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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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香林教授把客家先民迁徙运动分为五个时期，东晋南渡为第一时期。他说:“客家先民的南徙，始于东晋五胡之乱，东晋以前入粤的汉人，虽不能说与客家全没一点交涉，然此交涉决非民系源流上的交涉” 。然而，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何时的问题，学术界颇多争议，有客家大迁徙“三次说”、“五次说”、“六次说”、“九次说”等等。笔者以为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代。现就此问题及秦代戍卒和谪徙之民成为岭南汉族各民系的起始先民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台湾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原人南来作客始自秦始皇时期。范绮、饶颖奇、黄麟书等均持此说。台北师范大学教授范绮认为，客家来源有三：第一批来自秦朝；第二批为东晋南渡；第三批则为南宋南迁。“秦始皇亡六国统一中国后，曾派遣许多军官和士兵守戍广东北部大庾岭和梅岭，以防南蛮之侵犯。然秦传至二世而亡，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至楚汉对峙，战乱益烈，那些守戍军官和士兵，遂留粤北，而不言归。广东北江客人，即最早来自中原者，文化颇为发达，代有著述文人，如唐朝宰相张九龄，即为曲江客籍人，其余，不胜枚举” 。他并认为，唐代刘瞻、宋代尚书余靖等，都是秦代戍卒的苗裔。饶颖奇先生认为客家先民向南播迁分六个时期，秦皇南戍五岭是第一个时期。黄麟书先生在《客家南迁之始问题》一文中说:“窃考屠睢50万戍卒多发自赵；客家始自屠睢等50万开发南越之人，五岭适于客家聚居于赣、闽、湘、粤、桂边各县相吻合。故客家祖先多系赵人，其南迁始于秦始皇时” 。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是有一定根据的。

(一)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代背景及其统治天下的谋略动机。秦赢政十九年(前228)，赵国战败并入秦国；秦赢政二十二年(前225)，魏国战败并入秦国。秦军对战败国的降军采取残酷杀害的政策，杀俘十万八万者属常事。赵、魏为中原同一方言的强悍民族，民无驯服之心，秦却有后患之虑。若任赵、魏亡国之壮丁继续留在原地，势必报复抗暴，后患无穷。秦始皇乃强征亡赵、亡魏50万丁男丁女，移民南戍，离乡南征，以免心腹之祸。同时，征服南越，开疆设郡，又为秦统一后新的雄图。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称始皇帝，乃按计划北逐匈奴，南开蛮荒。中国岭南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地域辽阔，为中原移民生息发展的理想之地。因此，秦始皇决定南平百越，南拓疆土。这就是中原人首次大批南来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及秦始皇统治中国的谋略动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军进征岭南。据《淮南子》载:“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岭(今广西兴安北)；一军守九疑之塞(今湖南蓝山西南)；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西南)；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水，即今江西信江)。三年不解甲弛挚……以与越人战” 。《淮南子》的记载，说屠睢发卒50万进军岭南是比较含糊的、笼统的说法。“其实秦朝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此投入这么庞大的兵力” 。事实上，秦首次南征五路军，每路只有四五万人，号称50万大军，我认为是包括随军南进的谪徙之民。所谓“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 。显然，丁男就是兵卒，丁女就是随军南进担任运输等谪徙妇女。最先逾岭南的是西线，由屠睢率领的第三路军五六万人，由长沙宜章之道南进，进入粤北，遇番禺越族的顽强抵抗，激战数年，最后遭到南越族的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屠睢终于被杀于乐昌与曲江之地。东线第二路军由任嚣、赵佗率领，自江西都阳湖西侧，经豫章(今南昌)、南康之道南进。当屠睢率领的第三路军失败后，秦军接着派出四五万楼船水师增援，分别由任嚣、赵佗两尉统领，作第二次进军岭南。他们沿着先秦入粤的三条商路前进：一路过大庾岭、下侦水；一路过骑田岭下连江；一路过萌诸岭，下贺江。避免孤军冒进，步步为营，筑城守险，采用和集越人的政治安抚政策，终于开抵目的地番禺(今广州市)。任嚣、赵佗取得了统一岭南的军事胜利，开辟闽粤东西万余里疆土。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南越军事已定，便在岭南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南海郡设有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县，主要辖区包括粤北、粤中、粤东和沿海地带。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任嚣、赵佗自中原出发至进占南海，开辟疆土，设关布防，安抚百姓，威镇一方，自然成为中原人首批南来作客的领袖。

