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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志编纂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姓氏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省以县(区、市)为单位，统一编纂姓氏志，对于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姓氏的源流与发展，继承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姓氏志编纂存在时空跨度大、历史资料欠缺等问题，要搞好这项浩大的工程，亦存在诸多困难。根据《安溪县姓氏志》的编纂实践，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若干问题： 一、严谨治志，溯清源流 姓氏志编纂是由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以政府的方志机构具体负责编纂的，可称之为“官修”。一旦成书，即成文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在编纂中，必须坚持严谨治志的态度，为历史负责，为各姓氏族群及其后代负责，尽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安溪是一个有107万人口的大县，县境内有470余个姓氏。其中，人口超10万人的大姓有2个，超万人的大姓有22个，超千人的有58个。各大姓氏中，枝繁叶茂，支系复杂，因此，姓氏志编写最重要、也是最需花费精力的部分，是理清派系，溯清源流。体现在“溯源”、“蕃衍及迁移”等要目的内容中。借鉴谱牒学中“垂不断线，横不散珠”的重要规则，对这些内容的记述必须力求做到：远可达开姓始祖，近须知派出何宗；横不遗同姓支系，纵可观世序分明。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姓氏的后裔对本姓、本族的历史知之甚少，或源流失考，或以讹传讹、世系颠倒等，在编纂中必须谨慎对待、认真考证。通过对同一姓氏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对同一姓氏不同支系、同支系不同居住群落的谱牒进行相互印证，尽可能溯清源流，理清支派，明标世系。 例如，安溪王姓有人口96804人，是全县第三大姓，支系众多，分布在24个乡镇、140多个行政村。王氏肇安时间最早的可溯自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现在许多王姓族人只知是“开闽王”的后裔，但具体是何人、何派所传却不甚了解。通过查阅全县调查资料，发现安溪王氏多为王审知、王审邽的后代，而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又被王氏后人尊为“开闽三宗”。根据许多关于王氏源流的史料，基本确定“开闽三宗”是王姓太原开姓始祖子乔的四十九世传人。经过对安溪王姓各派族谱的对照印证，笔者在“蕃衍”部分将安溪王姓众多派系先归纳为两大派系，即“王审邽派”与“王审知派”。由于安溪王氏派出王审知居多，其中又以王审知四子王延政的后裔为主，而王延政有六子，即继成、继昌、继达、继元、继重、继晋(勤)。因此，笔者又将安溪“王审知派”归纳为六个分支，即：1.延政——继成支系；2.延政——继昌——管礼支系；3.延政——继昌——管斌支系；4.延政——继昌——管朋支系；5.延政——继达支系；6.延政——其它支系。 在以上6个支系中，每个支系又有许多分支，这些分支均应在各支系目下按时间顺序予以一一记述。例如在上述6个支系中的第5个支系，延政——继达支系，又分为十个分支，即：①招卿王氏；②长塔王氏；③珠塔王氏；④内社王氏；⑤平原王氏；⑥西源王氏；⑦圳下王氏；⑧玉湖王氏；⑨乌珠王氏；⑩尾厝王氏。 在每个支系和分支的记述中，特别注意弄清肇县和肇村始祖的名讳，与王审邽、王审知之间的世序，迁入原因等要素。