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家谱成国人寻根问祖最好依据

珍爱

        　　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年不修谱就是不孝。如果按着祖上所言，今日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孝后人。
　　好在，民间还有人在默默修谱。他们在寻找祖上的记忆，在续写家族的繁衍史。
　　然而，随着城市化这一不能阻挡的势力横扫中国，随着地区间和人群间的不均衡发展，我们的家族中人为了争取不同的生存资料，注定



要各自奔散。
　　家族意识将越来越淡。如是，重修家谱，虽然重新勾起了人们对传统中国家族的美好记忆，但，面对渐去渐远的亲人的背影，我们无能挽留。
　　　　寻根问祖的最好依据
　　在一次次社会动荡和变革中，一个个家族劳燕分飞。而很多年后，家谱成了这个家族重新认祖归宗的重要依据，以及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珍贵纪念。
　　鞍山地区现约有一半的住户，是顺治八年从关内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移民而来的，修谱逐渐成为许多鞍山人的自觉行为。2004年，鞍山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家民间谱牒研究中心，一年就举行了三次家谱展览。“十一”长假期间，每天上百人来参观公开展出的100多部近年新修的家谱。很多人是全家一起来，观摩、咨询修谱的体例知识。七天中，常怀德天天到场，充当义务讲解员。
　　在热心重修家谱的最初一批鞍山人中，有许多是与常怀德一样的离退休干部。现年75岁的侯鹏霄离休前曾任鞍山铁西区党校校长，他的修撰家谱之路历经了18年。
　　1987年，侯鹏霄的台湾堂侄、一位原国民党陆军高级将领回乡省亲，委托侯鹏霄寻找失散各地的族人。这位堂侄写得一手好书法，最后，新修《侯氏家谱》的书名就是由他题写的。
　　18年中，侯鹏霄四修家谱：1988年，钢板手刻的第一部家谱问世，印了15本；1992年，第二部油印的家谱出了70本；1998年，第三部出了130页，印行200本；2004年出版的第四部印300本。在参考包括常怀德的《常氏宗谱》在内的多部新修家谱的基础上，扩充至50多万字，入图600多幅。侯鹏霄自掏腰包一万元，台湾四支族人捐助一万元。
　　在这版家谱中，侯鹏霄竭尽全力搜罗到顺治八年从山东到鞍山的侯氏始迁祖的后人中的十分之一。借由报章报道，又联系到不少当初由鞍山迁往吉林和黑龙江的侯氏后人。侯鹏霄本人也成为当地修谱专家，目前除了续写自家族谱外，还同时义务担任四个其他家族的修谱顾问。
　　耄耋之年的才振兴，原是鞍钢下属一工厂的工会主席。开始重修家谱前，他只知鞍山才氏由河北昌黎县迁来，是为避族诛之祸而迁往河北的明代帝师方孝儒的后代。修谱期间，才振兴数次前往河北等地考察，找到不少依据，但仍嫌不够。
　　清查世系时，每敲门到一处不相识的族人，常常会吃闭门羹，然而才振兴并不计较。自己族人跟方孝儒的隐秘联系，使才振兴在艰苦的修谱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和布道的情怀。许多原先对修谱并不理解的族人，看了他新编的《瓦子沟才氏家谱》后，送来整筐的鸡蛋表示敬意。
　　家族意识的民间觉醒
　　重新觉醒是因为曾经丧失；家谱传统在中国被非理性斩断后，很难重新接续当年的美好
　　本刊记者/曹红蓓
　　鞍山谱事远非孤例。2004年秋起，在江苏镇江市图书馆，原先冷冷清清的家谱查阅业务悄然升温。查阅者中，除少数家谱文化研究者外，大多数市民都是奔着为编修家谱寻找资料而来。
　　大陆现存旧谱大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编修，至今已有七八十年历史。按照人类繁衍规律，一般三十年左右为一代，因此家谱每隔三十年左右续修一次比较合理。
　　目前，大陆的家谱编修已中断了二至三代。随着近年各地的重修行为逐渐由地下转至地上，家谱这根旧线的衔续也在人们眼前越来越生动地展开。
　　由上海图书馆牵头、全球22个编委会协力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于2000年立项，成书后将集存世中国家谱之大成。据了解，该书眼下已完成征集工作。此次共征到家谱目录61000份，其中近年新谱约占一半。收集到的新谱数量，从地域上来说，以淮河以南地区为主，其中江西、湖南最多，北方以山东为多。
　　民间修谱呼之欲出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一些地区就开始出现零星的新修家谱。当时的新修家谱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掩藏在地方志的名目之下。80年代的新谱，以江西为代表，主要发源自地理上比较封闭，且明清以来宗族文化发达的地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杭认为，这种为接续传统而发生的只有内因驱动的复兴，因为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撑很快失去了后劲。
