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姓迁徙分布

林夕儿

迁徙分布：瓜田氏复姓氏一个很古老的姓氏，今已不再，多改为单姓田氏，亦有极少瓜氏保留至今，以凉州、瓜州、会稽为郡望。

1.吐谷浑汗国及其后裔：
吐谷浑汗国是中国古代西北很有影响的鲜卑族政权，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吐谷浑汗国政权控制着青海大部及甘肃、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土地，曾经消灭了赫连氏建立的胡夏政权，对北魏王朝、隋朝和唐朝统治曾构成一定的威胁。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将李靖等率数路大军西击吐谷浑汗国，其国势逆衰。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王朝再次发兵袭击，并灭掉了立国三百多年的吐谷浑汗国政权，吐谷浑国王诺曷钵被迫率领部族数千帐投奔大唐王朝，被安置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唐高宗在其地设安乐州(先在灵州，后迁移到环州，今甘肃环县)。后吐蕃军队攻陷安乐州，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
关于吐谷浑汗国王族后裔的去向问题，一般都认为是今天生活在青海的土族，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吐谷浑汗国灭国后，一部分人迁移到祁连山附近生活，迁居安乐州的部分人也“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但是随同慕容氏数代可汗定居安乐州的“退浑”们的子孙后代都到哪里去了呢？在吐谷浑汗国东迁后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宁夏灵武和甘肃庆阳一带还有没有留下吐谷浑汗国的后裔呢？历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学术界对此也没有多加关注，这样，吐谷浑汗国的后裔似乎只剩下生活在青海省的土族了。
原庆阳市档案馆馆长慕思恭编著的《镇原慕氏族谱》，以大量资料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镇原慕氏就是吐谷浑汗国慕容王族的后裔，他们虽然早已汉化，与当地汉族人无异，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祖先是吐谷浑汗国慕容氏的事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其实“史失而求诸野”，对于历史研究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翻阅家谱文献《镇原慕氏族谱》，从中可以看出，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族家谱，而是一部包含着重要的民族融合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著作。
首先，从内容上看，在《镇原慕氏族谱》中记述了吐谷浑汗国立国三百五十多年的盛衰荣辱，吐谷浑汗国慕容家族败落后，五代宋夏金时期慕容氏族及环州慕氏的重要活动和历史影响，及明朝嘉靖年间环县贡生慕永忠落居镇原后五百年间镇原慕氏的发展源流。
《镇原慕氏族谱》中关于吐谷浑汗国的历史，与正史记载基本吻合，但也有与新旧《唐书》不太一致的地方。如在史籍《新唐书》中记载：“及诺曷钵至京师，帝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末，拜左领军卫大将军。久之，摸末死，主与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来请婚，帝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而《镇原慕氏族谱》则根据《大周故青王墓志铭》认为：“诺曷钵十七年四月，唐高宗以会稽郡王李道恩三女封金城公主许婚，至二十九年，慕容·忠十七岁时与金城公主完婚。”孰是孰非，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关于五代至两宋时期环州慕氏的重要活动和历史影响，在《镇原慕氏族谱》中从各类史书中搜集了许多关于慕容氏人物的活动记录，指出这一时期慕容氏多以武功显赫，如慕容·延钊曾为宋太祖赵匡胤立下汗马功劳。北宋庆历年间，环庆路吐谷浑族人有两万余户，其中慕容氏族主要集中在环州，时为环州大姓，他们已简姓慕氏，是当地蕃族的首领。宋朝宰相范仲淹在《种院使世衡神道碑》中说：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余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乃召蕃官慕恩(慕容恩)与诸族酋长八百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彩以悦其意”，可见当时慕容氏在诸蕃人中的突出地位。
两宋时期，环州慕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如慕恩(慕容恩)、慕洧(慕容洧)等的归属问题，在宋夏、金夏的对峙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几方面都在极力拉拢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拉拢慕容氏家族。以往人们所见到史书中讲到环庆路的蕃族，如熟蕃、生蕃，往往认为就是东山党项族人或者唐朝时期留下来的吐蕃族人的后人，却忽略了吐谷浑族人的活动。《镇原慕氏族谱》的家族历史追述，给了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宋朝时期环庆路的吐谷浑族人，其数量和影响绝不亚于党项族人和吐蕃族人，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必须关注以慕容氏为代表的吐谷浑族人的活动。
