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方刚（《中国名人榜》１０月号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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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方刚（《中国名人榜》１０月号专访）发表于 2008-11-04 08:55:22 （《中国名人榜》月刊，香港出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号文章。）　　　　　 　　　　　　　　　孤独的先行者   　　　　　　　　　　　——性学家方刚印象  　　　　　　　　　　 林德云     方刚，性社会学博士，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师，在国内外出版著作30多部50多个版本，中国性学会理事，国际中华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被认为是中国青年性学家的领军人物，一个充满争议的人。    　　一，一个被骂的人  方刚一次又一次被置身于舆论的锋头，一次又一次招来骂声一片。仅在过去的一年间，他就至少三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网民咒骂的对象。第一次是２００７年底媒体披露的“性学博士为写论文卧底夜总会研究男公关”，ＧＯＯＧＬＥ检索“方刚，男公关”，有几十万个页面。而方刚自己反对“卧底”一次，他称自己是在夜总会里做了二个月的田野调查，完全了全世界都非常少的关于男公关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第二次是２００８年３月，方刚针对浙江大学“守贞课”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帖子，题为“我反对守贞课”，当天新浪首页推荐，２４小时内点击超过２００万人次，骂方刚的留言超过３０００多条，多家媒体跟进报道，诸多学者都站出来发表或支持或反对的声音，引来社会舆论针对性教育的持续近二个多月的讨论。第三次，是２００８年８月，还是由方刚的一篇博文引起，他在博文中呼吁政府设立裸体海滩，十多家媒体对他的这一呼吁跟进报道，大量批评方刚的媒体评论，咒骂方刚的网络文章在其后一个多月里不断涌出，只有一位学者发表了支持方刚的声音，这位学者也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面对咒骂，方刚早已习惯。他调侃地说：“许多人不过是针对我的母亲、妻子、女儿实施他们的性幻想而已。有些想象力丰富的人还会针对我的祖母实施性幻想。”他说：“我一直在骂声中成长。”早在１９９５年，他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同性恋在中国》时，因为在书中呼吁给以同性恋者平等的对待，而引来舆论一片骂声。那之后，２００５年出版《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被骂。同年，因为提出“男性解放”，倡导男性运动，他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不仅被网民咒骂，在学术界内部也饱受批评和谴责。在方刚后来出版的《男性要解放》一书中，他干脆将咒他的网文和批评他的学术界文章都整理汇编了进去。他说，这是记录历史。显然，他对于自己的观念、主张将被后人接受从来没有怀疑过。  方刚博客上少数支持方刚的网友留言，其中有一条这样写到：“方刚的思想价值，也许要过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被人们认识到……”  方刚自己认为，研究性的人被骂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性领域原本就是有争议的。他写过一篇博客：〈你骂我，是我的光荣〉。称走在时代前列就是会被骂。也许，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领先时代半步是智者，领先一步是天才，而领先两步，就是疯子。至少在许多人看来，方刚是一个疯子。  方刚引用一句古语：“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相信真理在那里，即使千万人反对，我也要勇往直前。  同性恋、艾滋病、变性人、婚外恋、多性伙伴、男公关……方刚写了十多年，也被骂了十多年。这十多年，他出版了３０多本书，５０多个版本。他有一张照片，所有著作高高堆了两摞，他没在书后面，露了半张脸，似笑非笑，半喜半忧。    　　二，一个边缘的人  处于社会的边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更期望自己可以进入主流，这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进入主流，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利益。  　　但性学家方刚，却自觉地选择了边缘。首先，对性学有选择，就是一种边缘的选择。在今天中国学术界，甚至在全世界的学术界，性学也是一个非常没有地位的学科，仅以性社会学而言，远远无法进入社会学的主流学科视野当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绝大多数的社会学教材，都对性社会学只字不提。开设性学课在中国的大学中非常难，申请性学课题也非常困难，一个研究性的学者甚至很难在学术机构找到工作。