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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致敬辞」 自2004年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两年之功，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截至2006年5月出版完毕，是这一年中最有分量的出版物之一，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展现了余英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同年11月，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把素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桂冠首次戴在了这位华裔学人的头上。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有鉴于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本报郑重向余先生致敬。 ■人物简介 余英时 1930 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 除了获奖其他都没有改变本报记者 张弘 “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 今年11月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共同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余英时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以76岁的年龄荣获了这个“人文诺贝尔奖”对他来说的确是对他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2001年6月，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他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这种夫妻感情谐乐和合的家庭生活让他非常满意。他一般每天都要和太太一起散步、聊天。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4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 2001年才得偿己愿。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酷爱围棋，名声在外，《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 “我的朋友还有古人” 今年11月，余英时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他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他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禅宗和尚的关系。他每天工作3小时到10小时，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按照他的话说，这“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978年，余英时曾经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最近他表示，还是想到自己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趋看看。“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强烈的社会关怀 虽然身在海外，余英时一直保持了对中国的关注。前不久，有报道说河南农村一个镇上有一种节日庆祝娱乐堕落为一种色情的表演，据说参加的农民很多。他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称，从前中国的民间文化和高层文化——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文化是沟通的、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庸俗化的，所以带到乡村的也是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有人宣称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他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余英时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基本在内地出版，他的名字也随着他的获奖而被更多人知道。在余英时身上，显现着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而在海外数十年执教于美国多所名校教授中国文化，又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在象牙塔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获得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就是一种承认。在学术的领域之外，余英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也堪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本文写作参考了《东方早报》陈怡文章，以及相关报道）links:? http://www.gmw.cn/content/2007-01/03/content_530795.htm 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尤其是批评郭沫若(指出郭沫若曾"抄袭"钱穆及其他)使某些中国文人有顿受"启蒙"因而豁然醒悟之感，并作为"创见"代为传播。余英时先生究竟是何等样学者专家?笔者有幸读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九月号刊登的有关余英时一文，题为《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求商于余英时先生》，此文评介余氏的经历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很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披露，余氏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高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国"时随同由大陆迁港台，在港台和美国求学，后来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鞭(是否已称"华裔"不详)，同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人一个特点是，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美国的学人的"义"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他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 这几年，在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李登辉在当选为台湾"总统"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直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见《镜报》1996年7月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先生写《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3月29日)，此文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 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五月二十日上任前夕，余英时又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一文(同上，5月9日至15日)，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以上见香港《文汇报》1996年7月10日报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余英时的大作《提防"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此文竟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以上摘自《镜报》文章，文章对于余氏上述观点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分析批判。