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政协副主席——余心清

清华大学

  余心清（1898～1966）　合肥人。早年考入金陵神学院，曾任冯玉祥部随军牧师、军官子弟学校校长。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历任开封训政学院院长、抗日同盟军总务处长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民国22 年（1933 年）参与“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中将处长，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委。民国35 年任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委。次年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民国38 年经中共营救获释，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四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66年9月4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余心清先生，走完了他那68年的风雨人生路。2006年恰逢他逝世40周年。??　　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余心清”是个陌生的名字；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曾留下辉煌业绩的人。余心清1898年生于合肥，祖籍安徽省巢县拓皋镇。与冯玉祥将军的祖籍巢县竹柯村仅十数里之遥。余心清的挚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授、我的父亲尹心田，在1978年10月9日“余心清先生骨灰安放（八宝山）仪式”时，曾赋七言诗一首悼念他： eWDXV-xD??　　不讲圣经讲革命，“红色牧师”世人惊。　　热心育才教育家，桃李芬芳笑花丛。  莫说文人纸谈兵，抗日救国急先锋。 坚强不屈争民主，为国不惧囚牢笼。  一心建设新中国，德才兼备排头兵。 　　秉性耿直存正气，敢说敢为真英雄。  志士可杀不可辱，碧血丹心余心清。 　　革命自有后来人，英灵可慰天九重。 　　尹心田的这首诗，是对余心清一生的高度概括。 　　 　　不讲圣经讲革命“红色牧师”世人惊 　　1922年10月的一个早晨，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河南开封市南门外的小校场上，整齐排列着一千多名身着灰色军服的士兵，这就是冯玉祥将军的“陆军第十一师”学兵团（即教导团）。　　检阅台上，冯玉祥将军的参谋长兼学兵团团长石敬亭训话结束后，指着站在台右侧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对大家说：“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冯将军请来的随军总牧师余心清先生，欢迎余先生给大家布道。”当时站在台下第一排的学兵尹心田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余心清先生。余牧师的讲话，实在让我们吃惊，因为他除第一句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孙，无论富贵贫贱，都是平等的’外，接下来讲的都是士兵们熟悉和关心的事。他从赵倜（前河南督军）祸国殃民谈起，论述中国贫弱的根源，实实在在地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时事政治教育课。”在以后的历次“布道”中，余心清从不像一般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他每次“布道”，都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深受听众欢迎。在当时的西北军中，提起“红色牧师”，尽人皆知。连冯玉祥将军也夸奖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热心育才教育家桃李芬芳笑花丛 　　余心清自幼生活在南京，家境贫寒，深知民间疾苦。他小学未毕业便中途辍学，在南京城内五台山以种菜、代写书信等餬口。“寒门出孝子，逆境长人才”，余心清虽然小学未毕业，但刻苦勤奋，努力好学，17岁时便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不收学费还管饭”的、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往河南，任专业神职人员——牧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基督将军”冯玉祥率部出陕入豫，大败奉军，出任河南督军。5月，冯在开封查抄前督军赵倜家产后，将所得赃款全部用于河南教育等事业。冯还公布“施政十大纲领”，短短数月，河南面貌即大有改观，他的这些举措，深得河南人民拥戴。余心清也为此深受感动，决定投身于冯军中服务，余与冯二人一生的亲密友谊由此开始。 　　冯玉祥重用余心清，是从一个小故事开始的：1922年5月，冯刚请余心清任随军牧师不久，开封某学校校长刘某，以自己是安徽人（同乡）和基督徒（教友）的双重资格，请求新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出任该校“董事长”。冯爽快回答：“办学是好事，我乐意帮忙，等我调查一下再答复。”于是，冯马上请也是同乡和教友的余心清去了解该校情况。余心清调查后发现，这个刘某是开“学店”的，学校的职员都是刘某的亲戚子侄，他以“办学”为名，骗取钱财，误人子弟，乌烟瘴气。冯玉祥听后大为恼火，立即通知省教育厅勒令该校停办。事后，余心清还为如何办教育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余心清工作的高效率、高质量以及对教育工作的清晰思路，深得冯玉祥赞赏。他当即委托余心清开办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和为解决随军子弟就学的“培德学校”。这是余心清涉足教育之始。 GjEV]hqR??　　1922年冬，冯玉祥率部队赴北京任“陆军检阅使”，兵驻南苑等地。余心清受命在南苑的团河继续任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校长。该校实际上是西北军少年军校，从小学到高中班均有，学员多是出身寒门的西北军的官佐子弟。由于训练严格，教育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才。1926年，冯玉祥访苏，余心清也留学美国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多是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为冯玉祥将军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隐居山西汾阳，在“开封军校”的基础上，又在汾阳创建“汾阳军校”（对外番号是第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命尹心田任军校教育长。