以学术资源来讲，社科基金等学术界最看重的科研项目，也几乎完全不可能给性学研究。这些困难也就使得许多性学家会将自己原本边缘的性研究与主流一些的课题靠拢，比如艾滋病，比如婚姻家庭。但选择了性学家这个边缘身份的方刚，在他的研究课题上再一次选择了边缘。在同性恋、艾滋病是禁忌话题的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他研究同性恋和艾滋病。而在它们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的今天，他则再也不去触及，而选择研究更被冷落的话题。比如换偶、群交、乱伦、裸体运动，等等。而更重要的是，方刚对于这些人群的研究，像他以往的所有研究一样，自己都声称是有鲜明的价值观的，都是要为这些人“代言”、“发声”。  　　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研究会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甚至民间的资金支持都不可能。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核心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但是，方刚投入其中，乐此不疲，不问得失。  　　曾有一位和家人发生性关系的人写信问方刚：是什么支持着你的研究？方刚回复说：是为被污损了的、贬斥了的人传达正面形式，争取一份公正的强烈渴望。  　　这是一个似乎要和整个主流社会做对的人，用他的笔，用他的思想。  　　他怎么了？他为什么会这样？  方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一定是在其中寻求精神世界的契合点。”  方刚对这种精神上的渴望，要追逆到40年前。1968年，方刚出生在长春，当时“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方刚父母是东北电力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外公曾是沈阳著名的银行家，祖父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这样一个家庭在那个年代是社会的下等人。在方刚的记述中，从1956年开始，父亲就屡受冲击。1971年春天，饱受批斗折磨的父亲纵身跳进了炼钢炉，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这一年，方刚3岁。  父亲的死，犹如在方刚心里埋下一粒疼痛的种子，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发芽、抽枝。父亲死后，方刚的母亲忙于工作，把方刚送到了天津姥姥家。从幼儿园到初中，方刚一直是不受人关注的孩子，内向、孤僻，常常被其他男生合伙欺负。“那时我坐在第一排，下课了同学从我跟前经过，顺手梆梆梆地在我脑袋上打几下。”   “我一直是边缘人”，直到今天，他仍然这样自我定义：“虽然我在高校任职，可能是主流，但我一直和边缘人站在一起，不仅是性的边缘，还包括各种边缘人。”讲述任何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方刚尽量避免用“同情”之类的字眼，“我有什么资格同情他们，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啊。”  也许正是这样的立场，使得他很容易被那些性的边缘人所接受，倾吐他们不愿意对其他人讲的内心秘密。   过去的十多年中，方刚一本一本地出书，本能地想替边缘群体说话，“这不是理性的思维，或许是种偏执。” 他站在主流价值观之外，甚至是对立面，把一块块石头砸将过去，内心畅快无比。他书房里保存了十年前的来信，有两麻袋，大多来自同性恋者和艾滋病人，都“各个层次的人都有，有一个农村的孩子给我写了几十封的信，每封都上万字告诉我，看了你的书我不再想死了，也有人跟我说，读你的书像读圣经。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听不到支持的声音，都被骂作变态。”现在没有人因为同性恋而要自杀，也没有人再写这样的信，方刚一再地搬家，这些信也都留存下来，那种信任与倾诉，他舍不得扔。    　　三，一个关注现实的学者  　　方刚主张，学术应该与现实紧密结合，学者不应该拒绝参与到改变现实的具体行动中。这在普通公众中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但在学术界，还是会有争论的观点。许多学者会认为，学术应该注重理论，学者应该专心于书斋，比如方刚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在许多学者看来方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过于“浮躁”了。  　　方刚说：“有些学科，比如自然科学，学者远离传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特别是你的研究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那么就有责任利用传媒传播你的观点。学术最终的使命是要服务于社会的。”方刚不仅担任过多家电视台的嘉宾，在视频网站“第一视频”还长期担任一档“午夜访谈”节目的嘉宾，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周一期，谈论很深入的性话题，前卫得时常令人吃惊这样的节目也会在今天中国被允许播出。  而方刚的著作和一再引起争论的观点，也往往是直接致力于改变社会现实的。