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莆阳蔡氏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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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市莆阳蔡氏探源

...............................................................　　莆阳蔡氏的来历，据《东沙谱》所录《谆熙四年勘公序》：“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同王潮徙泉之莆田，故世为莆田人。”但序文对钱塘蔡氏的来龙去脉却未着一语。其《序》复称：“允恭之后，历唐五代，蔡氏无显者。”按允恭为唐初“登瀛洲”的十八学士之一，湖北江陵人，新、旧《唐书》皆为立传。据《勘公序》考证：“江陵本无蔡氏，大宾从梁帝迁江陵，因家焉。”按大宾兄弟三人，兄大同，弟大业，允恭即大业之子。由此可知，大宾移家江陵时，其弟大业一家是随往的。只是长兄大同一家似乎并没有随迁江陵，因为《序》中复称大同之子“景历亦陈留考城人”，而这位景历恰恰就是莆阳蔡氏的先祖。景历以下的世系，依《勘公序》排列是：“景历生中书令徵，徵生随东官学士翼，翼生知节，知节生唐职方郎中巽，巽生文表……。文表传至玄孙剑，为散骑常侍，剑生主管判官郊。”郊之后据《大宗世科》即用元之父彦礼。这也就是说，从景历至用元，前后历13代、约300年，蔡氏的籍贯变迁情况无迹可寻。正由于此，《明洪武四年大四公修乘序》便据“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一语，把莆阳之族源臆改为“吾祖自光州固始迁泉之莆田“。至明嘉靖四十年（1525年）续修《谱序》，又给蔡用元加上“南唐司空”的头衔。此后，直到1980年，莆田蔡氏后裔犹沿袭其说。如1984年增订重印的《东沙谱》中收录一篇《蔡氏渊源初探》的时文，谓“自墨公四十传至南唐司空用元，因朱温篡逆，不从召遣，从王审知同十三姓入闽，始居兴化赤湖蕉溪。”以上论者的本意是想为“固始说”寻找更充足的论据，但却忽略了各个历史事件的时间关系，因而不免留下漏洞，授人以柄。我们试把以上所提到的历史事件列成年表：公元885年王氏入闽——907年朱温篡唐——937年南唐立国。故所谓“南唐司空”因不满“朱温篡逆”而“从王审知同十三姓入闽”的说法，是开历史的倒车。

　　待到1987年，在莆田召开的第一次蔡襄学术讨论会上，才有人对“固始说”提出质疑，并重新论证了“钱塘说”。但其主要论据仍采自《东沙谱》附录南宋朱泳的跋语：“蔡氏由司徒迁丹阳，遂为丹阳人。至南越太保，又始为同案人。由南越太保二十一世屯田公，始为钱塘人。有子出历南闽，居莆阳。”论者对这段文字的破译大略是：“南越为南唐之误”、“太保”与“司空”同为以“三公”称用元所引起误解；“二十一世”下漏“祖”字，应作“二十一世祖屯田公”。边贯起来解读为：“蔡谟在东晋南渡，作了丹阳人。他的后裔‘屯田公’，在唐前期定居钱塘，作了钱塘人。‘屯田公’的后裔‘蔡三公’至南唐时居闽之泉州，为同案人。这支蔡氏后来又从泉州徙居莆阳。”

　　然而，以上解读仍不能令人完全释疑，因为其矛盾太多了。一是行文颠三倒四，毫无章法可寻。即从东晋的蔡谟一下跳到南唐的蔡用元，然后又倒回用元的二十一世祖，最后再补上“有子出列闽南”，准乎此，蔡用元岂不成为他的“二十一祖”之子了吗？二是‘屯田公’如果“唐前期定居钱塘”，那么就不可能从蔡用元上溯二十一世。其参照系就是蔡允恭，他也是唐初人，距蔡用元只有十三世。复查《世系总图》，蔡用元的二十一世祖为蔡兴宗，他是南朝刘宋的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尚书右仆射，而不是小小的屯田员外郎。三是蔡用元倘若迟至南唐时自浙入闽，那么距六世孙蔡襄的出生（1012年）最多不超过75年，时间显然是太短了。最后，以上解读对《勘公序》中的“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一语完全置之不顾，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过，朱泳跋语的解读尽管还有困难，但它对“钱塘说”毕竟是一条比较有力的佐证。因为该跋写于绍兴十六年（1146年），而且是作者从蔡氏后裔山甫那里直接看到族谱，而这位山甫就是东沙始祖度公之兄广公的长子。