军校西侧有一座由美国人在1915年就兴办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此时，恰逢该校校长张元恺辞职，校长职位无人接替，经冯玉祥举荐，由余心清接任校长。他接任后，实行教育改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公开反蒋、反法西斯，这些举动对学生影响很深。以后，该校许多学生走上了抗日和革命道路，为祖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余心清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比较著名的有李荣（抗日烈士）、王瀛（革命烈士）、王森（原国务院参事）、魏思文（原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彭雪枫（抗日烈士、新四军师长）、过家芳（原安徽省军区司令）、朱军（原海军学院院长）等。　　　　莫说文人纸谈兵抗日救国急先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半年多，即1931年春天，余心清在研究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后，就曾预言：“东北要出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当年，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山西汾阳有一文一武两个“红色据点”，武的是汾阳军校，文的就是铭义中学。在两校中间的汾阳医院南门外，有个大广场，两校每周一都在大广场上联合举办“纪念周”。几乎每个纪念周上，余心清都要作有关抗日救国的演讲，他的讲评时局、分析问题、抨击不抵抗的国民党当局……均切中要害，深入人心，大受欢迎。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山西统治者阎锡山当局的眼中钉。1932年冬，他被阎锡山通缉，危机之时，偏又犯了严重的痔疮，不便行动。尹心田将他藏在军校之中，待病情稍稳定之后，又派人秘密将他送出汾阳，到榆次上火车，去山东泰山冯玉祥处。此时的冯玉祥，激于民族义愤，以在野之身，起而号召抗日，派员四处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余心清是冯玉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联络桂系、粤系及四川省地方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肖明、张慕陶、宣侠父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与吉鸿昌、方振武等著名抗日将领一起，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义旗。冯玉祥将军任总司令，余心清任总司令部总务处长，并兼任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笔者的父亲尹心田，时任抗日同盟军二师一团团长）。他竭尽全力做好支前及后方安全工作，为前线对日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援。同年7月，抗日同盟军旗开得胜，经过浴血奋战，攻克已被日寇占领的多伦等四县，光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就在抗日同盟军准备扩大战果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等对冯玉祥将军以“破坏国策、拥兵自重”的罪名，调集13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寇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经济封锁、切断外界援助及挑拨离间、重金收买等鬼蜮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此时，以柯庆施为首的“前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也从抗日同盟军内部排斥、打击冯玉祥。在此险恶形势下，1933年8月，冯玉祥将军被迫去职，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　　与此同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日寇作战最英勇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强制调往闽西“剿共”前线。蒋的本意是借刀消灭异己，但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著名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了抗日，毅然联共反蒋，在福建发动“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公开决裂。冯玉祥将军派余心清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并被选为政府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是张云逸）。但是，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蒋介石便抽调了近三十万大军入闽，决心以武力消灭之；加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不支持和配合福建人民政府，反把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当成“最危险的敌人”，致使福建人民政府勉强支持三个月后，亦于1934年2月中旬失败。余心清被蒋介石明令通缉，被迫流亡日本避难。　　1935年夏，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余心清冒着随时可能被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回到已移居山东泰山的冯玉祥身边，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6年4月19日，任韩复榘部政训处处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余心清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指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当时，为了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委派张经武、彭雪枫、张震等人为中共代表，以“华北救国会”这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帮助韩部建立政治工作体系，由余心清出任山东省战时工作团团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余心清聘请了中共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许德瑗等为教官。