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赐姓与改姓－冯姓

春兰

                     王支援         在中国的姓氏中，赐姓和改姓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从古到今，从无间断。因此在进行姓氏研究中，对赐姓和改姓进行探讨，就显的尤为重要。在谈到赐姓和改姓时，不得不略述一下中国的姓氏起源。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所著《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也。”《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以上的论述都说出了“姓”的本意是“生”，是生命的诞生，确切说，就是人的出生。因此人们对此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共同血缘、血统关系的种族符号，即族号，亦即整个民族部落的称号。由此可知，姓的最初使用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它大约产生在原始社会的民族公社时期。     姓的由来与部落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标志，后经演变，即成了部落的代号，即“姓”。由于原始社会人烟稀少，部落有限，所以纯正的从远古时代留传下来的姓是极少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姓氏变化中的重要时期和分界线。此时，姓氏基本成形固定，新的姓氏大量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姓氏的发展和产生趋向多样化。在中国的姓氏发展中，赐姓和改姓是一个涉及面宽广、成因复杂多样的姓氏文化现象，它渗透于历朝各代中，牵涉到众多姓氏。     一、赐姓     我们对赐姓的定性，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历代帝王将自己的姓及某个新的或现成的姓氏恩赐给某个族群或个人，就是赐姓。同级别的人员是没有赐性权利的，赐性是帝王的专利，也是对某些族群或个人的恩宠。     赐姓制度追本溯源可以以秦代为界划分为两种类型，秦代之前姓、氏两者泾渭分明，秦以后，姓、氏合二为一，与姓、氏无本质区别。     在一些史籍中有一些关于赐姓的记载，如《尚书·禹贡》“赐士姓”。《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先秦之前的所谓赐姓实际上是“赐氏”，当时只有赐氏而无赐姓，赐氏是在一个新的族群从其母体族群分化出来之时，官方给予它一个与其地位相当的名号。在先秦以前，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氏实际上是一种称号，是一种具有实际政治、经济后果的行为。所以这时是谈不上赐姓的。     自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天下的经济及政治权力由天子独揽，不再存在有独立权力的诸侯国，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中转移到统一的国家统治机构中，因此，原来作为权力之特征的氏到这时已无意义，此时，氏已蜕变成了姓，姓氏已不分，合二为一了。     历代赐姓最为普遍的是皇帝将自己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其的奖励和荣耀，那时一统天下，皇帝威权无际，能由皇帝赐姓应该是非常之幸事了，不但是光宗耀祖，还能造福于后代。所以，赐姓在历代都多有发生，如在汉代，有一个追随刘邦多年的齐人娄敬，在刘邦打败项羽取得江山之后，关于西汉定都之事朝野纷争不已，一部分人力主建都洛阳，而娄敬却力排众议，说明建都长安的利弊，后来刘邦采用了娄敬的建议，建都长安，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奠定了汉代数百年伟业。事实证明，娄敬的提议是正确的，因而刘邦高兴之余，特赐娄敬姓刘，改名为刘敬，自此刘敬光耀不已，荣及数代，一时被传为佳话。     在唐代，赐姓活动非常频繁，唐代立国后，许多追随李家打天下的有功之臣，都得以赐李姓，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曹国公徐世，都是因为赐姓而改为李姓的。比较著名的唐天宝年间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为了与其划清界线，表示对皇帝的忠心，遂上书唐玄宗“耻与逆臣同姓”，玄宗看重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由此，整个安重璋家族都改以李姓，这乃是当时的一件大事。     