(二)数十万五岭戍卒及谪徙之民不再北返，落籍南孤，开基繁衍上述南征南越的兵丁，绝大多数是赵、魏两国的丁男丁女。他们在秦皇专制酷虐下，痛恨秦暴，多抱定“一去不复返，留在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对中原故土具有“无可留恋”的观念。他们来自同一区域，说同一方言，统一指挥，一齐行动，一齐进占，一齐垦殖，披荆斩棘，艰苦创业，落籍南疆，开基繁衍。秦在岭南置郡县后，乃进一步大量谪徙中原人至岭南，与越民杂处。据《汉书》记:“秦徙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史记》称“越”；《汉书》改为音同字异的“粤”字。)这里所说的“中县人”，即是“中原人”，先秦“赵国”、“魏国”的辖境为中原的中心地带；齐、燕、楚等国为边缘地带。秦朝把岭南作为强制迁徙中原“罪徒”的一个基地，其用意是要疏散六国的反秦势力，充实“初郡”和“初县”的人口。就在岭南新置了郡的同年，秦始皇“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 。此批滴徙中原人的人数，习惯说法是50万。他们在南疆开发垦殖，开基立业，有部分成为定居于南方的客家先民。就地缘关系分析，现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岭南各省的边缘地带，如赣闽边、赣粤边、闽粤边、湘桂粤边。这些地方多为秦皇数十万南戍五岭兵丁和数十万谪徙民足迹所涉、散驻和屯垦的地方。何谓五岭？据《辞海》“五岭”条记:“即越城、都庞、萌诸、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另据裴渊《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庚、始安(越城岭)、临贺(萌诸岭)、揭阳、桂阳(骑田岭)。”裴氏的说法有揭阳岭而无都庞岭。《辞海》“揭阳岭”条称:“揭阳岭，在广东揭阳县西北，为福建通广东的必经之地。裴渊列为五岭之一，以代替湖南、广西界上的都庞岭，与众说不同。”可见，“五岭”正处于岭南各省的边缘地带。这就是秦始皇时中原人首批南来，在秦与南越的边缘地带落地生根的来龙去脉。诚然，这些边缘地带的客家人多属于东晋后数批迁入者的后裔，但也不能说与秦时首批南迁者无关。自东晋以后陆续南迁的中原汉人，相继流徙，投入秦时首批南来的客家先民散驻、屯垦的各地区，陆续与先到开基者相融合，从而更加巩固和扩展了今天岭南各省边缘地带客家先民的发祥根据地。

(三)秦代戍卒和谪徙之民确有一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在龙川县古迹“越王井”井旁，有唐代进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勒之于石，其中文末说:“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乃越井相终始” 。 “陕”为春秋晋地，战国属魏。可见，韦昌明祖是先秦魏国之民。秦徙中县之民，绝大部分是先秦属赵、魏两国的中原人。韦昌明就是这首批谪徙民的后裔。文中所谈随赵佗来龙川的中县人有四家，据新编《龙川县志》记：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批进入龙川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龙川县现有姓氏140个中就仍有赵、韦、官、任四姓 。 “南越王赵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 。真定，古郡名，先秦属赵国，赵氏为赵之国族，推知赵姓跟随赵佗南征来南越至龙川者颇众。先秦时，赵、魏两国均说同一方言 。说赵、魏方言的人，南来作客后，与当地土著方言在杂处中互相同化、融合，逐步演变成客家话。现龙川四邻各县都是纯客家县，所说的客家话，虽是由别的地区陆续迁入时带来，但也应该说与此地首批入迁的中原人有关，是融合了原在当地的客家先民后裔的方言。和平县《徐氏族谱》有云：“龙川属广东省，秦汉时，南越王赵佗，始为龙川令，实开化最早之地” 。就在赵佗任龙川令时，秦朝“有个将领史禄，屯兵揭阳一带，其部属之一部留在梅州地区” 。相传这支军民常到丰顺县汤坑、潘田一带活动。在今兴宁县，当时亦为龙川县辖地。在兴宁新抒镇大村乡有座山岗，至今仍有“秦皇坪”的旧称，可以认为是赵佗率领的秦朝戍卒曾涉足此地而得名。1984年，就在“秦皇坪”，“从崩岗里被山洪冲刷出来六口铜质编钟。经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制造。其中最大的一口重14.25公斤，高53厘米；最小的重13.25公斤，高39厘米，是一组音调配套的编钟。其造型和钟面铸造图案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据梅州市文博部门专业人员考证，认为编钟与秦代的拓疆”与“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秦军在当地庆功宴乐的礼器遗物。以上事实说明，远在秦时就有戍卒及中原移民涉足梅州境了。