关于镇原慕氏的发展源流，《镇原慕氏族谱》从明嘉靖年间环县贡生慕永忠出任镇原县教谕并落居镇原讲起，详细记载了五百年来镇原慕氏二十五世的沧桑历程。其第三卷《氏族逸事》，从正史、家乘、碑铭及家族传闻中总结出有关慕(容)氏宗族的三十七个历史故事。我认为其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就是真实地记载了清同治年间陕西马正和等人的回民军队在镇原与慕氏家族的流血冲突的片段，在这次冲突中，慕寿祺的爷爷、叔父等七十六位慕氏族人死难。
民国年间慕氏家族的著名人物为慕寿祺(公元1874～1947年)，字少堂，镇原平泉古城山人，慕永忠的十八世裔孙，曾先后担任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甘肃省长公署秘书长等职，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转入学界，出任甘肃学院文史系教授，潜心教书和做学问，兼通文学、史地，著有《甘宁青史略》、《经学概论》等三十余部书，其所撰著的《甘宁青史略》等，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西北历史时不可遗漏的文献，该书既有姓氏文化价值，又有民族史研究的价值。
姓氏关系着历史与血脉，祖先历经的苦难和辉煌通过这血脉流传到现代，从姓氏到家庭，从家庭到家族，从家族到家族文化。在家族文化里，人们既可以阅读到古往今来的政治、经济、教育、道德，也可以了解到祖先的生存状态、处世为人、价值观念等。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提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管之下”，将氏族志提高到史的地位。可以说，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陇东地区在历史上处于农牧文化的交替地带，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如义渠戎族、匈奴族、羌族、鲜卑族、党项族、吐蕃族等都先后在这个地区活动过，后来都实现了民族融合。从一定意义上讲，陇东地区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但是融合后各民族后裔的去向却一直不甚明白。有些家族即便略知自己的族源，也以曾是某个早已消失的民族的后裔为耻，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家族源流，这就给人们研究陇东民族的去留问题增添了困难，似乎陇东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么迁移到别处了，要么就是蒸发掉了。而《镇原慕氏族谱》则公开承认自己是吐谷浑汗国的后裔，其勇气可嘉。既然镇原慕氏来源于环县，而如今环县木钵乡等地也生活着大量的慕氏民众，这些慕氏是否也可以认定是吐谷浑汗国的后裔呢？在《镇原慕氏族谱》中，也给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启示，认为“木钵”即“慕钵”，是慕容·钵曷诺的缩写形式。
以人名命国名、地名，在吐谷浑汗国历史中多有先例，如“吐谷浑”就是该部族最早的领袖的名字。所以说，《镇原慕氏族谱》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陇东历史，揭开许多历史难解之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该书对当代学术界的吐谷浑汗国研究提出了疑义。如一些民族学专家将吐谷浑汗国列为一个古代民族，在近年出版的《甘肃大词典》中，也将吐谷浑汗国专列为一个民族来看待。学者慕思恭认为这是不妥的：其实“吐谷浑”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时间较长的西北氏族王国，就族系而言，它仍然属于慕容鲜卑的一个分支。
总之，《镇原慕氏族谱》为人们研究吐谷浑汗国慕容氏族源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和思路。虽然有些提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同样的价值，这些新观点对于推进西北地区民族演变与融合历史的研究，一定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2.吐谷浑汗国及其佛教：
吐谷浑汗国所处的时代正值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时期，其周边政权无不深受佛教的影响和渗透。由于南北对峙，中西交通孔道上的河西走廊因被北方政权据有而阻塞，吐谷浑汗国所控制的地区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交往的要道，西域与中原的使者、商人、僧侣也往来其间。随着僧侣和信徒的经过，吐谷浑汗国或多或少要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公元六世纪，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丝路干道重新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但由于吐谷浑汗国特殊的地理位置，穿越吐谷浑汗国领地的青海古道，仍然与丝路贸易和佛教流传有着重要关联，吐谷浑汗国为佛教传播继续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有关吐谷浑汗国的佛教，正史中除南朝系史书有零星记述外，北朝系史书不见任何记载。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日本学者後藤勝、山名伸生从佛教美术的角度探讨过吐谷浑汗国和成都佛教造像的关系，国内学者仅是附带提及吐谷浑汗国自慕利延后期信仰佛教，很少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
关于佛教传入吐谷浑汗国时间，在史籍《梁书·西北诸戎传》中关于吐谷浑汗国传入佛教的记载十分明确：“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
