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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献廷与徐德元
王志成
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徐雅第十二世孙徐一滈因耿精忠部属曾养性攻破乐清县城，自东皋山下迁至吕岙（今属柳市镇）。徐一滈，谱名望鹤，姜公桥徐族“阳”字辈。徐一滈次子徐邦翱，谱名朴庵，“观”字辈，是徐德元（1809—1868）高祖。徐邦翱次子徐絛，谱名仲吕，“秀”字辈，是徐德元曾祖。徐絛第三子徐铨衡（约1758—？），是徐德元祖父。从徐一滈至徐絛三代，均以农耕为生，至徐铨衡始耕读游学。
徐铨衡年幼丧父，家贫穷无钱读书，其从叔徐秀壶给他青蚨五百，数月就归还。徐铨衡入赘坭垟赵家，刻苦耕读游学。嘉庆七年（1802），乐清县令王某赠给徐铨衡岳母“陶柳遗风”匾。此匾中“陶”字指东晋陶侃（259—334）之父陶丹早亡，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贤。“柳”字指唐朝柳仲郢的母亲、柳公绰的妻子韩氏用熊胆汁配制成药丸，让柳仲郢夜间读书时咀嚼提神。“陶柳遗风”匾今日悬挂于坭垟赵氏祖宅。
孙衣言《回峰公传》记载：“（徐铨衡）年二十八，窦东皋学使岁试童子，题为‘无攻人之恶’，公（徐铨衡）试艺作攻讦阴私解。学使奇之，冠其军。”窦东皋即窦光鼐，乾隆五十一年（1786）左右任浙江学政。当时徐铨衡二十八岁，出生大致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左右。其独生子徐献廷生于乾隆五十七（1792），父子相差约三十四岁，恐怕因徐铨衡早年家境贫穷结婚晚所致。《回峰公传》还记载：“余又闻之惇士曰：‘元（徐德元）甫就傅时，每当夏秋之夕，碧宇澄彻，吾祖携余手散步庭阶，指示纬宿躔度休咎征验。又时称说古今来治乱兴衰之由，成败得失之故，娓娓不倦。’”文中“惇士”是徐德元的号，《礼记?内则》说:“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外出就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徐铨衡在徐德元十岁“就傅”时即嘉庆二十四年（1819）尚在世，至少能活到六十多岁。徐铨衡与白石翁稚川、高垟（今称高阳，属翁垟镇）林启亨（1771—1856）等人常互相唱和。徐铨衡屡次乡试不中，就在吕岙建宅，设塾教授生徒和徐献廷（见徐德元《聘堂公行述》及孙衣言《回峰公传》）。徐铨衡著有《回峰集》四卷，已佚。
徐铨衡所建宅院在今吕岙“河心屋”之西，虽比“河心屋”小，但已具相当规模，一九九二年毁于火灾。徐铨衡在何时因何事摆脱贫穷积聚了如此可观的家财，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并无记载。二零零六年八月三日，吕岙徐德元后裔徐胜忠对笔者说，徐铨衡因得坭垟赵氏资助而建成宅院。民国癸酉《吕岙徐氏房谱》收有徐汉秋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先考行状》，文中说：“先世力田为农，高大父回峰府君讳铨衡读书入邑学，仅有田亩余，授徒起家，妣移垟赵氏（“移垟”是“坭垟”原名，今乐清姜公桥徐氏有坭垟小宗）。”徐汉秋，谱名庆赢，名潜，字汉秋，号东瓯野人，以字行，徐德元之孙。徐汉秋在《先考行状》中，说他“侍庶祖母金氏，幸闻先人实事实行，谨述如状”。民国癸酉《吕岙徐氏房谱》记载，徐汉秋著有《地极》四卷、《人极》二卷、《原书》二卷、《杭游记》二卷、文二十卷、诗二十卷。民国癸酉《吕岙徐氏房谱》所收陈莛《徐惇士先生传》也说，徐铨衡“以教授起家，积产至万余金”。陈莛，字咏香，鲤岙（又名里岙，今柳市镇旭光村）陈珒之侄。其父陈珅主修光绪《乐清县志》未完而卒，陈莛续成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乐清受瑞安孙诒让、黄绍箕等人所创学计馆影响，在文昌阁创立现代专科学校的雏型——乐清算学馆，陈莛任馆长，开设测绘、微积分等学科，并采用“东瓯三杰”之一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所载内容进行教学。陈莛著有《说文质疑》、《半亩山房算草》、《经训堂丛书目录》、《毛诗解诂》、《左传解诂》，今藏于温州图书馆。
