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溫與(日本琉球)

清华大学

蔡溫與中國堪輿學說在琉球的傳播

蔡溫，明代移居琉球(今日本衝繩)閩人之後裔，是琉球歷史上集科學家與政治家一身的偉人之一。他治理國家，實行農業水利、林業法的思想多源於他的風水思想。他曾在福州延師受業，學習中國的風水理論，並把這一理論傳播到琉球，以致今日的日本衝繩風水理論常盛不衰。蔡溫傳播中國的風水學說，並與琉球的現實社會緊密聯繫，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

〔本文〕

　　蔡溫(西元1682—1761年)字文若，號魯齊，琉球唐榮(久米村)子孫，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敕賜閩人三十六姓之後。蔡溫曆輔琉球國尚貞、尚益、尚敬三朝，歷任都通事、國師、正議大夫、紫金大夫、三司官等職。其敷文教、治禮典、掌貢典，‘為國盡心竭力，立無盡功德’?。蔡溫不僅在琉球國的法制建設和外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他對山林、農地、水利的治理也對琉球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蔡溫這種理山治水的人文地理觀的出發點，卻是來源於樸素的中國古老的風水地理觀念，尤其受到以理氣和宅法理論而著稱的福建風水地理學派的影響，本文擬對此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

　　自晉代以後，風水堪輿學說開始在中國盛行。‘風水’二字就始見於託名晉人郭璞(西元276—324年)的《葬書》：‘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宋明至清時，風水之說大興，理論紛亂繁雜，尤以東南諸省為盛，並以福建、江西劃分為兩大流派。《古今圖書集成》所輯唐宋以後的堪輿名流也以此兩地人士居多?。明清時期的堪輿流派雖以贛(形法)派和閩中(宅法、理氣)派為其主流，但江西派流傳更廣，‘大江以南，無產遵之者’?。而福建派則除閩中外，‘其學浙中傳之，而用之者甚鮮’?。明清的風水理論書籍，沿用福建派宅法理論重點的《黃帝宅經》的更在少數。然而在這一時期，由於福建與琉球往來密切，閩中傳統的起居禮俗、神衹崇拜深刻地影響了琉球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這其中自然包括了當時盛行於閩、浙的福建派風水地理學說，所以福建派雖然流傳的地域窄小，琉球人卻仍然完全秉承了福建派的宅法與理氣之法的理論要點。

　　琉球群島山海相融、嶽勢起伏，多遭颱風、暴雨、洪水的侵擾，這同中國東南盛行風水觀念的閩、浙、贛等省多山多水、地形地勢雜亂繁複的情況極為相似，因而琉球的地理面貌也為風水地理學的盛行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同樣的，和明清時期中國這些盛行風水堪輿之術的閩、贛諸省一樣，地理堪輿觀念也影響到了琉球團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國都的選址營建，小至民眾的生活起居，無所不在。司地理事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掌文教、治禮典的蔡溫輔理國政的重要方面。作為閩人後裔，並曾奉憲令親自赴閩學習地理學的蔡溫，其人文地理觀的主體必然是興於閩中的福建風水地理學派(宅法、理氣派)。

　　據《球陽》記載，最早在琉球傳播風水地理學說的是閩人三十六姓之後的唐榮(久米村)子孫?。蔡溫的前輩，琉球著名的風水師周國俊、蔡應瑞也都是唐榮子孫，皆為閩人後裔，他們都曾親自到福州學習過風水地理學說。據載：尚質二十年(1667年)唐榮氏存留官周國俊渡閩學習地理歸來?。尚貞十一年(1679年)蔡應瑞獲得琉球國王的獎學金赴福州學習風水地理學說?。《球陽》卷八尚貞二十一年(1689年)還記載了由於東風平郡富盛村屢遭火災，村人請蔡應瑞判定，蔡應瑞以地理相之，認為八重?嶽及其南方有火魔，要立石獅子南向以鎮的事情?。作為蔡溫的前輩，又同為唐榮氏族，周國俊與蔡應瑞等唐榮風水師對蔡溫的影響必然是巨大的。蔡溫形成以福建風水地理學派為主的人文地理觀，同周國俊、蔡應瑞等唐榮風水師承襲了興於閩中的福建派的衣缽是分不開的。並且更為重要的是，蔡溫也曾專門赴閩向福建風水師學習地理堪輿之術。《蔡氏家譜》記載：康熙四十七年(西元一七零八年、尚貞四十年)，蔡溫‘奉命為進貢存留官務兼奉憲令學習地理事’。蔡溫抵達福州後‘遍尋地理先生，幸遇劉先生(劉日霽、字希開、號瑞徵，長樂劉氏八賢之裔)就從他精學地理，悉受其秘書及大羅經一面’?。《球陽》卷九對此事也作了同樣的記載。可見蔡溫的地理觀完全來自於福建派風水地理學說。　　