我想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从略，因为对余氏的这些观点及其立场，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国人都不难自己作出判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成名并在其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明确指认中国的余英时先生，如今忽然对于"中国"的概念表示模糊弄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透了，这件事也源自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这几年李登辉在各种谈话中，包括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那次最引人注目的谈话，竭力渲染"中国"概念的模糊性，他说他弄不清"中国"究竟何所指。殊不料，专写中国历史的余英时先生也竟于此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此话亦引自香港《文汇报》报道)笔者读《镜报》文后一直纳闷：那么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怎样看"中国这两个字"的内容的呢? 事有凑巧，今年一月间偶然在国内一张报纸上读到余英时先生所写《〈论士衡史〉序》一文,上述的谜底总算在这里找到了。就在这篇"序"中，余英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注意："中国人"是被打上引号的)，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哦，原来余英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否"自始便是"呢?倒不见得。例如(这里也是引《镜报》文)纪念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余英时也写一文，内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而且还夺去了台湾，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战略演出的序幕。"如果按照余先生后来对我们的"解惑"，指明"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他这里所谓的"日本夺去了台湾"，不就变成了日本并非夺去了作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台湾，而只是夺去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吗?请问史家余先生：这说得通吗?由此可见，所谓"自始"者，诳也；后来终于变卦倒是真的。李登辉口口声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概念则具有"模糊性"。余英时先生在这方面不表现出一点"趋时性"行吗?至于李登辉只泛言"中国"概念的"模糊性",而余英时先生却明确指出"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趋时性"而外又具"创见性"，此余英时先生之所以"卓"也。 无独有偶。最近台湾又因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这个新概念，引出了"新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据中央社台北三月十二日电，台湾行政院的萧万长，在一个"政党总质询会"上，面对新党人士连番上阵的"新台湾人是否为中国人"相质询，萧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无非是为了讳言 "中国人"。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作出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这里讲的'中国人'相当复杂，它有民族与国籍意义，在今天两岸分治的情况下，还有政治意义。如果问的是民族意义，新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如果问的是国籍或政治意义，就不能这样简单回答。"意思是：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或政治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中国人"；萧万长先生则说，"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所谓"新台湾人"只是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实在很难区分这两种说法在终极意义上有何不同。 话说到这里，余英时先生的情状大概可以想见了。最后还可以再抄录《镜报》文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说： "笔者注意到余英时说的一句话：'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很好很好!这是表明余先生乃特立独行之士。然而古今中外的文人难过'皇帝关'(引者按：大概与'政治关'相同)，为学和从政总是纠缠不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的史实很不少，虽然各人的情况和程度不同。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大概是不会不注意到古今中外的这种历史现象的吧!"links: http://www.housebook.com.cn/html5/9.htm http://www.guitu.cn/blogview.asp?logid=66余英时作品选，有如下作品可供下载：《钱穆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重寻胡适历程》《现代儒学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 ? 5日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灵顿向华裔学者余英时博士（左）颁发2006年克鲁奇奖。左上图余英时博士在致词。（美国《明报》图）? ? 据美国《明报》报道，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日前荣获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他12月5日欣然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授奖仪式，与数百名来宾在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富丽堂皇的大厅中欢聚一堂。余英时是第一个获得克鲁奇奖的华裔学者。? ? 余英时当晚发表了长篇英文获奖词。他以平稳而儒雅的语调道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叩问和感悟。 ? ? 在他看来，中国儒家文化中包含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有关共同人性和人的尊严的理念，尽管“人权”一词具有特殊的西方语言属性。他说，中国的《论语》和《孟子》就体现了这些精髓﹐如天地之性人为贵。 ? ? 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宣读了余英时获得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缘由。共同获奖者为91岁高龄的美国学者约翰·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授奖词称，这两位学者将美中两国过去被人们遗忘的重要历史，重现于主流学术界，并将之融入各自母国的公众意识。 ? ? 余英时著书30多部，上下涵盖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烟云。他沉浸于久已忘却的中文文本，孜孜不倦地探索﹐使儒家传统重放光彩。 ? ? 余英时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他于1962年开始学术生涯，先后在哈佛﹑耶鲁及普林斯顿等三所长青藤大学及密歇根大学任教。上世纪70年代还兼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等职，他的大部分时光在普林斯顿渡过。 ? ? 193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的余英时是第一个获得克鲁奇奖的华裔学者。今年两名得奖人将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 ? ? 该奖赞助人约翰·克鲁奇(John W. Kluge)为前大都会媒体(Metromedia)总裁。此奖为终身成就奖，获奖人不分国籍﹐可用任何语言从事写作，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历史﹑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语言学及文学评论。links: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6-12/07/content_5447996.htm 欢迎共享你手中的家族资料，方便更多兄弟姊妹寻根！余氏家族QQ群 | 余氏家族报 | 余姓博客MSN群: group195795@msnzone.cn我的字辈信息(湖北黄冈):之志从道钟维嘉士会启 | 湖北黄冈地区余氏族谱=500) window.open('http://wpa.qq.com/pa?p=1:1656852:1');" >QQ留言 | 我的开心网ID：26336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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