从记载上看，吐谷浑汗国确曾信仰佛教。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但佛教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吐谷浑汗国，却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据这条记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吐谷浑汗国在拾寅时代开始有佛教。并且，吐谷浑汗国贵族也是在这个时候由移动篷帐生活开始转向城郭屋宇生活。第二种，拾寅时代以前吐谷浑汗国已有佛教。
通过其他材料的佐证，拾寅时代吐谷浑汗国“国中有佛法”，应该没有问题。拾寅是吐谷浑汗国的第十二代可汗，在位时间为公元452～481年。关于拾演敬慕佛教，在史籍《高僧传·玄畅传》中也有记载：“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少时……往凉州出家……后遇玄高，事为弟子……其后虐虏剪灭佛法。害诸沙门，唯畅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十七日发自平城……以八月一日达于扬州……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再三固让……迁憩荆州，止长沙寺……迄宋之季年……西适成都……至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瞩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以齐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齐兴……齐骠骑豫章王嶷作镇荆、陕，遣使征请。河南吐谷浑汗国主，遥心敬慕，乃驰骑数百，迎于齐山。值已东赴，遂不相及。”齐建元元年是公元479年，这段文字记述的是拾寅死前二年的事情，因此，“河南吐谷浑汗国主”指的当是拾寅。
认为拾寅时代以前吐谷浑汗国已有佛教，主要是依据史籍《高僧传·慧览传》中的一段记载：“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乃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汗国慕延世子瓊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慕延是拾寅前一代可汗，也即史籍《魏书》、《北史》中记载的慕利延，在位时间公元436～452年。慕利延在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被宋文帝册封为河南王，嫡子为左将军、河南王世子。这位世子与瓊字形相近，和瓊当为同一人。所立寺院称左军寺，盖因为左将军之意。拾寅是慕利延从兄弟之子，在史籍《北史·吐谷浑汗国传》中记载：“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遣使通宋求援……七年，遂还旧土”。这里的七年当指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吐谷浑汗国的这次入侵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给于阗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藏文版的史籍《于阗国史》中，记述了拾寅所率吐谷浑汗国人当时杀人如麻，致使人民减半，佛教寺院也大半被毁。
于阗，是当时西域地区信仰佛教的国度，由于慕利延大肆杀戮佛教徒、毁坏寺院，因此持慕利延时代吐谷浑汗国开始接受佛教之说的学者一般认为，吐谷浑汗国是在慕利延返回故地后经过慧览的一番教化才信仰佛教的，恝览经由吐谷浑汗国的时间当在公元446～452年之间，而学者唐长孺则推测，慧览过吐谷浑汗国的时间在战祸之前。
唐长孺的考证是有道理的：
其一，经过如此惨烈的战争，慧览即使在今后几年也很难在罽宾、于阗从容求法授戒。
其二，慕利延在于阗烧毁佛寺、杀戮佛教徒之后，慧览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吐谷浑汗国传教？这实在大可怀疑。
其三，作为《高僧传》这样一部书，对于毁佛这种事件是不会忽视的，而从《慧览传》上看，却丝毫没有经历这场战乱和痛惜佛教受损的笔墨。
基于这三点，人们把慧览路过吐谷浑汗国的时间确定在慕利延败退于阗之前，即在北魏太延五年～太平真君五年之间(公元439～444年)。而这也就是吐谷浑汗国开始正式接受佛教的时间。至于慕利延为什么先允许世子接受佛教，并在蜀建立左军寺，后来却又在于阗毁灭佛寺，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加以解释。
佛教有否可能更早传入吐谷浑汗国？从现有材料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在史籍《高僧传·慧叡传》中记载：冀州出身的僧人慧叡，“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志。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后还憩庐山，俄又入关从什公(鸠摩罗什)谘廪。后适京师，止乌衣寺……叡以宋元嘉中卒。”
按龟兹国佛教高僧鸠摩罗什于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岁末被后秦迎至长安，尊为国师，卒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如此，慧叡去长安的时间当在这期间，他西行归国的时间绝不会晚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至于他何时路过吐谷浑汗国，虽无具体时间可考，但可以其他旁证材料加以推断。东晋高僧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沿陆路西行求法，历经十余年，也就是在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取海道返国。