这样，可使人一目了然，对王氏的渊源、入闽、肇县、肇村蕃衍情况有个较直观的认识，同时让安溪王氏族人不但清楚地了解本族出自何宗，归属何派，又可从自身与肇安始祖之间的代序推算出自开姓始祖、入闽始祖直至自己之间的代序。 但是，实践中要做到每个姓氏和支系都能溯源清流，明标世系非常困难。一些姓氏中的支系，由于旧谱或在战乱中遗失、或毁于兵焚、或续修族谱年代跨度大，家庭史料失真等历史原因，引起肇基者失考、源流不清、世序缺佚，有的同宗分支之间对始祖、肇迁、源流记述不清、世序缺漏，有的记载不同，明显存在差异，同宗分支之间各执己见，难以形成统一观点。对于这此“历史遗留问题”，本着严谨治学精神，我们的原则是不臆断、避争议，存疑问、待考证。就是对那些同一个事件多种说法、或说法不清，或代序不明等现象，不能凭编纂者的主观臆断，妄下结论，或牵强附会。必须把握大势，抓住共同点，避开争议。 例1,关于安溪魁田吴氏始祖、入闽原因的考证。魁田吴氏谱牒资料记载为：吴祭(字孝先)河南光州固始人，唐工部屯田员外郎，平章政事兼观察使，于唐中和四年(884年)追捕黄巢余党，率从兄弟及家眷三十余人随王审知入闽，居侯官(福州)，因王审知割剧闽中八州，与之政见有异，遂迁莆田……这此记载存在明显疑点：一是时间矛盾。据《固始县志》载：王潮、王审知随河南寿州王绪起事并入闽是唐光启元年(885年)，而吴氏谱牒记载为唐中和四年(884年)。二是入闽原因矛盾，王审知兄弟入闽是随起义军溃逃并非追捕黄巢余党。三是事实有矛盾。首先，随王审知军队入闽不可能携眷三十余人，因军队溃逃南奔时王绪曾下令禁止携带家属，史料记载王氏兄弟奉母董氏随军，险些被王绪所杀，因王氏三兄弟及其所随亲兵皆跪而求情，才幸免一死。其次，随王审知入闽必然是先居泉州，九年后(唐乾宁五年，即898年)方随王潮、王审知(王审邽留守泉州)北上福州。然而吴氏谱牒又没有入闽始祖先居泉州的记载和说法。以上这些疑点通过查阅《莆田市志》、《福州市志》、《福建省大事记》等典籍资料均没有明确记载，且魁田吴氏族人又难自圆其说。对这种情况，难以判断吴祭入闽原因是“奉命剿黄”或“避战乱”或“随义军”。但是基本史实没有明显争议的是“携眷三十余人”与“先居侯官(福州)后居莆田”。因此，笔者采取避开有明显疑惑的说法，这样记述：吴祭，字孝先，曾任唐工部屯田员外郎，平章政事兼观察史，于唐中和四年(884年)与从兄弟六人携眷三十余人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始居侯官(福州)，后迁居莆田，是安溪魁田吴氏入闽始祖。 例2，关于安溪余氏入闽始祖的争议。安溪余氏为同宗两个分支，一支为尚卿乡青阳余氏，另一支是从青阳余氏分衍出去的芦田乡云山余氏。两支的旧谱关于入闽始祖的记载是：入闽始祖余章，为唐光禄大夫上柱国，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从王潮兄弟入闽，余章精于岐黄之术，为王府太医正，居福州三山。 但是青阳余氏不按旧谱说法报送材料，称历史上没有余章之人，旧的说法为附误之说，重新考证后认为：余氏的始祖为余青，字隆对，为鄱阳令余雍之子，南朝梁时任建阳令入闽。然而，云山余氏却坚持旧谱的说法。我们查阅《建阳县志》，确有余青为建阳南朝梁时县令记载，但又没有其它根据否定云山余氏旧谱说法。因此，就让两种观点并存待考，以安溪余氏发祥地青阳余氏的说法为先，附载云山余氏沿用旧谱的观点，待日后考证。 二、重视人文，注意涵盖 姓氏志不仅是一个地区各姓氏血缘关系的缩影，也反映一个地区各姓氏人口、文化、经济的发展过程。因此，姓氏志不应只编写姓氏的起源、蕃衍、迁徙，而对各姓氏保存下来具有特定历史传统和文化内涵的资料，如谱牒昭穆、宗祠墓葬、人物传记、楹联匾额等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珍贵史料，均必须采编入志，这样才能更全面，多维地反映姓氏和地方的历史，增强志书的文献性和可读性。由于某些姓氏支派繁多、分布广泛，故在人文素材的选材上，应注意提高涵盖面。对有关史料的记述，既要选择相同支系，又要选择不同的支系；既要反映人口众多的支系，又要反映人齿较寡的支系；即要选择经济发达的族群，又要注意偏远山区经济落后的族群。从而增强姓氏志的完整性，提高各姓氏各族群对志书的认同感。为此，要注意把握好两个方面： (一)在人文史料内容上，突出有地方特色、文史价值高的史料。 1.谱牒与昭穆：重点把握谱牒的修纂次数、时间，昭穆的讳行、字行、号行等。 