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耀新解（一）]一段无可厚非的起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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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耀新解（一）]一段无可厚非的起家史  □黄赞发   方耀字照轩，又名方辉，普宁洪阳人。生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行伍出身，以力剿太平军入粤余部而逐步得到朝廷的重视，累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世称“方军门”。由此，方耀的第一个骂名就是诛杀太平军起家，屠杀农民军的刽子手。   咸丰元年（1851年），方耀在乃父方源的乡团练中当副官。他身材魁梧，性格刚毅，精武艺，善骑射。据传他奔驰山险如履平地，眼睛昼夜均能察物。咸丰六年，太平军兴王陈金缸自湖南败退入粤，围攻清远。方源奉命率所部前往救援守军，途中“陷伏兵溃”。方耀回普宁募集乡勇千余名驰援，解了父亲之围，“由是孝勇之名大噪”。从此，方耀在清远、广宁、德庆、连川等地继续与太平军作战，从把总晋为参将，朝廷赐号“展勇巴图鲁”。咸丰十一年，他在高州再次大败陈金缸。同治元年（1862年）补琼州镇右营都司，署三江协副将，与卓兴“平肇庆贼，擒其酋”。第二年，陈金缸被其部将郑金袭杀献降。陈金缸据信宜一带达三载之久，“蹂躏数百里，一旦授首，遐迩壮之”，方耀因之升为副将，加总兵衔。同治三年，方耀转战平远，曾因延误军机被撤职留用。不久又从平远率勇4000人驰援武平，打败丁太阳太平军，官复原职。   其时，太平军江南余部主力曾于闽西南屡败清军。清政府派左宗棠督湘军由赣、浙分兵入闽。攻克武平之后，方耀继续转战于闽境。《大清穆宗皇帝实录》同治四年三月条对此曾有这么一段谕述：“闽省南阳贼匪，横窜白沙、石碣等处，图入粤境，经方耀等军并力分剿，将石碣等贼巢一并焚毁，歼除贼匪几及万人。另股逆匪”，“欲绕越方耀等军后路，图窜粤疆”。“方耀等军，前谕粤边有警，仍令回顾”，“着左宗棠、徐宗干”，“与粤省入闽之方耀等军，联络声势，妥筹夹击”。太平军寡不敌众，康王汪海洋、侍王李世贤（李秀成堂弟）等于同治四年先后败走粤东。汪海洋虽败于左宗棠，其众尚有十余万，“蹂镇平、平远”。方耀“督六营扎南口以遏其冲，伺机掩击”，杀太平军近万。接着又回军扼大埔，与李世贤遇于五通庙，“血战三昼夜”。李世贤兵败退至镇平汪海洋军营，因内部矛盾，数天后为汪海洋所刺杀。是年十月，“方耀奉派剿贼，于贼抵龙南时”，又被认定追剿、截击不力，被“撤销提督衔，暂时革职”，但朝廷仍令其“奋勇剿贼”。年底，汪海洋会同偕王谭体元等进取嘉应州。左宗棠调集各路清军前往围攻。方耀会同康国器、高连升（一说鲍超）“合歼之”，汪海洋中弹伤重，于第二年年初身亡。谭体元败走黄沙嶂，力竭坠崖，被俘而死。至此，太平军残部彻底溃灭，方耀因战功于同治七年复职，同年八月升任南韶连镇总兵，不久兼署（所谓署，即是代理）潮州镇总兵。   综观方耀从戎史，的确无不与太平军息息相关。他曾多次被朝廷指斥为“观望迁延”，“追剿迟误”，“纵贼窜逸”，而一再被撤职；更曾多次因“截剿获胜”，“会军兜击”，“联络策应”，“乘胜兜剿”，而一再被重用提升，这既可见当时太平军尚有余勇，战争态势十分曲折，也可见方耀善于用兵，善于审时度势，不怕艰险，不怕挫折。应该说，方耀以剿杀太平军发迹起家，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问题是，究竟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剿杀太平军入粤余部是否就成了历史罪人，应该受到唾骂？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看看后期太平军，特别是溃退入粤的太平军的性质。   我们知道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已逐渐从正面走向了反面。这是史学界的一个共识。洪秀全、杨秀清等一到南京就大兴土木，建造王宫，追求声色，生活极端腐化，在制度上愈来愈多地采取了封建的一套，实行君主政体，君权神授，闹宗派，闹分裂，以至发生内讧。政权的封建化，已使太平军不能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尽管李世贤等退走漳州还曾布告安民，保护农商，恢复生产，整肃军纪，使闽西南一度全为太平军所有。但是残局难以挽回，败军难以严纪。入粤余部更是难以称其为农民起义军，各股残部已形同流寇。因此，以是否参与围剿入粤太平军来衡断是否于史有罪当显见不妥。可以断言，方耀以剿杀太平军起家应无可厚非。退一步说，即使入粤太平军还能称之为农民起义军，也不能片面地以是否剿杀太平军来论断一个历史人物，而还须全面地观察、分析其所有历史活动，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要看其主流。岳飞在抗金的同时，不就先后征讨过筠州、江州，道州、贺州，赣州、吉安等地以及太湖杨幺的多起农民起义军嘛？人们绝不会，也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岳飞，骂他为刽子手。这就是历史唯物史观。   近年，见有为方耀辩诬的文章，认为方耀作为朝廷命官，参与平息太平军“残部的动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义举”。这一提法又颇值得商榷。究竟晚清的“历史潮流”是什么？事实上，剿杀了太平军残部不就恰恰是使腐朽至极的满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嘛？窃以为，我们既不能妄加罪名，苛求于先人，也不宜不看时代背景，刻意夸大、拔高先贤的历史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