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墨:“当代包身工”是谁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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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1000名孩子被骗至山西黑窑厂做苦工，最小只有8岁，最大13岁。400多位父亲在网上联名发求救信，40余名落难孩子被解救，但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甚至把被解救童工补发的300元装进自己腰包。而在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新快报》6月13日）
　　这些本该坐在教室读书的孩子，却变成了现代“包身工”。，当年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而消失，在21世纪的今天，当利益与权力勾搭成奸，就又爆出了如此耸人听闻的一幕，这既是现代法律的悲哀，也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拐骗和卖到黑窑厂做苦工的，而在拐卖过程中，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也加入了拐卖的行列，助长了黑窑厂非法招用童工的嚣张气焰。劳动监察部门本该对非法雇用童工的行为进行制止、查处，但却成为始作俑者，令人发指和不可思议。我们不禁要问，倒卖童工，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做的是什么买卖？

　　众所周知，雇用童工是被《劳动法》所禁止的，而劳动监察部门是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但是现在，执法者却变成了犯法者，干起了拐卖童工的勾当，带头违法乱纪，让人惊讶万分。而当地警方在查处这一违法事件，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却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执法态度令人唏嘘不已。从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和警方的所作所为中，我们不难看到权力作祟的魅影。当公共管理部门与无良老板产生了“利益共鸣”，公共权力就沦落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法律也不再是约束和惩罚罪恶的工具,反倒成为一些人违法乱纪谋取私利的帮凶。

　　1000名孩子被骗至山西黑窑厂做苦工，里面的因素固然是因为贫困，但是，无论是被人为强迫还是被生活所迫，这些孩子都是无辜的，我们的政府，有责任将这些现代“包身工”救出火海，并摧毁这些“吃人的魔窟”。但是，显然，这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当“包身工”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和警方不是积极配合解救“包身工”，而是执法犯法，甚至加入拐卖童工的行列，这样的执法部门令人发指。而造成这样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就是因为对公权部门和公职人员缺乏有效监督。没有约束的权力是最大的权力，也最容易孳生腐败。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是监察劳动中的违规违纪现象，并及时予以制止，但由于没有人来监察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情况，这就让当地劳动监察部门钻了“漏洞”，他们不是监督企业用工、劳动情况，而是带头拐卖童工，为自己牟取利益，这是人们不能容忍的，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显然，当代“包身工”的出现，不但是公共部门监管不力，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而且还是对公共部门自身监管的不力。当权力失去制约，掌握权力的人私欲就会膨胀，就会产生必然的腐败。而当权力失去规范，也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范。山西黑窑厂雇用童工、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童工、派出所不配合解救童工，就是权力失范的典型例子，看来，对权力进行监察和规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关部门是该到了“说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