慧叡往返的路线虽然不详，但他游历诸国，到达了南天竺界，所需时间长短应与法显大致相当，而他归国的时间要比法显早许多，由此可知，他西行求法的时间应在(公元399年)以前。根据慧叡的经历推算，他在蜀西界的遭遇有可能发生在视罴时代(公元390～400年)前后。蜀的西界很早成为吐谷浑汗国的势力范围，在史籍《魏书·吐谷浑汗国传》中记载：“吐谷浑汗国遂徙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昂城，即今四川西北的阿坝。龙涸，今四川西北的松潘。慧叡经过时那里还不识僧人，说明视罴时代前后佛教可能在吐谷浑汗国尚未流传。
从文献记载上看，吐谷浑汗国开始接受佛教似乎是因为慧览路经吐谷浑汗国，经过教化，他的德行学问赢得了王室的敬重。其实，从吐谷浑汗国的发展史看，这一时期接受佛教并非偶然。吐谷浑汗国原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汗国率所部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阴山。西晋永嘉末，又从阴山南下，至陇西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北，然后子孙相继，向南、北、西三面开拓疆域，统治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吐谷浑汗国孙叶延时，仿效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之名为氏，亦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汗国亦由人名而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从吐延建立政权至阿豺时代(公元417～426年)，是吐谷浑汗国逐渐发展阶段。当时吐谷浑汗国北部先后建立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夏等政权，为了能立足于强悍的群羌之地，在十六国、南北朝群雄割据、政权更替频仍的情况下，吐谷浑汗国积极利用各种矛盾，周旋于强国之间，努力发展自己。吐谷浑汗国与北方其它政权发生关系是从碎奚时代(公元351～375年)开始的。当时前秦势力向西发展，为不殃及自己，碎奚向苻坚遣使献物，被苻坚拜为安远将军漒川侯。西秦对吐谷浑汗国的威胁最大，为了北境的安宁，视连、视罴在位期间时而被迫向西秦称臣纳贡，时而与之兵戎相见。西秦拜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树洛干和阿豺两代可汗不仅从西秦手中收复失地，而且扩土发展。阿豺时又遣使刘宋，欲联宋抗秦，被封为浇河公。慕利延兄慕璝为可汗(公元426～436年)时，吐谷浑汗国由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他通刘宋，被授陇西公，据史籍《魏书·吐谷浑汗国传》记载：“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慕璝与北凉国沮渠·蒙逊、胡夏国赫连·定以及刘宋政权联合抗御西秦国。
西秦永弘四年(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擒获并送北魏都城平城，慕璝因此被北魏封为大将军、西秦王。通过一系列战争，吐谷浑汗国占据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扩展了统治地域，其东北部抵达陇西一带，拥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凉州的一小部分，获得了西秦、夏两国的大量人口和财物，乞伏氏、赫连氏后成为吐谷浑汗国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吐谷浑汗国从此进入强盛时期，并与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吐谷浑汗国邻近的这些政权大都笃信佛教，许多高僧在那里讲经弘法并被崇为国师或军国顾问，声名远扬，吐谷浑汗国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慕璝的领土扩展，将许多佛教的势力范围纳入吐谷浑汗国的统治之中。如陇西秦州，为西秦的领土，公元五世纪初佛教在陇西地区已相当兴盛，至今遗存的永靖炳灵寺和天水麦积山石窟都有西秦时的绘画和雕塑。在麦积山，与慧览俱以寂观见称的禅宗高僧玄高等当时在那里修行，据史籍《高僧传·玄高传》的记载，山上有徒众百余人。凉州作为魏晋以来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佛教向东传播的主要地区。据史籍《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六年(公元385～401年)，那里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如此广泛、浓厚的佛教氛围，必然会对吐谷浑汗国产生影响。因此以慧览为契机，慕利延时代开始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吐谷浑汗国中的佛教性质，却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令人费解。
慕延世子瓊等既然接受了佛教，为什么在蜀为慧览立左军寺？无独有偶，据史籍《梁书·西北诸戎传》中另一条吐谷浑汗国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是“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锺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伏连筹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建塔立寺，却要在梁朝的益州建一座九层佛寺呢？