　　另外，蔡溫擔任進貢存留官在福州時還曾經探訪福州近郊錦雞山淩雲寺，並從隱居該寺的一名陽明學者研習陽明學說及朱子學說?，而宋明理學是以儒為其表，以釋、道為其裏，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張載的氣說、朱熹的理說以及諸多代表人物對天文地理的討論與風水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宋明理學出於禮制的目的而倡導的葬說，也促進了風水學說的盛行與發展。如朱熹、二程等均強調要研究葬法，尤其是二程的‘葬說’中所提到的‘葬法王患’更是被後來的風水師推崇備至，並模仿派生出各種各樣的‘幾患’說?。因而研習陽明學說及朱子學說的蔡溫，必然對與閩學有著一定淵源的福建派風水地理學說也抱有特別的親和感。

二

　　《球陽》卷十尚敬元年(一七一三年)記載了‘正義大夫毛文哲、都通事蔡溫等相禁城並國廟及玉陵’?的詳細情況。其運用的堪輿理論、基本的方式方法都沿襲了福建派風水地理學說的宗廟與理氣之法。其中蔡溫著重考察了琉球國都首裏城的形勢、國殿和國廟的門路向背、林木、水勢等諸方面。

　　福建風水地理學派的堪輿物件多注重陽宅，講究宅法原理。《青巖叢錄》曰：‘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剋之理，其說浙中傳之，而用之者甚鮮。’?由此又可知，福建派的堪輿講究方位的向背，注重星宿、八卦、干支，而且多使用羅盤針，稱為羅經。因而福建派又稱為宅法派、宗廟法和屋宇法，或稱為理法、理氣派。《黃帝宅經》成為福建派的理論重點。

　　福建派宅法理論認為風水堪輿‘其最要者唯有宅法為真秘術’，認為‘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上之軍國，次及州郡縣邑，下之村坊署柵，乃至山居，但人所處皆其例焉。’?蔡溫繼承了福建派重屋宇之法的觀念，因而提出了‘夫地理之大，莫先於建都立國。是故古之聖王將營都邑，罔不度其可居之地以審其吉凶。?’的觀點，將陽宅的堪輿放在首位，並認為堪輿建都之地具有關係到國朝‘傳代多歷年久’?或是‘隨建隨滅’的重要性。可見蔡溫已經完全接受並發展了福建派重屋宇之法的理論了。

　　屋宅的形勢朝向，門路的方位向背，是宅法派考察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所謂‘…門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貴吉昌；向失其宜，貧賤衰耗’?。理氣派的代表作《陽宅撮要》更是認為：‘《宅宗》雲：陽宅亦要察坐勢、朝案、向道，若專據九星，不察形勢方位，雖吉無益也。?’蔡溫謹遵此原則，在稽察國殿與國廟時，將國殿與國廟的坐勢朝向、門路的方位向背放在首位，並得出‘國殿能用外盤，坐甲向庚，殿前輦道卻用內盤，從卯橫西，而二者立向不同最妙’和‘國廟坐壬向丙，其門轉開於午，最得其法，決不可改焉’?的結論。在這裡，蔡溫運用了福建宅法派堪測方位‘分為二十四路，八卦、九宮，配男女之位，定陰陽之界’?的方法測定首裏國殿與國廟坐勢與門路的方位，正是《黃帝宅經》所謂：‘夫辨宅者，皆取移來方位’。?