徐献廷，徐雅第十六世孙，徐德元之父，谱名佳修，字钦元，号聘堂，娶万家（今属北白象镇）倪氏（倪氏夫人事迹见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所收蔡保东《徐太师母倪大宜人传》。蔡保东，咸丰九年举人，徐德元门生），道光十二年（1832）岁贡。
徐德元，谱名嗣镛，字序东，号惇士，娶蟾河堡（今属柳市镇）施氏，妾金氏。道光十七年（1837）春，徐德元与瑞安朴学大师孙诒让之父孙衣言（1814—1894）同年举选拔贡（“拔贡”，指乾隆七年后，每隔十二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从此成为至交。咸丰十年（1860）仲冬，徐德元家谱修成，请孙衣言为徐铨衡写了《回峰公传》，落款“皇清咸丰十年仲冬月，赐进士第翰林院侍读南书房行走现任安庆府知府年再侄孙衣言顿首拜撰”，收于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
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收有《聘堂公行述》，无落款和时间，从行文和称谓看，当为徐德元所撰，《聘堂公行述》应为孙衣言《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底本。
嘉庆十四年（1809），徐献廷在梅溪书院读书，师事李祈一，道光十二年（1832）考取岁贡生后，不再应科举试，“遂以厚乡里、善风俗为己事，设塾于家，聚戚族佳子弟延师教之，资以膏火费（见孙衣言《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
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收有孙衣言应徐德元所请撰写的《聘堂先生六旬寿叙》。文中说，道光十七年孙衣言中拔贡后，曾在温州旅舍以年家子身份谒见徐献廷。是年冬，孙衣言与徐德元一起进京应廷试未中，徐德元因徐献廷之命即归，孙衣言“留应京兆试，旋以教授琉球生居太学久之”。就在徐德元与孙衣言一起中拔贡这一年，徐献廷择地吕岙村小河与小溪汇合处的三角洲建房，筑有五楹两舍及东西二轩，占地三千多平方米，人称“河心屋”；其中西轩三间藏书楼，取名“二酉轩”。“二酉”指湖南沅陵西北大酉、小酉二山，山中石穴有藏书千卷，相传为秦人在此读书所留，后世称藏书为“二酉”。“二酉轩”又名“小酉山房”。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琉球生“诸弟子学成归国”，孙衣言“以县令候吏部选，始南归”（见孙衣言《聘堂先生六旬寿叙》）。其时瑞安孙家藏书尚不及吕岙徐家，道光二十六年，孙衣言来吕岙在徐德元家读书数月。“惇士所居临河干，东偏书舍三四间，案上书籍叠重。其尊人聘堂先生日坐其间，手不释卷，而不喜接宾客。衣言至，则语终日忘倦。衣言亦惓惓不忍去（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十二页，孙衣言《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也有类似记载）”。孙衣言在《聘堂先生六旬寿叙》中，用大量篇幅描写、议论徐献廷当时在二酉轩藏书楼教诸孙和生徒读书，“养心乐道”、“得之自然”的村居著述生活。《聘堂先生六旬寿叙》作于道光二十八年。
道光三十年（1850）春，孙衣言登进士第，“入值南书房”，曾回乡与徐德元会面。咸丰九年（1859）夏，孙衣言“出守安庆，告假回里省亲”。是年冬，徐德元写信给孙衣言说，咸丰八年夏天徐献廷七十大寿时，孙衣言路远不能来，“家君怀故，祝诞之词犹缺”，“更乞一言以寿”。孙衣言写了《聘堂先生七旬晋二寿叙》，盛情赞扬徐献廷“养心自得，见义勇为，乐其道而无求于世”的人生境界及其著作“纯任自然，无组织痕”的风格。落款“皇清咸丰十年岁次庚申正月谷旦，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年愚侄孙衣言顿首拜撰”，收于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咸丰十年（1860），因徐德元拔贡生加捐州同衔，徐献廷晋封五品授奉直大夫。