首先这不是由于建筑技术上的原因。吐谷浑汗国虽然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城郭而不居，有屋宇而杂以篷帐，但毕竟建有城郭、屋宇。拾寅时开始筑宫殿，“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子弟王者也由移动篷帐生活开始转向城郭屋宇生活。此外，慕璝召集的秦凉亡业之人，应该是一些汉族人生产者，而且很多应该是佛教徒。因此，吐谷浑汗国应该具备独立创建寺院的能力。不在自己的领域建塔立寺，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使然。
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因与汉族人接触，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不断汉化，胡族上层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很快接受了佛教。而吐谷浑汗国很早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汉化较浅。据史籍《洛阳伽蓝记》中记述北魏僧人宋云、惠生在伏连筹时代(南梁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去西域取经，取道吐谷浑汗国，他们描述当时吐谷浑汗国的语言文字同于北魏，流行汉语，但“风俗政治，多为夷法”。
1960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两次对位于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浑汗国晚期都城伏俟城进行了调查研究，探明伏俟城由内城和郭城组成。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一千四百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城垣有砾石垒砌。内城在郭城西部，方形，边长约二百米。墙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宫殿遗址可能建在位于城内偏西北处发现的边长为七十米的方形台基处。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吐谷浑汗国后期仍然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吐谷浑汗国统治的区域，原本羌、氐聚居之地，在史籍《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河关(今甘肃兰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在典籍《禹贡》中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可见，汉朝时期西羌也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因这里地处险远，汉族势力直到西汉中期才刚进入，开发也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好的河湟流域，尤其是湟水地区。
根据青海省考古普查资料看，汉代遗址墓葬在湟水流域有四百余处之多，而在黄河流域的却不足十处，而且主要分布在化隆、循化两县的黄河两岸。由此推论聚居在这里的羌、氐各族受汉文化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吐谷浑汗国吸收了文化并不是很先进的羌、氐各族，使他们成为主要部民，自然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不能同在汉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民族政权相提并论。因此，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史籍《梁书》中“国中有佛法”一句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吐谷浑汗国也像当时的其它政权那样广泛信仰佛教，合理的解释是吐谷浑汗国自慕利延时代起虽受到了佛教的浸染，但对佛教的接受是有限的。吐谷浑汗国的宗教信仰仍然主要是原本原始的巫术，即遇事占卜，敬鬼神，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巫术是漠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信仰，在史籍《高僧传·昙霍传》中记载，南凉建和二年(公元401年)，高僧昙霍来到河西鲜卑建立的南凉传教，南凉国主之弟耨檀说：“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于是，为证明佛道神明，昙霍幽闭七日不食，毫无饥渴之色，耨檀才厚加敬仰，改信皈依。正因为吐谷浑汗国接受佛教的程度有限，所以前述慕利延一方面认可世子瓊向南朝宋遣使并出资为慧览在益州建寺，而当他侵入于阗这个佛教之国时，不仅屠戮人民，对佛教寺院也毫不留情。
佛教又有像教之称，立寺建塔、开窟造像在吐谷浑汗国周边地区曾蔚然成风，至今遗留下许多当时的佛教美术遗迹。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和笔者对青海地区进行过的实地调查，青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很少，所有遗迹也主要分布在西宁及以东的农业地区，这也反映了吐谷浑汗国佛教并不兴盛的状况。