　　福建派宅法理論認為屋宅能否聚氣，能否使聚氣不散，關係到屋宅的吉凶。蔡溫認為首裏城國殿‘殿前輦道其向與殿不同’，‘國廟坐壬向丙，其門轉開於午’?，以及下文的‘廣福、漏刻、瑞泉、歡會等門左迴右轉，曲折不直，皆能得其法矣’?，都是出於宅不散氣的考慮，正是所謂‘偏正為第一法’?。而蔡溫所認為的‘廣福、漏刻、瑞泉、歡會等門左迴右轉、曲折不直，皆能得其法矣’，則完全符合‘即辨門時更辨路，……彎彎曲曲抱門前，形似金鞭玉帶護’?的要求，這些都是出於‘不洩氣’的考慮，如果門路都在一條直線上，則氣極盛而泄，所以要將門或路偏轉。

　　宅法理論還相當注重門路的方位朝向，認為‘宅無吉凶則門路為吉凶’?，選擇門路朝向的重要性僅次於對宅基的選擇。理氣派認為屋宅的大門應該開在根據大遊年理論確定的‘生氣、延年、天醫’三吉方上。而《八宅周書》認為‘三吉方’為離(南)、巽(東南)、震(東)三方，門應該開在此三方上，而以東南為最佳，俗稱‘青龍門’?。蔡溫測定：首裏城‘國廟坐壬向丙，其門轉開於午’?，根據二十四路圖?辨之，‘國廟坐壬向丙’正是南偏東十五度的東南方，‘其門轉開於午’為正南，都符合‘三吉方’的要求，為巽、離兩方。並且‘其門轉開於午’與《陰宅撮要》的門‘開宜在地支上，所謂門向地中行也’?的說法完全吻合。所以蔡溫認為國廟‘最得其法，決不可改焉’?。另外，首裏城‘國殿能用外盤，坐甲向庚，殿前輦道卻用內盤，從卯橫酉’，則符合稽察門路的‘庚向右行左莫通’?的說法，因而蔡溫讚道：‘而二者立向不同最妙’。

　　不論是形法派或是理氣派均以水為相當重要的內容。形法派認為：‘灣環曲折，水格之貴；直流直去，下賤無比’?。理氣派更是解釋道：‘河水彎曲乃龍氣之聚會也’?。正是《葬書》所雲：‘法每一折，瀦而後泄。洋洋悠悠，顧我欲留。其來無源，其去無流。’?這是因為水勢如何關係到人的富貴吉凶，‘《經》曰：山來水回，貴壽而財；山囚水流，虜王滅侯’?。蔡溫認為首裏城的水勢正是如此：‘(首裏城)其間有三江與海水相通：一曰那霸港、一曰泊港、一曰安謝港。斯江也灣環，斯水也汪洋，皆自吉方進來朝拱王城……那霸之水走至國場地方，延蟠如龍甚好，泊港、安謝港大略皆然，誠有可取焉。’?蔡溫對首裏城水勢的堪輿正是理氣派代表作《陽宅撮要》所要求的‘凡京省府縣……其基既闊，宜以河水辨之’?，這還是因為‘氣’的緣故：‘故察地中之氣趨東趨西，即其水之或去或來而知之矣。行龍必水輔，氣止必有水界，輔行龍者，水，故察水之所來而知龍氣發源之始。止龍氣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龍氣融聚之處’?。這正是所謂‘河水彎曲乃龍氣之聚會也’?。可見首裏城之水正是‘郡邑市鎮之水旁拱側出似反跳，省會京都之水橫來直去如曲尺’?，因而‘那霸港、泊港、安謝港其所係最可畏矣，謹勿破塞改決焉’?。同樣，蔡溫認為首裏國廟‘前有一江，其形如帶，其水延蟠曲彎，從長生方來，與海水相通，海水滔滔亦從旺方進來，勢若朝覲，甚好’，?也是同樣的道理。