2.宗祠与墓葬：宗祠家庙的记述应抓住肇建年代、肇建者、结构、朝向、面积、楹联、祠内文物等要素。对有的姓氏的宗祠或家庙楹联较多的，出于篇幅的限制，则摘选其中标明源流，启示后代比较精彩的联对入志。墓葬则主要精选那些对各姓氏的繁衍，具有开创性或对提高姓氏宗族知名度高较有影响的人物墓葬，主要记述其方位、坐向、穴名、民俗等。 3.人物：各姓氏通过千百年来的发展，涌现出许多人才。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姓，更是人才辈出，灿若星辰。过去编写县(市)志时，对各姓氏较有影响、有成就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曾经分类采编入志。通过这次编写姓氏志的调查，又发现了更多姓氏的古今重要人物。因此，姓氏志调查又是一次全县古今重要人物的全面普查，将弥补县(市)志在人物方面采编的缺漏。但是，各姓氏谱牒记载的人物繁多，要采编入志，尚须认真把关。我们的做法是分类别、定规格、辩真伪。“分类别”，即将古今人物分为几类。如古代，分为“科举”与“仕宦”，现代分为“行政职务”与“专业技术职务”。“定规格”，即在各类人物中又确定入志的最低控制级别。如古代科举人物，规定必须是举人(含武科)才能入志；对古代仕宦一般要求要七品以上方可入志。个别姓氏人口较少的，可适当放宽，以避免人物部分出现空白。对现代“行政任职”要求必须是副处(团)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必须是副高级职称以上。“辩真伪”，即对各姓氏族谱记载和各姓氏所呈报的人物的科举、仕宦、职务、职称等进行认真辨别、核实。如有的姓氏将“岁进士”当作“进士”，有的将“小学高级教师”当作高级职务，有的在邑外参加科举或任职必须查阅外地资料等等。 (二)在编志选材上注意区域和支系的涵盖面 在注重采编具有人文特色的材料入志时，由于各姓氏报送的材料不均，有的支派资料丰富，有的支派资料贫乏，一般是大姓、大支派、大族群的材料较集中、较丰富。然而对其他支系也不能忽略，要有意识地提高志书的覆盖面，以增强志书的全面性和各支系，各族群的认同感。如吴姓是安溪的第七大姓，共有10余个支系，分布116个行政村与自然村。尽管各个支系和属下的各个族群人口多寡不同，分布区位不同，提供的史料不一，我们在记述时尽可能在“肇安”、“蕃衍及迁移”、“谱牒”、“祠庙”、“墓葬”、“人物”等条目中予以体现。例如安溪吴氏“源荣”支系中的“龙涓新岭圣草池吴氏”与单独代表一个支系的“感德尾厝新田坪吴氏”均是人口较少，地处与华安、漳平交界的偏远山区，我们也将其有关资料编入相应的条目中。 三、按格有序，体例灵活 安溪是一个多姓氏、多人口的县份，各姓氏人口多寡差距大，各姓氏的人文史料更是悬殊。因此，在编志时，如果墨守一种格式或体例，则明显不可行。根据安溪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三种基本体例，既遵循一定格式，又灵活运用： 1.“一姓一章”式。这种体例适用于那些人口众、支派多，史料丰富的姓氏。每章可分为五个小节，每小节中又分若干要目： 第一节：源流 ①溯源 ②入闽 ③肇安 ④蕃衍及外迁 第二节：分布 ①概况 ②分布表 第三节：谱牒 ①修纂情况 ②昭穆(字辈排序) 第四节：祠庙与墓葬 ①祠庙 ②墓葬 第五节：人物 ①人物传 ②人物录(A、古代科举 B、古代仕宦 C、现代行政任职 D、现代专业技术职务) 2.“数姓合章”式。对那些人口较少的姓氏宜采用“数姓合章”，即以一个姓氏的内容为一小节，而将上述章中小节的内容化为条目，依序而列。这样能使志书更为紧凑，内容更充实。 3.“要目增减”式。对那些人口较少，没有支系聚居、散居各地，史料贫乏的姓氏虽可用“数姓合章”，但各小节中的条目亦不必千篇一律，可根据资料删减，主要抓住“溯源”、“入安”、“分布”三个方面，其它内容如谱牒、祠庙、人物等有则加之，无则减之。 四、认真校对，严格把关 认真校对，减少错误，是保证编纂质量的重要环节。姓氏志编纂关系到每个姓氏、每个族群，涉及血统根源，宗支名誉。其编纂质量必然受到普遍关注，稍有不慎，难免出现“历史性”、“根本性”的错误，非但不能正本清源，还有可能弄巧成拙，流误后世。轻者受到质疑、否定，重者受到抨击、谴责，极大影响整部志书质量以及编纂机构和政府的形象。 