另据江西省《石城县志》载:“秦末有刘瑶英随父居石城琉璃山(仙姑岭)” ，这亦可作为秦代中原移民确有人落籍闽赣边的一个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唐宰相张九龄是粤北客家人，但他却不是秦代戍卒或谪徙之民的苗裔。据《新唐书》载:“始兴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 。又据始兴《张氏族谱》载:“……张姓人奉佐汉高祖定天下的张良为祖，传至第二十五世君政，官韶州别驾，遂家于曲江。始兴张姓奉张君政为始祖，第三世弘愈由曲江迁始兴，张九龄为四世祖。”从以上记载说明，张九龄决非秦代戍卒或谪徙之民的苗裔。(四)秦代戍卒和谪徙的中原人先后成为岭南各民系的起始先民在肯定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的同时，须要特别说明的是，秦代戍卒和谪徙的中原人，决不是说全成为客家先民。他们在定居岭南各地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往来无定，反复转徙，和岭南古越族相融合，先后成为定居于岭南的汉族各民系(主要是广府民系)的起始先民。湛江师范学院刘佐泉先生认为:“在南越国存在的95年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0年)，因南北交通不便，天子鞭长莫及，故与中原隔绝多时。‘中县人’非但没有北归中原，而是在地广人稀的南疆，分屯各地要隘，垦殖开发，繁衍裔孙，成为定居于南方的中原汉族各民系(包括客家民系)的起始先民” 。此说明确提出秦谪徙之中县人(中原人)逐渐演变成南方各民系。深圳大学陈乃刚先生认为:“秦统一岭南时期，大批‘中县人’或因进军岭南，或因谪徙，或因经商而定居于番禺为郡治的南海郡，‘与越杂处夕，在语言中很自然地产生了互相同化的现象。到了西汉初期，便基本成型。据一些语言学者研究，古越族语言属今壮侗语系。当时，‘中县人’是客体移民，在语言同化过程中，按着入乡随俗的惯性，多以学习古越族语一言为主;古越族人为了与文化先进的‘中县人’交流，也主动吸收了中原古汉语的词音、词汇。这样，便形成了以壮侗语为主体、融汇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粤语方言” 。此说阐述了秦戍卒或谪徙之民带来的中原古汉语，与壮侗语相融合，形成粤语方言，也就是说秦代戍卒和中原迁民有一大批成为广府民系的起始先民。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论点都是正确的。诚然，在赵佗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今广州)为王都后，番禺成为南越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这里及周围的珠江三角洲，成为主要开发地，驻军和“中县人”较多集中于此，与越杂处，逐步成为广府民系的起始先民。但也不能否认散驻和屯垦于岭南各省边缘地带的秦代戍卒和谪徙的中原人能成为客家民系的起始先民。潮汕地区的专家学者还认为，潮汕文化的历史形成“第一阶段从秦始皇发兵统一岭南，移居汉人五十万，史禄戍卒留家揭岭开始……” 。因此，笔者认为，秦代戍卒和谪徙之中原人先后成为定居于岭南汉族各民系(主要是广府民系)的起始先民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在历史上，客家人的迁移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连续性的。事实上，即使上面所说的一部分形成了“北江客人”，后来继续转徙，不少也流入广府民系地区，变成了广府人。据新编《南雄县志》记:“在中原人民南徙中，南雄珠现巷以其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成为极其重要的南徙中转站。南徙人民先在珠玑巷驻足，然后再一次南徙珠江三角洲一带，故那里的许多闻人望族，都把珠玑巷称之为‘七百年前桑梓乡’”。这些原为粤北客家人，南徙至珠江三角洲一带后，把客家话的语音与越人的语音混合、融化，逐渐演变成广府方音。世称“南海冼族为岭南人物第一家”。原来，岭南冼世始祖，是随赵佗南征的秦军戍卒之一，赵国人，先定居于南雄珠玑巷，成为“北江客人”。其后裔再转迁至珠江三角洲一带，逐渐由客家话转变为广府话，由客家人变成广府人。据黄麟书先生考证:“世称南海冼族为岭南人物第一家。……冼家由客话转为广州话，当在珠玑巷南迁之后。一如赵佗一族，为南海尉之后。且屠睢卒五军，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因此推断现行广州话，当为秦之戍卒与原居于南海郡之越人语言混合而成”。综上所述，由于在秦戍五岭和谪徙中原人之时，中原首批数十万人南迁，散驻和垦屯于岭南各省边缘地带，且有一定根据说明确有部分形成了客家先民，故本人赞同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之说。认定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并不等于说这批客家先民的后裔仍有很多存在于客家分布地区。事实上，这批客家先民多已不可考。不可考的原因，一是这些首批迁民有的已经转徙，即使未转徙也已融合在东晋后陆续迁来的客家先民中了；二是各姓族谱无秦代祖先的记载，因为修谱之风的兴起与魏晋时期的士族制度有关，在修谱之风盛行时，对时隔数百年的秦代祖先已无据可查了。（作者为梅州客家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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