　　1998年，在莆田第二次蔡襄学术研讨会上，莆阳蔡氏渊源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而且又是一面倒倾向“钱塘说”，只是对自浙入闽的过程论述不尽一致。其中蔡金宏先生的初步意见是：“早在王氏兄弟入闽以前，莆阳蔡氏的先人自蔡郊始居于浙江钱塘，随后（一说为唐懿宗咸通元年），其后裔蔡用元、蔡用明兄弟举家向福建迁移，先居同安，后为避光州兵之战乱，再度从同案‘徙泉之莆田’，择居于枫亭赤湖蕉溪。”广东蔡氏祗德联谊会的集体论文则认为：“蔡剑之孙蔡彦礼，在唐懿宗时为屯田员外郎，时称‘屯田公’，迁居浙江钱塘。彦礼子用元、用明于唐昭宗举家迁入闽之泉州，初居同安，不久择居仙邑赤湖蕉溪。”蔡松坡先生的考证是：“唐懿宗咸通元年，浙东有裘甫贼作乱，蔡用元兄弟可能因避乱才迁居同安的。”后来，“由于王潮军队入闽的战乱，蔡用元兄弟又从同安徙居赤湖村。”蔡笃经等三人合作论文的结论是：“唐末蔡剑为江南西道节度副使时，徙居江西吉安，剑的曾孙，南唐屯田员外郎蔡彦礼，徙居浙之钱塘。彦礼之子蔡用元、蔡用明，举家南迁，同王审知入闽前后入闽，卜居仙邑赤湖蕉坑。”现在先把以上各方意见整合为两个问题，即蔡氏哪一位先祖始居钱塘和蔡用元何时自浙迁闽，然后试作以下诌议：

　　第一个问题看法比较接近，即入浙始祖紧缩在蔡郊和蔡彦礼父子之间，只是对入浙的缘由还说不出所以然。现在，恰有江西宜丰蔡剑研究会寄来的资料，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答。根据《宜丰谱》载，蔡剑于唐会昌中（841—1086年）迁江西洪州（南昌），任江南西道节度副使、江西观察留后，其‘子蔡郊，为行营判官，开府钱塘。郊有三子一女，长子详和女四娘随侍祖父留守洪州，次子彦礼和三子镐随居行营。乾符六年（879年），蔡郊在前线牺牲。随之，中和二年（882年）洪州又被地方军阀钟传所割据，蔡剑被迫逐到高安，后又移宜丰，遂为宜丰始祖。《宜丰谱》还录载北宋元丰间（1078—1086年）蔡曾（字子飞）修谱之序，其中提到：“自常侍公遭迫逐后，兄弟散居四方，或入抚，或入建昌，或入于浙。”这便是蔡郊和蔡彦礼都不可能是屯田员外郎，因为在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像蔡剑那样的朝迁勋臣都被迫逐得无家可归更何况其子孙！二是蔡郊确系蔡剑的儿子，而不是孙子，这同《勘公序》中“剑生主管判官郊”的记载完全一致，而《东沙谱》在剑与郊之间再插入文亮一代，显然是错位的。

　　第二个问题分歧较大，归纳有三种看法，即“咸通元年说”、“与王潮同时说”和“南唐时期说”。其中“南唐说”为时太晚，理由已详于前，兹不赘述。对第一、二两说，笔者的看法是：

　　“咸通元年说”主要依据《青阳谱》：“始祖讳辉，字用明，君知公之次子，唐司空用元公之弟，陈附马都尉凝公之孙，世居莆阳，迨唐懿宗咸通元年迁居晋邑青阳。”可是以上这段文字谬误太甚，殊不可信。文中把“南唐司空”的“南”字去掉，年代被一下提前近三百年，即把用元兄弟说成陈朝蔡凝之孙，因而有“世居莆阳”之说。然则用元兄弟若是凝公之孙，那他们怎么能活到咸通元年呢？按《世系总图》凝公是用元的十九世祖，陈初人，其子君知为正南始祖，也是陈朝人。现在我们既知蔡郊是公元879年牺牲于浙，那么他的孙子也就不可能提前到860年入闽了。

　　“与王潮同时入闽说”者只承认时间上的相近，而否定用元兄弟入闽同王潮有什么关系。其主要顾虑是王潮系自赣入汀，不可能经过浙江。但细揣《勘公序》，“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同王潮徙泉之莆田”这两句是紧连在一起的，而且文理通顺，表达明确，恐怕不能随意割裂或曲解。再说用元兄弟如果是自浙东入闽，也不大可能先到同安后到枫亭。所以，从《宜丰谱》提供的历史背景分析，我认为用元兄弟可能是自浙入赣寻亲不果而随王潮队伍入闽的。按历史年代推算，用元兄弟入闽时年纪很轻，可能尚未成家。即公元846年蔡郊挈眷赴钱塘行营时，彦礼、镐年尚幼，故耨能随其兄、姐留地洪州；到879年郊阵亡时，彦礼还不到40岁，用元兄弟才十几岁，而王潮入闽的时间距郊卒仅6年，故此时的用元兄弟也只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们赴赣寻亲也许是奉父母之命，也许是因家庭变故，今均不得而知。但当时光州兵颇得沿途群众拥护这一点，是史不乏书的。如公元886年八月王潮攻克泉州时《新五代史·闽世家》是这么记载的：“是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泉人苦之，闻潮兵略地至境，而军行整肃，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所以，用元兄弟是随同正义之师徙泉州之后，在继续向北推进间择居枫亭的，而不是避战乱逃到枫亭的。至于他俩是否曾流寓同安，则无所谓，因为同安反正是王潮自漳入泉的必经之地。

　　总之，按目前所占有的资料，对彦礼、用元这两代人的背景还不太清楚，故对蔡氏如何自浙迁闽这一重要环节也就很难搞准确。但我认为，无论如何，在未取得新的史证之前，不宜轻率否定《勘公序》中“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同王潮徙泉之莆田”这一结论。

　　（蒋维锬）稿件来源：莆田侨乡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