该训练班的学员，有不少人后来成了抗日救亡骨干和山东地区的革命种子，并成长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1939年后，余心清从抗日前线回到重庆，担任“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廉洁奉公，不辞辛劳，大力开展救济难民，收容孤儿的工作。不论是在前线、后方、解放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坚强不屈争民主为国不惧囚牢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冯玉祥、余心清等国民党左派坚决抵制。1944年，余心清参加了国民党内的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余心清应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时任十一战区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孙连仲之邀，赴北平任“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行前，他同周恩来、叶剑英告别时，周、叶希望他到北平后，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于是，余心清以北平为基地，积极展开民主政治活动和争取孙连仲部的起义工作。在他的住处，曾经开过不少次秘密会议，一些革命同志，也曾在他家暂住避难。　　1947年，解放大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下，孙连仲表示愿与中共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周恩来、叶剑英当即就此事对北平地下党作了指示，并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幸的是，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中共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及其他一些重要电稿未来得及销毁，导致了余心清和地下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时间是1947年9月26日。此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蒋管区的报纸上，曾以头版头条刊登：“北平破获共党间谍大案，主犯余心清已押解南京。”　　余心清被押解到南京后，先是关押在水西门外上新河“军人监狱”，但很快又转押到城内进香河老虎桥监狱。当年，南京民间有句民谚：“老虎桥，门朝北，十人进去九成鬼。”一般人平常赌咒发誓时也常说：“我要是骗你，叫我马上进老虎桥”。由此可知，“老虎桥”是个多么阴森可怕的地方。 　　在狱中，余心清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余心清的“供词”，就是讨蒋的檄文。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在狱中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黑暗的尽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1948年底，当蒋介石军事上遭受全面失败、解放大军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于1949年元旦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总统”。这时，经我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绕道上海、香港进入解放区。 　　秉性耿直存正气敢说敢为真英雄　　余心清先生秉性耿直，一身正气。他对朋友满腔热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敌人针锋相对，宁折不弯。　　1935年冬，冯玉祥将军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坚持抗战，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余心清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改变反动本性，坚决反对冯赴南京。冯上了火车，他还坚持己见，竭力劝阻，恨不得把冯从火车上拉下来。　　1935年11月18日，冯玉祥将军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冯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成了“军委会”工作人员，并由铨叙部按冯玉祥将军拟定的名单，正式授了军衔。余心清、魏凤楼等人被授予陆军少将（领中将薪）；尹心田、陈天秩等人被授予上校；冯纪法、冯文华、周茂藩、赵力钧、刘致钧、刘钧初、常永明、张公干、郭永照（都是冯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等人被授予少校。当冯玉祥将军派冯纪法给余心清送工资时（余当时经济相当拮据，他此前因受通缉无固定收入，且老母又在病中），余不仅拒收，还气愤地对冯纪法说：“我不拿蒋介石的钱，不当他的狗腿子。”冯纪法无奈，只得回来如实向冯将军报告。冯将军把尹心田叫来说：“余心清的脾气我知道，他没想通的弯子，十条牛也拉不转，还是你这个交际主任（尹时任副委员长办公厅交际主任）再去一趟吧。”尹心田见到余心清后，先向他讲述了中共代表肖明到南京与冯玉祥将军密谈的内容：1.理解冯赴南京的动机。2.满意冯到南京后大力宣传抗战的工作成绩。3.支持冯玉祥继续工作和扩大合作，并向冯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然后，转达了冯的话：“1.要认清新形势；2.要学姜子牙的稳健；3.要学诸葛亮的足智多谋；4.要多看书，中国书、外国书都要看。”两位挚友经过彻夜长谈后，余心清心中的疙瘩解开了，愉快地接受了冯玉祥推荐他到韩复榘处去工作的新任务。　　1939年后，时任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余心清从解放区回重庆后，大谈解放区的各种新气象、新局面，并与蒋管区对比，抨击时政。“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听不下去了，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你不要替共产党作宣传。”