在他的第一本书《同性恋在中国》的后记中，方刚便写到：“作为一本表现社会问题的著作，我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因为那将是社会快速进步的标志。”方刚应该感到欣慰，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命运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改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同性恋在中国〉中在当时很进步、前卫的观点，今天已经过时了。  　　对于性革命，方刚认为，性革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性革命只会发生在走向开放的社会，它是人民追求自己性权利的体现。性革命呈现了多元的性行为方式，性是私事，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行为方式。一个进步、开明、民主的社会，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涉私人生活，应该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包括多元的性行为方式的选择。他的〈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一书，便是研究性伙伴超过１０人的多性伙伴行为者，他说他们的活跃是性革命的成果，体现着社会对私人生活控制的解体。  对于性道德，方刚认为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被所有人都接受的性道德。总是多数人把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所有人，对于不愿意接受这一标准的人便进行贬损和打击。方刚说这便是性的道德霸权主义，即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有权利的人是对的，没有权利的人是错的。他主张在性上应该有多元道德标准，有人为爱情而做爱，有人为娱乐而做爱，有人只在婚姻中做爱，这些人都在决定自己身体的使用权，因此是平等的，不应该以道德借口对任何人进行贬损，即使他是少数。方刚的性道德主张实际上是在强调性权利，强调人人权利平等，正如他呼吁设立裸体浴场时说：公共海滩，一个裸体者和一万个穿衣者的使用权应该是平等的。  对于“性变态”，方刚主张取消这一称谓，而改为“性少数人群”。前者在贬损，后者只说明他们是少数的选择。方刚出版过一本〈社会学家的两性辞典〉，对２００多个两性词汇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读，他认为词汇的使用建构着我们的思维，也影响着我们的观念。比如，他将“易装癖”改为“易装恋”，将“易性癖”改为“易性恋”，将“乱伦癖”改为“亲属性行为者”，将“恋足癖”改为“足恋”，等等。所有这些在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中被视为性心理障碍的人群，方刚都为他们正名，称为只是少数人的选择，无过无错。如果性少数人群有心理问题，那不是他们的性行为选择本身造成的，而是社会对这些行为的污名化、标签化造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  　　在性教育领域，方刚主张“开放的性教育”，认为性教育从幼儿园就应该开始了，他提出“性信息传递”这一概念，主张性教育的主体不应该是教育者，而应该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问什么，教育者就应该答什么，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反对禁欲的性教育，而主张安全的性教育，即告诉青少年性交的风险和责任，可以建议他们尽量推迟性交年龄，但如果他们一定要早做，就要使用安全套。  在社会性别领域，方刚认为性研究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应该紧密结合起来，而今天中国的性学界很少研究性别，性别学界更是很少研究性。而在性别研究中，中国也主要是女性主义的研究。方刚将男性气概的研究引入了中国大陆，他先后推出〈男性要解放〉〈男人解放〉〈第三性男人〉〈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等书，为中国大陆的男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方刚还有许多“离经叛道”的言论，比如他主张“性的情趣用品应该变为日用品”，批判“浪漫主义情爱观”而主张“现实主义情爱观”，曾经在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中力挺一位17岁女大学生找人包养的“个人选择”，认为婚外性不可避免应该被社会和配偶宽容，等等等等。  也许你无法接受方刚的主张，但是，当你听他侃侃而谈的时候，那一脸正气，那一付为追求真理、捍卫少数人权益而不惜一切的神态，无法不让你认真地听下去，然后去思考。  在大学执教的方刚，开设有性与性别的课程，总是堂堂爆满。学生们的好评如潮中，他说自己最满意的一句话是，一位学生在他博客的留言，称他的性课程是“真正的大学教育”。方刚感动地说，这个学生真正懂了他的课，他的课就是要提供多元的声音，提供质疑和思考，这才能培养出来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一代人。  
  其他宗亲回复：2009-1-22 17:14:05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