在盛唐时期，由于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不少异族人仰慕大唐的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他们异族的姓氏与唐朝区别太大，所以，也都由唐代皇帝赐以李姓，以示安抚。如唐太宗时期的鲜卑族拓拔赤辟率部归唐，被赐姓为李，契丹首领库克时为松漠都督府都督，镇守边疆，忠于王朝，也被唐太宗赐李为姓。玄宗时沙陀首领朱邪一心归顺唐朝，为此，排除艰难，玄宗念其功劳，赐姓李。现在李姓能成为现时中国名列前茅的几个大姓之一，莫不与唐代许多异姓被赐为李姓有很大的关系。在唐代，赐姓实际上被作为赏赐，作为笼络人心和统战的一种手段，起到了比较显著作用，唐王朝的强大，与此也有极大的关联。到了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普遍，其基本延续了唐代的用意和作法，如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洲投靠朝廷，其人及诸弟均被赐为赵姓。而羌的降赞归附宋朝，由于他的归顺，宋王朝增加了疆域，意义重大，也被赐姓为赵，他的后人建立了西夏国，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赐姓，加强了少数民族的归顺感，增加了忠心，不失为一种正确的策略。     金代，统治者总结历朝经验，赐姓更为广泛，对汉、契丹、渤海、蕃族都赐以女真姓氏，以示重视和宠爱。金代初期，赐姓只是一种仓促的权宜之计，并无制度可言，金代中期，赐姓有了反复，赐姓制度被取消，许多赐姓复姓为耶律氏，这与当时统治者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及排汉情绪有关。到了金代后期，由于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加剧，权臣乱政，天灾频生，农民起义不断，蒙古入侵，为了起死回生朝廷又重新采用了赐姓这一传统的手段来笼络人心，这时的赐姓由于急功近利，且由于中期无延续性，故收效甚微，金代很快就灭亡了。     明朝，作为皇帝的“朱”姓，此时已经被作为一个著名的无形资产来使用，存在着大量赐姓的现象，以致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物以稀为贵”，当赐姓作为对少数人的一种荣誉时，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但普天下都为皇姓，也就显示不出尊贵，也就是说贬值了。如当时蒙古人一度就被大量的赐姓于朱。     二、改姓     改姓，相对于赐姓而言，原因就复杂的多了。在中国的庞大姓氏群中，改姓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改姓与赐姓一样，使得姓氏复杂化，起源多样化，根源神秘化。但加以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为避讳而改姓     这种情况一般是为避皇帝或圣人之讳而改姓。如五代十国时后晋有一大臣姓“敬”，因与当时皇帝石敬塘之名“敬”有讳，故忍痛减去姓中“文”字而改姓为苟。此支后裔有的现居住在河南省登封市唐庄乡。因为改姓给此姓后裔带来了许多烦恼，“苟”姓发音与“狗”谐音，故常被人取笑。所以，经过再三向有关部门反映，将“苟”姓又改为“敬”姓，恢复了千年原貌，宗族一片欢欣。     避讳的规定是很严格的，由于避讳大多牵涉到是皇帝、圣人，所以尤为重要，甚至连“观世音”菩萨也要服从禁忌。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观世音”也只好改为“观音”。由于避讳，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许多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风气在唐代尤甚。     又如邱姓，与有长久历史的忌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清入关前，这个家族大多以“丘”为姓，千百年以来并无不妥。到雍正皇帝当朝时，为了拉拢汉人，尊孔敬儒，以避孔子名号“丘”为由，下诏把“丘”姓一律改为“邱”姓，在原字旁边加了一个邑旁，以此来表达对圣人先师的崇高敬意。     2、为避灾难而改姓     历史上此例颇多，以戚姓为例。戚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春秋时，卫武公有个儿子叫公子惠孙，惠孙的后人孙林父，在卫献公时任上卿。卫献公喜欢游乐，不理朝政。孙林父此时想内结贵戚，外通晋国，趁乱操纵卫国朝政。卫献公知道后虽内心着急，但又无可奈何，二人矛盾逐渐加深。后孙林父知道卫献公对他有所猜忌，恐有意外，就联合他人之力赶走了卫献公，另立殇公为新君，殇公为了感谢孙林父的相助，就把戚邑（今河南省濮阳市东北）封给了孙林父。后来孙林父与他人相争，失宠失败，逃到了晋国。但其后代非常喜欢和留恋戚邑这个地方，就改姓为戚，世代居此。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往往是造成大量改姓的原因，新的强权政权的建立，消失的朝代为了消灾，也经常采用改姓的办法来对待。如清朝灭亡后，满族后裔纷纷改姓，其现象十分普遍。