对于徐献廷卒年，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所收各文说法不一。徐德元《聘堂公行述》记为“以同治三年（1864）六月初八日申时无疾而卒，距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五月十四日午时，享寿七十有六”。孙衣言《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记为“以同治六年（1867）六月八日无疾而卒，年七十有六”，落款“前任江宁布政司使布政使现任太仆寺卿，年愚侄孙衣言顿首拜撰”。孙衣言于光绪元年（1875）升任湖北布政使，光绪三年（1877）调任江宁布政使，五年（1879）任太仆寺卿，未赴任，称病致仕。从落款来看，这篇墓志铭当作于光绪五年前后，但此处落款，有可能是姜公桥徐氏族人所加。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七十七页记载：“（同治六年）徐聘堂先生卒，年七十六。”《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另见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五，文中说徐献廷“以道光壬辰充岁贡，年四十五矣”，文章无落款；道光壬辰即道光十二年（1832），时徐献廷四十五岁，与《聘堂公行述》所记“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大致吻合。孙衣言《聘堂先生六旬寿叙》说：“岁戊申五月十四日，先生六十诞辰。”“岁戊申”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时徐献廷六十岁，与《聘堂公行述》所记“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也吻合。同治元年（1862），梅溪书院、县学、校士馆、姜公桥徐氏宗祠均毁于兵燹。徐德元承徐献廷之命修复县学，至同治二年完成。同治三年，徐德元重建姜公桥徐氏宗祠；是年年末，徐德元独资重建校士馆，至同治五年五月竣工。徐德元《重建校士馆记》说，同治三年“六月初旬而先君弃养。冬十一月宗祠落成”。此处“先君弃养”的时间与《聘堂公行述》所记“以同治三年六月初八日申时无疾而卒，距生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月十四日午时，享寿七十有六”完全吻合。《重建校士馆记》碑刻于同治五年，时徐德元在世（徐德元卒于同治七年），笔者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读碑作过校考，文中说徐献廷卒于同治三年（1864）应该是可信的。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中有孙衣言为徐德元所撰《徐惇士墓志铭》，说自己说写此文时，“出为江南监司”、“移藩金陵”，“惇士仲子锡壬书来，求为祖、父铭墓。则奉直君卒二十五年，惇士卒亦十年，其长子锡庚亦前一年卒矣”，落款为“前任江宁布政司使布政使现任太仆寺卿，同年弟孙衣言顿首拜撰”。《徐惇士墓志铭》另见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五，无落款，民国癸酉《姜公桥徐氏宗谱》中落款可能是姜公桥徐氏族人所加，文中“奉直君卒二十五年，惇士卒亦十年”明显系刊刻之误。从《聘堂公行述》、民国癸酉《吕岙徐氏房谱》及孙衣言《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吕岙徐氏系从“东皋山下”浦边小宗迁出。
在《奉直大夫直隶州同知衔徐府君墓志铭》中，孙衣言将徐献廷“以厚乡里、善风俗为己事”，比为宋朝乐清万桥万规、贾岙贾如规和白石钱尧卿三位兴学乡贤，“如宋之有三先生者，而后有梅溪、白石诸公也”，并引叶适的话，论证“一乡之善士，无异于天下之善士”，“一乡之善，固无异于天下之善”，对徐献廷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徐献廷著有《二酉轩陶陶集》、《梅雨联吟集》、《集陶诗故》、《集唐梅花百咏》、《燕赋集古》(附《居室记》)等，均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委员高谊一九三五年派人赴二酉轩手抄本，今藏于温州图书馆。
据徐汉秋《先考行状》记载，徐德元家“有田千八百余亩，西乡称富户焉”。据郑嘉坡《徐氏累代与“二酉轩”藏书楼》记载（见乐清市政协文史委编、贾丹华主编《乐清文史资料》第十四期第一百七十二页），二酉轩藏书曾达“二万卷以上，并编有《二酉轩书目》”，有蜀大字本《左传》、宋耿章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陈寿撰《三国志》以及宋、元刻名人手校手抄本。抗战期间，乐清西乡沦陷，二酉轩藏书楼被驻柳市日酋冶泉政率兵洗劫一空。所幸“河心屋”至今保存完好，规模不亚于乐成镇太平巷洪宅。