吐谷浑汗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本身游牧经济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它势必与内地的其它政权发生密切的联系。慕利延和伏连筹都选择在南朝统治下的益州地区建塔立寺，与其说是由于仰慕佛教，不如说是以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加强与对佛教极为重视的南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吐谷浑汗国作为地处边疆较为弱小的政权，为了自我保护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两大政权均遣使称臣，接受封号，但与北朝的关系是时战时和，而与南朝一直和平友好，从未发生过战争。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东晋王朝灭亡，南朝刘宋政权建立，吐谷浑汗国正当阿豺在位。他兼并氐、羌，拓土至龙涸、平康，和刘宋西边的益州接壤。由于从龙涸沿岷江而下，就可到达蜀郡的中心成都，这条经青海通往巴蜀之路，被称为青海古道中的“河南道”，当时西域、柔然与南朝往来皆经此途径。阿豺在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开始遣使通宋，献方物，此后交往不断。据周伟洲先生《吐谷浑汗国史》中的统计，吐谷浑汗国向刘宋遣使计二十次，向南齐遣使一次，向萧梁遣使九次。
南朝宋嘉元二十二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王朝出兵攻击慕利延，致使其败走于阗。次年虽返回故土，但慕利延惧魏军再至，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向宋遣使并上表“……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儁门”，请求保护。南朝宋太祖不仅赐以牵车，而且同意“若虏(指北魏)至不自立，听入越儁”，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以上仅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吐谷浑汗国在南朝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最后一次向南朝遣使后，可能由于侯景之乱后梁朝诸王混战，生产凋敝，尤其是西魏政权在南朝梁承圣二年(西魏二年，公元553年)占取益州之后，吐谷浑汗国与之交恶，所以入梁朝贡的交通也就基本被阻断了，以至直至陈朝的史籍中都不再有关于吐谷浑汗国的记载。
吐谷浑汗国向南朝遣使献方物，一方面要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另外是为贸易往来。所献方物也是投其所好，联络感情，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众所周知，自东晋以来南方许多帝王名士积极倡导佛教，梁武帝萧衍还以护法人主自居，亲自登坛讲演佛理，使南方佛教之盛达到顶点。吐谷浑汗国遣使并携带资财要求南朝君主同意在他们领土内的益州建塔立寺，其实和投其所好贡献方物性质是一样的，而且有什么方物比这样修功德更赢得人心呢。为表示对华夏文化的虔敬，梁大同六年夸吕可汗遣使，还向梁武帝“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梁武帝“敕付像并制旨涅磐、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以这样的方式和南朝交好，并非只有吐谷浑汗国。高昌沮渠政权为了对抗北魏，曾四次遣使刘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其所行的路线都经过吐谷浑汗国境内，所携带敬献的方物，其中一次就有在中原尚未获见的佛经《毗婆沙论》。
选择益州建塔立寺也非偶然。益州的中心地成都自西汉起就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南北朝时期为刘宋、南齐和萧梁所领有，南朝梁承圣二年(公元553年)，尉迟迥率西魏军夺蜀，从此归入北朝的统治。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吐谷浑汗国与益州的关系尤为密切。据史籍《梁书·河南传》的记载，伏连筹在南朝梁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十五年(公元516年)迭献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不仅如此，河南道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南朝与柔然以及西域往来的重要通道。在史籍《南齐书·州郡志》中记载：“益州，镇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据史籍《南史·萧纪传》中的记载：萧纪在南朝梁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僭号于蜀之前，曾经“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儁，西通资陵、吐谷浑汗国。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益州特别是成都地区不仅商业繁盛，文化昌达，佛教也十分兴盛。从考古发现看，以成都为中心有许多当时的佛教造像出土，仅毁于唐武宗废佛之厄的位于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就已陆续出土宋、梁、北周和隋唐造像二百余躯，所以吐谷浑汗国在益州建寺立塔即迎合了当地的佛教氛围，同时也在那里为宣传自己建立了一个窗口。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吐谷浑汗国对佛教的传播有过积极的贡献，同时佛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吐谷浑汗国。可以肯定，至少在慕利延时代，佛教传入了吐谷浑汗国。不过，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限制，吐谷浑汗国对佛教的接受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史籍《梁书》中记载的“国中有佛法”，只是说明了吐谷浑汗国受到佛教的影响，并不能因此将其信仰佛教的程度与当时周边的其他政权相提并论。而史料中关于吐谷浑汗国在益州建塔立寺的记载，则更多地是吐谷浑汗国利用佛教与南朝亲善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
资料有待补充。