”。
5、进行敌我对比，认为势在必胜。
6、宣称梦境和占卜都显示必然克商。
7、颂扬文王。
8、宣称克纣乃文王有德，不克是“予小子无良”。
9、列举了纣王的罪状。后世儒家发挥了《泰誓》的思想，归纳出“汤武革命”理论，即天意是顺从民意的，消灭暴君是顺应天意和民意的正义行为。成为后来孟子、荀子等儒家的民本思想渊源。
武王这次会盟具有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性质，通过会盟各方诸侯，做好了今后共同作战的准备。同时武王携带文王木主参加会盟，利用文王的威望联合诸侯，同时宣布战略计划，即杀伐对象集中于纣王一人，以瓦解殷的阵营。
三? 牧野决战殷商的王畿四周都有天险，还在殷以南的牧邑设有别都。牧与妹双声通用，牧邑就是《尚书"康诰》中的“妹邦”和《尚书"酒诰》中的“妹土”，春秋以后称为朝歌。所谓牧野，即“牧之野”，指牧邑郊外的广大地区。牧邑是防守殷都的军事重镇，武王要克商，就必须进军牧野。
《战国策：魏策》：“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水经"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即今卫河上游），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矣”。武王进军牧野的时间，是在武王观兵于盟津之后二年（即文王受命十一年）二月的甲子日。周人相信甲子日是吉日，后来牧野决战选在甲子日，周公营建成周也是选在甲子日。根据王国维《生霸死霸考》推算，武王与1月26日癸巳从宗周出发，经历25天，到2月21日在盟津渡河，27日甲子到达牧野。
殷周之际作战以战车为主力，大体上每车有甲士10人，随从步卒10"30人。武王进攻牧野的部队为戎车300辆，虎贲3000人，联军部队中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其中庸、蜀、羌、卢、濮五国在春秋时尚存，都是西南部族。武王以这些精锐部队作为先锋，采取突击冲杀方式，从清晨开始作战，到夜晚取得全胜。
《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诗经"鲁颂"閟宫》记载鲁僖公的军队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
《左传"闵公三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贲”是“奔”的假借字。《后汉书"百官志》虎贲中郎将注：“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西周常用虎贲作为宿卫之臣。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 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锡有司利金，用作□公宝尊彝”。铭文解释如下：
“ ”：指武王。
“甲子朝”：指甲子这天清早。
“岁”：通“刿”《说文》：“刿，利伤也”，卜辞常有岁羌若干或岁若干牛的记载，岁记杀死之意。
“鼎”：通“丁”，意为“当”，《尔雅"释诂》：“丁，当也”。
“昏”：夜晚。
“夙有商”：快速占领商邑。商之所以在一天内就被击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殷贵族生活腐化，对人民十分暴虐，结果离心离德，士兵在战场上一触即溃，四散奔逃。
《墨子"明鬼下》：“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手擒费仲、恶来，众叛皆走”。2、殷的力量已被东西两面的夷戎部落削弱，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都成为东夷的控制区域，殷商连年与东夷作战，力量消耗很大。与此同时，北方的戎狄也逐渐进入中原，到商纣时，殷商实际控制地区只有王畿及其南疆，力量大为削弱。
车战与后世的骑战方式有很大不同。战车的阵型很难重新布置，而骑兵一次冲锋不成，可以迅速组织后续冲锋。只要车阵一乱，战斗很快就分出胜负，因此战车时代的战斗都是速决战，很少有旷日持久的。春秋时代的著名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等，胜负都在一天内决出，鄢陵之战也只持续了两天。牧野之战也有类似情况。《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牧野之战后，武王随即命令太师吕望乘胜进击殷将方来，同时兵分四路南下，平定殷的南国诸侯。牧野之战三天后的丁卯日，吕望凯旋归来，并举行献馘俘礼。这个方来，可能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恶来，“方”是方国名，来是其名。恶来被杀后，以善走著称的飞廉向东逃到东夷的聚居地，周师直追到海边才杀死飞廉。第四天戊辰日，殷王畿已全部攻克，武王在此举行祡祭，同时追祀文王，“立王政布天下”。
