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画像及传赞长卷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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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画像及传赞长卷重见天日  杭州发现宋人名贵真迹
舒扬???最近，杭州发现了北宋大书法家蔡襄的画像及传赞长卷。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鉴赏家史树青先生鉴定，蔡襄画像系宋人真迹，其价值名贵异常；传赞则据长房所存原件复制，虽系复本，皆赫名笔，当属孤本，有补宋史之阙。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人，北宋书法家，“宋四大家”之一，累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的像、赞、传应是蔡氏谱牒的一个部分。我国的谱牒之学源远流长。据专家考证，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谱牒档案。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能看到周朝的谱牒。两汉以后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谱牒得到很大发展。谱牒成了贵族阶级保持门阀的工具。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论阀阅，朝廷不再组织修撰谱牒。但民间地方大姓各族修谱之风日益盛行，不少名儒学者，如宋代欧阳修、苏洵、曾巩，元代陶宗仪，明代黄宗羲均亲撰谱牒。据有关资料记载，国内现存的谱牒约30000种，主要集中在太原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上述馆藏皆以民国和明清谱为主，元以前特别是宋代的谱牒传世极少。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谱牒，最早为宋代史浩篡修的《仙源类谱》、金代孔元措撰的《孔氏祖庭广记》等。这次杭州发现的蔡襄像赞和传，因其年代久远，尤以写本形式流传至今，实在非常难得。
蔡襄画像，绢本设色，长31．5厘米，宽20厘米。画像右上方书有“宋端明殿学士蔡君谟公像”十一个字。画中的蔡襄鼻大面宽、眉清目秀，他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双手举笏，显得十分庄重。史树青先生在鉴定后题跋：“余所见清宫所藏南薰殿历代名臣像，其中宋代名臣即据此卷所摹。”《蔡襄传》系北宋大臣许将所撰。许将（1037－1111），字冲元，福州闽县人，宋嘉佑八年（1063年）状元，累官至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尚书门下侍郎。许将比蔡襄年少25岁，但仍属同时代人。蔡襄卒于1067年，许将于祟宁元年（1102年）任尚书门下侍郎，任上撰了《蔡襄传》，撰传时间与蔡襄逝世相隔不过三十余年。可以这样认为，许将撰的《蔡襄传》是一份极具权威性的史料。宋四大家“苏黄米蔡”，其中蔡襄的年岁最长，在宋初书坛最受时人推重。欧阳修说：“蔡君谟独步当时”。苏轼曾谓：“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许将在《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许将的《蔡襄传》又为研究蔡襄及中国书法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蔡襄书法在当时就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蔡襄对自己的书法又十分自重，这一点真是值得当今的书画家好好学习。许将的《蔡襄传》还是修正《宋史》谬误、补充《宋史》的重要资料。如：关于泉州“万安桥”。万安桥建于北宋皇裕五年至嘉佑四年（即1053－1059年）。元脱脱著的《宋史》记载：蔡襄“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渡，绝海而济，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然而许将所撰之传称，蔡襄于至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至和三年即1056年，此时万安桥已造了三年。因此将建万安桥之功全部归为蔡襄是不公允的。关于“温成后父碑”，宋史记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侍诏职耳’。不奉诏”。许将《蔡襄传》记：“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书。”由此可见蔡襄当时写的是温成皇后碑文。关于蔡襄是否“知”过杭州。很多资料均称蔡襄曾知杭州。宋史也称“襄乞为杭州，拜端明殿学士以往”。作为杭州人，我们希望蔡襄当过杭州的“市长”，希望这位历史名人为杭州这个历史名城增光添色。然而许将所撰《蔡襄传》是这样记载的：“英宗即位，除三司使居，二岁拜端明殿学士，三年徙南京留守，以明年八月卒。”许将对蔡襄历任官职的记述都十分详尽，但惟无知杭州的记录，这是一个存疑的地方。
蔡襄“赞”由南宋赵汝愚撰写。赵汝愚（1140－1196）是南宋大臣，曾是宁宗时期的右丞相。另外真德秀撰写了《观文学殿学士君谟谱》。真德秀（1178－1235）也是南宋大臣，官至参知政事兼侍读，学术继朱熹，与魏了翁齐名，也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
与蔡襄像赞传同卷的还有南宋著名理学家蔡元定等人的画像，苏颂、章衡等宋代名巨为他们撰写的传赞等。有关专家认为上述史料极具历史艺术价值，当什袭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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