　　尤為突出的是，蔡溫極為重視林樹的有無與厚薄。他認為：‘林樹榮枯繫國家盛衰也’?，因此蔡溫對首裏禁城、國廟和玉陵周圍的風水林木進行了詳盡、大量的考察。中國早期的風水典籍《葬書》就有‘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的提法，這裡的‘童山’就是草木凋敝或無草木之山。堪輿理論認為無草木之山沒有發生沖和之氣，若選擇了這樣的山，則‘生新凶而消己福’?。宅法理論對林木更為重視，認為‘凡宅……不居草木不生處’?，‘村鄉之有樹木，猶人之有衣服，稀薄則怯寒，過厚則苦熱，此中道理，陰陰務要沖和’?。正是基於此，蔡溫才認為：‘冕嶽乃係城基發祖之地，故其林樹大茂而深秀，則城地氣脈隨焉而盛；若使他疲衰，則氣脈隨焉而衰。請能栽種以廣其地，以加其樹最要’，‘城間地方以至於泊地方……若松樹茂盛，則豐饒之慶必從此興矣’?，並要求對山林要‘隨時按直，可補則補，可損則損’?。

　　蔡溫堅決反對翦伐林木：‘城內城外所有林樹勿翦勿伐，是亦有盛衰所繫者’，‘各嶽林樹若誤翦之伐之，木傷林疲，則其土民也必衰矣’?。在這裡，蔡溫完全秉承了宅法理論反對擅伐林木的原則。宅法理論認為，林木的盛衰與否關係到人運、鄉運，甚至國運的吉凶：‘鄉中有多年之喬木，與鄉運有關，不可擅伐，……或有高密之樹當位之不吉應伐者，……於隨年歲宮交承之際，漸減去之，不可一旦伐清。蓋樹之位吉者，伐則除吉；位凶者，動亦招凶?。’這種反對隨意翦伐林木的作法在客觀上保護了生態環境，有一定的積極因素。但蔡溫對玉陵的堪輿要求‘穴後並左右深栽樹木緊圍密衛，使穴不洩氣’?則應歸為荒謬，不可取。

　　蔡溫認為首裏城和國廟在形勢上的缺漏可以用多植林樹的辦法加以補救：‘然而自城間地方以至於泊地方，空缺凹陷，竟無峰巒雌雄之良佐，最可忌焉。窮想此處宜多栽松樹以遮漏洩之氣’，‘……廟宅背後地缺，雖有樹木形如反弓，或人往來誠可忌焉。宜能補其缺，加植樹木以輔宅基之力焉。廟左有嶽林以成龍勢，其右所有樹木甚疏，不能藏風納氣而龍虎不齊，宜深栽樹木以扶虎勢矣’?。這些作法還是遵循使聚氣不散的原則。在《陽宅會心集》中可以找到植樹以補救缺漏的原則：‘……惟於背後左右之處有疏曠者，則密植以障其空’?，蔡溫正是於國廟背後左右之處‘密植以障其空’的。蔡溫還借用了中國風水術運用‘四像’記述方位的方法，以東為左為青龍，以西為右為白虎(《禮記·曲禮上》：‘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並認為青龍、白虎勢要相齊。

　　當然並不是任何場地都可以栽植林樹，‘如四應山環局窄，陽氣不舒，不可有樹以助其陰，即或堂局寬平而局外有低山護衛者，亦不可種樹……若上手不是障空，不必種樹以閉天門’?。首裏城國廟的明堂也是這樣，蔡溫認為：‘明堂雖不廣大，地稍平坦卻是好，其平坦地不可植樹，唯是空曠以為善焉’?。這完全與明堂要‘忌多種植’?的原則是相一致的。

　　在中國風水思想注重林木的觀念影響下，蔡溫將開發治理與保護山林作為他輔理朝政的重要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尚敬二十三年)十二月，蔡溫‘奉命總理諸縣山林之事’並‘始以山林之法而督其事’?。乾隆元年(1736年)，蔡溫先後兩次入山考察樹木，並在巡見山林期間，‘恐山林之法歷年已久而有失其傳，則山林之憂亦將至焉’，而編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