后世儒家歪曲历史，孟子、荀子等鼓吹周师是“仁义之师”，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说武王在牧野前线发表告慰百姓的讲话，百姓听到后都跪下来磕头，响声像山崩一样；荀子更进一步，说牧野之战是由于殷人倒戈而令武王取胜的，是倒戈的殷人杀了纣，周人没有杀一个人，捉一个俘虏，也没有因战功而封赏的事。《华阳国志》更加荒诞，居然将残酷的改朝换代战争捏造了一个“前歌后舞”的庆祝场面。
四? 继续平定殷贵族，在洛邑创建国都根据利簋铭文记载，在甲子日克商后第七天辛未日，武王从前线来到“阑”，在哪里赏赐有功的臣属。“阑”这个地名多次见于商代铭文，商王也常在那里赏赐臣下。这个“阑”可能是“管”字的初文，也就是日后“三监”之一的管叔分封的所在，与牧邑一样，当是商的别都之一。近年在河南郑州发现的商城，很有可能就是管城。
《墨子》两次提到管叔，都写成“关叔”，而“关”与“阑”发音相近。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根据考古发掘，郑州商城建于商代早期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紧贴商代夯土城墙的外壁，附加有一层战国时代修筑的城墙，汉代仍然继续使用。也就是说，郑州商城至少使用了2000年。
洛邑在今天河南洛阳附近，成周未建前已有，称为“洛师”，当与“管师”一样因屯有军队而得名。从地理位置来看，洛邑比管邑地理位置更重要，是中原的战略要地。
周营建东都成周始于武王的规划。《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曾考察洛邑的地理形势，决定把洛邑营建成国度，并和周公做好了建都规划。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在平定三监叛乱后营建成周，就是执行武王的规划。
《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五? 分路逐步征服南国诸侯的战斗《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克商后，除派太师吕望追杀恶来，飞廉，还令吕他、侯来、百弇、陈本、百韦、新荒六人兵分四路南下，讨伐殷的南国诸侯，到辛亥日，即47天后，伐商战争结束，武王来到殷都举行告天之祭，并向祖先举行告捷礼。
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至，告以馘俘。
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
庚子，陈本命伐厤，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陈本、新荒蜀、厤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伐厉，告以馘俘。
六? 总论武王克商的成就武王克商是先秦历史上一件改朝换代的大事。武王在位仅6年，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克商，是四代周人共同经营的结果。从太王公亶父派遣太伯、仲雍创建虞国开始，到季历战胜戎狄部落，进一步伸展了周在东方的势力。特别是文王在位50年间，先后攻灭黄河以北的邘和黄河以南的崇，对商王畿形成包围之势，同时团结周围小国，重视选拔人才，重用前来投奔的异性贵族，在“力”和“德”两方面奠定了周灭商的基础。
武王即位后，很好地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继续重用文王提拔的大臣。第二年，武王在盟津大会诸侯，将这次会盟作为一次大规模军事演练，在此约定好北上伐纣的日期，这次会盟的盟书《泰誓》中的主要思想，经战国时期儒家的发挥，成为后世思想界著名的“汤武革命”理论。第二年，武王正式伐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伐商战争虽取得胜利，但是殷贵族的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力量十分强大，随时有叛乱的可能；与此同时，王位的继承问题上也存在危机，武王的儿子年幼，难以应付这一复杂的局面。因此，武王一方面对殷贵族宣布安抚和杀灭并用的政策，设三监加强对殷王畿地区的控制，以防止叛乱发生；一方面表示要传位给周公，并将建都洛邑的事托付给周公。
事实证明，武王的这些措施很有远见，后来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东征东夷胜利，营建洛邑后，终于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在此过程中，武王起到的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