　　90年代初，继之而起的是浙江温州、珠江三角洲、福建闽南等一些经济非常活跃，与海外交往非常密切的地区。新的经济力量和外来资金的介入，使原有的家族传统被激活。在一些地区，吸引海外华人寻根甚至被作为招商引资的捷径。
　　90年代中后期，农村中的行政管理关系进一步变化，对新修家谱，政府采取不鼓励，不干预，以不发生械斗为前提的“鸵鸟”政策。各地的修谱，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调行进，近两年渐趋发展态势。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民间修谱的基本条件是：族中要有读书识字的文化人充当编纂之职；有热心人主持筹措；有一定的资产经费；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总之，在适当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佐以经济支持，修谱就自然发生了。
　　修谱之举是先从民间自发兴起的，而学术机构、收藏机构的介入，在不自觉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浙江图书馆研究员袁逸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新谱整体的编修水平有些微词，但其对旧谱的偏好，在客观上给民间重修家谱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新家谱的传统变异
　　在传统的世系以外，如今编修的家谱中采取了不少新做法、增添了很多新内容。一是女性入谱；二是加入了一些研究性和人性化的内容，如姓氏探源、先祖传说，以及“感悟留言”、“艺文书画”，有的还列入族人获得的各种证书等。
　　但，“新修的精装家谱大都被电脑毁了。”有学者认为，南方一些地区的新谱匠，修出了很多大同小异质量很次的新谱。真正汉语知识扎实的文化人没有了，在家谱最重要的文献——序言中，人们看到的是半通不通的文言文。在史料价值方面，旧谱中有不少大家名谱，现在多是自说自话。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在以前都是供在祠堂里，不示外人的。而现在不仅为公共图书馆收藏、供公众阅览，有的地方还进行公开展览。家谱的实际功能乃至性质，都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
　　除了足够的文化资源和经济支撑，方便的信息手段也是近年家谱重修之风日盛的重要原因。
　　颁谱仪式是家谱修制的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而目前重修的家谱，很多是在非聚居状态下产生的，多半只能通过邮寄颁谱，或举行半调子的颁谱仪式。钱杭认为这样的家谱只具有文化意义，没有实在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修谱的人中，为数不少者有修姓氏谱的野心。他们把修姓氏谱看成是自己向祖先的一个交代，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有一种真正的使命感。
　　同一姓氏的连谱以及不同姓氏的连宗，是以血缘寻求地缘联系的表现，在最初产生时往往具有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目的。钱杭认为，今天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还有所反映，如温州，连宗的情况非常活跃。而更多情况下，它的实际意义已基本让位于文化意义。修谱的其他衍生现象还有异姓连宗，如以唐宋八大家为名号的连宗，以刘关张为名号的连宗等，学界认为，这些行为既是宗族文化的自然延伸，又是对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模仿。
　　家谱的中国命运
　　在中国，家谱信息记录和家谱的修纂起源于皇室资料，后发展为保存、记录贵族、官僚等统治精英们的世系，最后演变成为社会各等级服务的私人修纂行为。
　　从最早只列出父子辈分的世系表，到记录家族成员的出生、死亡日期的家族世系，直至拥有复杂的家族信息的族谱，包括前言、族规、世系表和传记内容，家谱的内容和体例在不断发展。
　　从宋至20世纪，私纂家谱已成为中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家谱有南北之分。淮河以南地区少战乱，长期定居多，宗族关系比较清楚。明清以来，南方家谱日盛。含有序、皇帝诰封、赠诗、题词等，内容丰富。相对而言，北方家谱层次比较单调。