姓氏志的资料虽然主要来自各姓氏自报的材料，但是至少有三个原因影响资料的质量。一是提供资料者的水平和认真程度不同。二是各姓氏提供的材料可能存在需要后续补充、纠正的内容。三是编纂者对各姓氏的材料可能存在理解和表述上的偏差。因此，姓氏志初稿形成后，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必须通过充分、认真的校对，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差错。 初稿校对要注意将“内容校对”与“文字校对”结合起来。“内容校对”的任务在于纠错、补漏、增删等；“文字校对”任务在于正确地遣词用句，谋篇布局等。 校对的步聚为分散校对、集中校对和总纂校对。“分散校对”即将初稿和《征求意见函》按姓氏分别复印寄给各支系资料采集员或对谱牒较有研究者，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意见函的具体要求，对初稿进行审阅，提出修改建议，将修改稿和建议及时反馈给编纂机构。“集中校对”就是在“分散校对”后根据反馈的修改意见汇总，由编纂者修改后形成第二稿，再召集有关姓氏的代表性支系的谱牒学、姓氏学、人口学方面有研究的行家进行集中审阅修改，形成第三稿。最后一次校对是“总纂校对”。这是在全书各章节进行成书总纂，排版时进行的校对，也是一次“关门”校对，通过这次校对后即付梓印刷。通过以上校对程序，姓氏志才能以较高的质量面世，赢得读者的信任。 五、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 姓氏志编纂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只有各级领导重视，精心组织，才能使人员、经费、计划落到实处。在这次以政府的专业机构负责编纂姓氏志之前，我县已有一些谱牒学、姓氏学爱好者先后编写、出版过若干本关于安溪姓氏源流的书籍。但由于这些作者的编写属于个人行为，人手、经费有限，采辑姓氏资料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有限，又仓促出书，从而决定了书的质量难以提高。当前，由政府机构负责进行的姓氏志编纂，正可以发挥各级政府在开展专项工作方面的优势，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使各项工作得到执行和落实。 姓氏志编纂工作的难点在于资料的采集，关键在乡(镇)、村(居)的配合和落实。因此，我县的做法是： 1.提高思想认识。各级领导把姓氏志看作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是联系广大人民群众，联系海内外乡亲的纽带，是了解乡情、县情、国情的钥匙，是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是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 2.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建立县、乡(镇)、村(居)三级领导挂帅负责，县方志办公室具体实施业务指导和编纂的工作机制。主要是县、乡(镇)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或政府的一名领导亲自抓，党委或政府秘书具体负责；村级由村委会主任亲自抓，村委会文书具体落实；各自然村、各姓氏物色和聘请有一定文化素养，对谱牒和宗族历史较熟悉，较热心的民间人士做为资料采集员。 3.搞好业务培训。召开全县性编纂工作专题会议进行工作布署，由县方志办邀请专家授课，开展业务培训。为了保证资料采集的科学性、完整性，县方志办通过设计简要的表格，突出调查内容与重点，对乡(镇)和村(居)具体负责的政府秘书与村(居)文书进行辅导，确保填报资料的统一性、科学性、完整性，为全县编纂提供可靠的依据。 (原载于《安溪方志》第二十期 吴建霖 文) 妙人儿倪家少女大仝小余氏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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