《聘堂公行述》还详细记载了徐德元一生受徐献廷教诲“厚乡里、善风俗”所为诸事。咸丰三年（1853），温州各县连下大雨，永强梁凤翥于乾隆年间修筑的七里塘受飓风冲击，多处决口，抢险数月无效。徐德元与三重闾（今属北白象镇）赵振川、蟾河堡（今属柳市镇）施兰友、万家（今属北白象镇）倪醇士、柳市吴荆山及黄华郑夔甫等六人，捐献巨资修复七里塘（据《聘堂公行述》“偕戚属施君炳光、倪君兆禧、吴君郑衡、郑君济康，剧金筑之”句，可知蟾河堡施兰友、万家倪醇士、柳市吴荆山及黄华郑夔甫与吕岙徐氏均为亲戚。据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乐清日报》报道，“七贤”嫡传后裔已经找到）。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人筑七贤祠纪念；一九三六年立七贤碑记功，碑文为万家倪醇士曾孙倪悟真所撰，金丝河叶正度所书。二零零四年，里隆村在原立七贤碑处建成七贤纪念馆，陈列四块保存完好的青石纪念碑、七贤遗像、传略及倪醇士后裔出资塑造的七贤治水像等。同治元年（1862）兵火过后，徐德元修复县学、协助县令重建梅溪书院、独资重建姜公桥之北的校士馆。徐德元还曾捐钱捐粮组建民团，修复吕岙社祠，重建姜公桥徐氏宗祠。民国癸酉《吕岙徐氏房谱》收有陈莛《徐惇士先生传》，对徐德元一生的记载与《聘堂公行述》相似，另有记叙徐德元举选拔贡生时的一则趣事，未见于他文。道光十七年，徐德元与永嘉汤孟龙争拔贡，时人嘲之：“拔贡从来未过江，到底文章不及汤。”徐德元举选拔贡生后，好事者反其意曰：“拔贡至今已过江，到底文章总胜汤。”光绪《乐清县志》卷六记载徐德元，说他“勇于为义，同治元年校士馆毁于寇，德元以父命出金独建。及报竣，请广学额而固辞奖叙。又筑塘埭，葺两庠，立宗祠，重建梅溪书院，善举难殚述”。光绪《乐清县志》卷十二收有徐德元《重建梅溪书院碑记》和《重建校士馆记》；徐德元所撰《重建校士馆记》碑，蔡笃光书、鲤岙陈珒（1807—？）篆额（题盖），今日立在乐清市实验小学传达室后墙草坪上，底部文字已残损不全了。
徐德元、陈珒和林启亨之子林大椿（1812—1863）是多年好友，均家富藏书，陈珒于同治九年（1870）六十四岁时写的《芸香精舍藏书记》记载，林大椿、徐德元“咸有书癖”，且“豪于赀”,购书藏书“力足有为”。林大椿藏书室名“菜香”，咸丰年间藏书闻名于温州，著有《求是斋诗抄》、《垂涕集》、《红寇记》、《刘蒙川年谱》、《海澨方言》等。陈珒平生砥行勤学，熟详史乘，藏书颇富，晚年筑芸香精舍庋藏，手编《芸香精舍书目》，计藏书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一卷，著有《闻妙香斋吟草》及文集等书。
同治三年，江苏长洲（今苏州市）诗人江弢叔（1818—1866）任乐清长林场盐课司大使，徐德元、象阳黄梦香、翁垟陈诰、荷盛（今属象阳镇）郑梦松、郑梦白、郑梦江（黄梦香、陈诰及郑氏三兄弟均为林大椿入室弟子）、乐成徐乃康及徐德元外甥郑协和等文士与江弢叔常相唱和。江弢叔虽身为盐官小吏，长林场任上，所为重在文事。他结交县西布衣文士，文化活动具有浓郁的平民色彩、民主精神。乐清柳市、翁垟、象阳一带，富有平民色彩的地域文化，受江氏影响，在清朝中后期表现突出，人文品位有所提升。当时乐清诗风久衰，林大椿与黄梦香振兴诗坛，成为领袖人物。黄梦香，字昆南，祖籍柳市沙岙（西仁宕），曾寄居象阳荷盛，定居在高园（今属象阳镇），是黄式苏的祖父，其“古香楼”藏书万卷，著有《雪鸿书屋集》、《午窗梦呓》、《秋社联吟草》，陈诰著有《古藤别墅诗草》，郑梦江著有《绿隐轩诗集》，徐乃康著有《茹古轩诗钞》，郑协和著有《水竹居诗文集》。徐德元读书胜过他的父亲，著有《小酉山房文集》、《小酉山房倚声》等，今温州图书馆所藏，均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委员高谊一九三五年派人赴二酉轩手抄本。同治四年五月，江弢叔长林场任满，他在乐清的好友赋诗相送，结成《长林送行诗》诗集，徐德元作序，该诗集今藏于温州图书馆。
徐德元淡漠功名，虽曾被保举候选知州，但始终未入仕途；其著作因系手抄本，影响有限；但他修筑七里塘、修复县学和梅溪书院、重建校士馆等“厚乡里、善风俗”诸事对乐清人文精神至今有直接影响。新编《乐清县志》仅录有徐献廷、徐德元著作，未记载其事迹，目前对徐献廷、徐德元的研究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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