　　1949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修谱活动处于停滞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过一些零星的修谱之举，很快被打压下去。然而作为一种古籍，家谱在民间有巨大的生命力，历经土改、四清、文革“三烧”，仍有大量存世。
　　20世纪80年代后，修家谱活动在全国重新出现。90年代中后期至今，修谱之风开始普及和盛行。
　　“没谱”一代的寻根诉求
　　家谱的本质仍是生命之链的接续。只有家谱，能够让最卑微的草民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记
　　本刊记者/曹红蓓
　　“奶奶从柜头上请下谱匣子，实在舍不得劈了它，便踮着小脚，把它拖到灶台边，一页一页撕，一本一本撕。”“这是唐朝先祖兵部尚书造像；这是从徽州迁来庐州的世系表……那一顿稀饭，熬得特别浓；那次烧谱，印象特别深。”文革期间，和奶奶一起烧《戴氏宗谱》的情形，时至今日深印在安徽人戴健的脑海中。
　　鞍山侯鹏霄在最初开始修谱时，曾找过家族中最有文化的两人，但被拒绝了。这两人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不干，一出事戴啥帽子都跑不了！”
　　现代修谱人中，以离退休干部、中学教师最多。这些人多半是小知识分子出身，文革时正值壮年，政治上多少受过一定冲击，属于批斗时陪绑的一群。在他们对家谱的热忱中，能够清晰看到对过去时代的反思。
　　“从没见过面的宗亲，偶尔打过电话来，能说上一个小时。”他们觉得，无论多远的亲，总比同事要亲。跟宗亲说话没有什么忌讳回避，不像跟同事说话还要留有余地。“一次次运动对同志信任的伤害太大了！”
　　除却信任危机，很多修谱的人把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归因于人们的数典忘祖。他们发现，实际上家谱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守法、敬老爱幼、敦厚和睦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谱烧了，家训断了，社会风气也坏了。”在一些修谱人看来，传统的突然断裂所造成的巨痛，现在才在自己身上慢慢回过味来。
　　“文革中的壮年人已经变成了老年人，他们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在宽松的政策、方便的外联和可得的经费的情况下，完成家族文化复兴的使命。这是老一辈的悲哀，也是他们边缘化的象征。”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说。
　　这种传统断裂带来的恐慌感觉，同样在农村体现出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唐军在山西做调查时发现，在一个以郭姓为主的不大的村子里，几条街以外的人们都不认识了。那里的乡土社会不再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城市化。正在主持修谱的郭氏族人认为，村里现在称谓混乱，长幼失序，修谱势在必行。
　　在温州、江西南部等地，还存在着家族聚居的基本形态，“他们守着一块乡土还没有动，家族对他们还有实际意义。”梁洪生说。在这中间，发起修谱、执行修谱和卷入修谱的情况很不相同。
　　地方上在举行散谱仪式时，动辄以十辆大卡车招摇过市，请唱三天大戏。对族中“有头有脸”者来说，家谱是一种可供炫耀的文化资源，而颁谱仪式是家族力量的集中展示。另一些贫穷的族人，拿出修谱所需的10块、20块人头费都并不轻松，修谱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意味着打架时能多个人手，做工时能多条门路。
　　“我们不能一方面承认农民的自主，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他们的意识需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杭说。
　　寻根是人的本能，有移民背景的人群，自然会有追求永续修谱的倾向。因此，海外华人是近年大陆修谱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钱杭认为，归根结底，家谱的本质仍是生命之链的接续。只有家谱，能够让最卑微的草民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记。即使在城市里，虽然人们有更自我的表达方式，但在繁忙的凡俗事务中无暇顾及的宗族情感，仍然深藏心中，随时可能在恰当的时间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