本来满族有自己的冠姓规律，大以部为氏，以地为氏，以姓为氏，改姓后，变化极大，如爱新觉罗氏，改为肇、依、金姓；佟佳氏，改为佟、董姓；叶赫那拉氏改为叶、那、南姓；舒穆禄氏，改为徐、舒、郑姓，诸此多多。以至于现在的满姓，除极少数人仍沿用外，大都已改为汉姓了。有些人只知道自己是满族人，却不知自己的满姓。     3、为省略和适应而改姓     这种情形往往嫌原姓复杂，不便交往。中国古代有许多复姓，在社会活动中有些人由于贪图简便，便把复姓改为单字姓。这种情况如司马改为司姓、马姓或冯姓，欧阳改为欧。此种改姓当初并不是有意改动的，而是在互相称谓时，长时期习惯性的简化，将复姓读为单姓，久而久之约俗成章，复姓就变为单姓了。还有一种原因，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姓氏，也是简化省略而来的，如拓跋、单于、宇文、呼延、尉迟、耶律、完颜，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音译，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而加以简化，以适应汉族的社会生活环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户籍管理没有现在的规范和严格，习惯而成就了定制。这也是新姓氏产生的一种重要来源之一。     4、由音讹而改姓     这部分改姓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版图广大，天南海北发音不同，故常把一些字音念转，常而久之，一些姓因音而改，以致成型。如在洛阳市偃师市的大口乡，由于口音不同，而当地人把“大”字念成“代”就是实例。何姓是以讹产生的姓字，秦灭六国后，韩姓子孙散居各地，其中有一支流落到江淮一带，按当地人的发音“韩”字被读成了“河”音，后来以误而误写成“何”，沿袭下来便成了“何”姓。其它诸如欧之讹化为“区”，号之讹化为“郭”。以此等例证历史上尚有许多。     5、报恩改姓     此种改姓历史上常有实例，在现实社会中，也较为常见。如现在儿童福利院收养的无名孤儿，由于他们大多是在幼小时候遭受遗弃，姓名不可考，党和政府收养了他们，给了他们以新生。为了使这些孤儿知道自己的不幸身世，明白是党和政府养育了他们，牢记党的恩情，故这些孤儿大多都以“党”为姓，这也反映出了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     6、为潮流时世而改姓     由于历史的复杂，改姓也会出现十分有趣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某个地区就出现了一件改姓的奇闻。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地区的某个较大的自然村落和全国大部份地区一样，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十分热烈。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中，名字改为卫东、卫彪的不在少数，但改姓的尚属稀少。在一次学习讨论中，大家纷纷畅谈学习心得体会，表决心，呼口号，纷纷提出具体目标。此时，一位大队干部上到台上，表示大队全体贫下中农要改姓为毛，此语一出，震惊全座，一呼百应，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无人敢于反对。过后不久果真这个大队全部改姓为毛，以此作为对领袖毛泽东的敬意。文革过后，因改姓时未改动户籍档案，造成不少麻烦，故都又改为原姓，当时这种改姓是属于极少的个案。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姓氏文化研究中，赐姓和改姓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不少宗族的姓氏发生变化，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之姓。所以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加以注意。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它往往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政治变迁、朝代更替、疆域变化、民族融合相互关联。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所通常所想的那样是一脉相传，一成不变的历史，可以说，人们在相同姓氏之间见面时常说的那句话：“几百年前是一家”，未必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作者：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洛阳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摘自《根在河洛》2006年 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