余心清愤怒反击：“我作宣传？我讲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不像有些人，整天闭着眼胡说八道，靠造谣吃饭！”　　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掀起了反共高潮。积极抗日的冯玉祥将军，也成了顽固派的重点打击对象；加之不久前蒋介石又撤了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一职，冯玉祥在重庆备受孤立，思想极端苦闷。在此背景下，冯玉祥家庭出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风波。因为是“家事”，冯的许多好友、部下，虽很焦急，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唯独余心清，以张仲和（字政之，河北获鹿人，是冯玉祥早年的好友。他因家庭矛盾，气急交加，中风失语而亡）为例，直言相谏，并与尹心田密切配合，巧施“釜底抽薪”之计，化解了这场矛盾。　　1947年5月23日，被迫流亡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及种种倒行逆施。冯在国内的一些旧部，屈于蒋介石的压力，去信劝他少在国外发表“反蒋反政府言论”。余心清则与之相反，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以临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灭……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局震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正可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余心清先生不愧是敢说敢为的真英雄！　　一心建设新中国德才兼备排头兵　　　　全国解放后，余心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繁重工作。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家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政府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整个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纷繁，任务琐碎。余心清身体力行，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他不仅自己工作认真负责，也不能容忍手下的工作人员有任何粗心大意。 　　余心清的工作深受好评。周总理曾在一次会议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没有设其他副职），工作也干得蛮好嘛！”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在一次庆祝国庆的筹备会上也曾说：“论年龄，余心清同志比咱们大；论学问，余心清同志比咱们多；论工作效率，余心清同志比咱们高。咱们都要向余心清同志学习。”　　　　志士可杀不可辱碧血丹心余心清 　　遗憾的是被周恩来、刘澜涛、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称为“我党的真朋友、好同志”的余心清，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北伐前线，没有死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没有死在蒋介石的牢狱之中，却死在十年浩劫的动乱中。　　余心清 “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和胸怀坦荡、嫉恶如仇的高尚人品，注定他绝不可能忍受任何人对他的人身侮辱。1966年9月4日，余心清悲壮地倒下了。他和老舍先生一样，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法西斯淫威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借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横扫一切”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在信中恳切地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之时，也没有丧失对同他一起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与祖国建设事业并肩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信赖和思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后，余心清的老朋友、老同志、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在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便着手办理对余心清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齐燕铭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灵堂，主持追悼大会。但当时谁也未曾料到，仅隔几天后，便是追悼齐燕铭的追悼会。这种能够生死连心的革命情谊，感人至深。　　　　革命自有后来人英灵可慰天九重　　　余心清和冯玉祥的旷世之交和战斗友谊，也使两个革命家庭永远连在了一起。余心清的爱女余华心与冯玉祥之子冯洪达结成连理。目前子孙三代，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着贡献。 http://www.eywedu.com/zongheng/zonh2007/zonh20070212.html[ 此帖被兰花斋主人在2009-04-22 13:03重新 ]  当年余心清的爱女余华心与冯玉祥之子冯洪达在谈恋爱的时候，余心清坚持反对，余华心不知道是何原因？只是偶然听见父亲余心清和母亲在房间里的一句话；“都是旧军人的后代，我怕他们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后来果然如他自己所料，“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和胸怀坦荡、嫉恶如仇的高尚人品，注定他绝不可能忍受任何人对他的人身侮辱。1966年9月4日，余心清悲壮地自尽了，从此余家的人便受到牵连多年。......90年代初，在杂志读到余华心与冯洪达的爱情故事时，我竟然被他们两人的执着感动了，也羡慕他们，祝福他们的生活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